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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娃和亚当受到蛇的引诱,偷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被上帝驱逐出伊甸园。他们的后代,从此失去了家园,生活在人和人无休无止争斗的土地上。一部分人用自己制定的善恶标准折腾另一部分人,有些人走上了漫长的寻找家园之路……
现在一提起流氓,很容易联想到聚众斗殴、放刁撒泼、以及调戏妇女这些不法行为来。其实,“流氓”的原意,是指离开家园的人。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壮部》解释说:“自彼来此之民曰氓,从民从亡,会意。”因为“流”和“亡”同义,古时也将“流氓”写作“流民”。
《诗经》中有一首诗就是用“氓”(音meng)字为题的,开头四句是:
“氓之蚩蚩,抱布贸丝。 匪来贸丝,来即我谋。 ”
这是假借一位女子的口吻写的,译成白话,便是:
小流氓呀笑嘻嘻,
抱著布匹来换丝。
换丝不过是借口,
他想和我成好事。
显然这位抱布贸丝的“氓”的身份,是一个离乡背井的小商贩。
近人郭沫若发表于1924年的自传体小说《行路难》里有这么一段:
“……流氓……流氓……流氓……
这是一个多么中听的音乐的谐调,这是一个多么优美的诗的修辞哟!
淡白如水的,公平如水的,流动如水的,不为特权阶级所齿的,无私无业的亡民!
啊,这把平民的尊严,平民的刚健,平民的勤勉,平民的辛艰,都尽态地表现出来了。
……流氓……流氓……流氓……
有闲有产的坐食的人们,你们那腐烂了的良心,麻木了的美感,闭锁了的智性,能了解得这‘流氓’二字的美妙吗?
……流氓……流氓……流氓……
啊,你这尊贵的平民的王冠,我要把你来加在我自己的头上,加在我妻儿们的头上。”
这段如同诗一般的流氓颂歌,用的也是流氓的原始含义。
说了以上这一大篇,是因为端午节。过端午节,自然就想起一个名字──屈原。许多年以前,我在墨尔本华人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那篇文章提到上海有个评论家叫朱大可的说李白是流氓,还引了朱的一句话,大意是说,除了屈原以外,还没有谁比李白更流氓。我对此说颇以为然,觉得没有什么比“流氓”这顶“尊贵的平民的王冠”更能显示屈原的荣耀了。
屈原是贵族,但他心系平民:“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他“苏世独立,横而不流”(《橘颂》),坚守自我人格,因而遭谗见疏。他对内改革、对外抗秦的主张不被采纳。那个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恶劣环境没有他的容身之地,幸抑或不幸,他被逐出郢都,成为名副其实的“流氓”。他不仅身体饱受流放之苦,更是精神上的流浪者,终其一生,他不断寻求失落的精神家园。司马迁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在《离骚》这篇宏伟的抒情诗中,诗人让为月亮驾车的女神当他的前驱,让风伯当他的后卫,让俊鸟作他的卫士,让雷师作他的侍从,他驾驭着凤凰驰骋,上天入地追求他的理想,却以失望告终。这位既失去地上的家园又找不到精神家园的诗人,最后写下:“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唉!举国没人理解我,我何必眷恋着故都?)
鲁迅写过一篇题为《流氓的变迁》的杂文,概述了中国的流氓变迁的历史。 在这篇文章中,鲁迅将自古以来不满于现状,要求改革的中国文人归结为“儒”与“侠”两类。用司马迁的话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鲁迅指出,“乱”和“犯”都不 是“叛”。这个分析也适用于屈原,他当然也不是“叛”,他心里不可能发出项羽那种“彼可取而代之”的声音,他也不可能象后世的陶渊明那样,“心远地自偏”,远离政治的旋涡。虽然同样是遗世独立的精神漂泊者,陶渊明能把梦和现实分开,创造一个内心世界的桃花源,故可以在艰辛的劳作生活中“悠然见南山”,而屈原却是“涕泣交而凄凄兮,思不眠以至曙。终长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悲苦如斯,最终投江自杀应是不可避免的结局了,非如此,则不是屈原。
屈原的一生是一个悲剧。作为政治家,他是失败的。他的爱国主义,在今天看来也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他的投江,更不值得效法。然而长期的漂泊生活,造就了一个伟大的诗人。他的诗为后世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而最光耀千古的诗句,大概是这一句了: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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