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2008年3月6日在北京病逝，享年91岁

　　1954年，正在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工作的刘东生，第一次参加了黄土高原的科学考察。他结识了黄土，还有后来成为夫人的胡长康。
　　从那时起，黄土与刘东生一生为伴。在那本被国内外同行视做经典的专著《黄土与环境》中，一层层的中国黄土，被描述为一个个的地球故事。
　　从中国黄土，可以追溯全球环境和气候演变的历史；而追溯环境气候历史，可以为人类面临的种种环境问题，诸如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沙尘暴的频频发生，提供十分重要的决策依据。刘东生和同事的研究表明，黄土高原上，从来就没有过大面积的森林植被。也就是说，在一些黄土地区，树木难以扎根；即使种上了，过几年也可能死掉。因此，环境治理必须因地制宜。
　　2002年4月，刘东生作为第一位中国大陆的学者，在美国领取了有“环境科学诺贝尔奖”之称的泰勒环境奖。评委会对他的评语是：“自然界把它的环境变化写入了三本天书，一本是深海沉积物，一本是极地冰芯，另一本就是中国的黄土沉积。……刘东生在半个世纪的不懈努力中，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开启了这三本天书中的一本——中国的风成黄土沉积。”
　　回到北京后，刘东生到102岁的王恒升院士家里报喜。王恒升是他在西南联大时的老师。在老师面前，刘东生恭恭敬敬地展示那块金牌。
　　刘东生1917年11月22日生于辽宁沈阳，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地质系。在60多年的地学研究中，他在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第四纪地质学、青藏高原与极地考察等领域，特别是黄土研究方面，做出了大量原创性贡献，使中国在古全球变化研究等领域跻身世界前列。2004年2月，刘东生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07年8月，欧洲地球科学联合会在北京授予他“洪堡奖章”，他也因此成为中国第一位获得这项殊荣的科学家。
　　每一项重要研究成果的后面，都隐藏着巨大的艰辛。刘东生曾回忆：“每年有几个月在野外奔走，为了工作可以披星戴月，不带任何行李，在黄土高原上走到哪里，睡到哪里。”
　　野外工作还意味着风险。刘东生走遍黄土高原，采集到数不清的黄土样本。原始黄土层往往位于悬崖峭壁，采集样品时不慎，甚至可能有生命危险。
　　他像侦探一样研究黄土，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笔者曾在刘东生办公室见过他50年前的一个野外记录本。工整的文字叙述，清晰的地质素描图，诉说着主人的专注。
　　学术界并非净土。为了各自的利益，科学家之间难免磕磕碰碰。刘东生拿到科研项目时，总希望国内的优秀科学家都能参与。他喜欢与同事们在学术研讨时激烈争论，在野外重逢时纵情欢呼。
　　在这种难得的学术氛围中，黄土研究的薪火代代相传。20世纪30年代，刘东生的师长杨钟健等前辈率先研究中国黄土，提出黄土的形成是十多万年前的事；刘东生这一辈研究者，将黄土的历史推进到距今约250万年；刘东生的学生安芷生、丁仲礼等人，进一步推演至600万至800万年前；更年轻一辈的郭正堂等人，则将黄土的历史追溯到了2200万年前。
　　“文革”期间，年过半百的刘东生被罚扫地，在那样的环境中，他或许更加怀念质朴的黄土。当一种名为克山病的地方病引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重视时，刘东生才重新获得了研究的机会。克山病是一种原因不明的地方性心肌病，1969年，刘东生接到通知，参与克山病的研究调查。他后来成为了中国环境地质学研究的开创者。刘东生和同事们发现，陕西、黑龙江等病区普遍缺硒，而非病区基本不缺硒，印证了克山病与硒元素严重缺乏存在一定关联的观点。这项研究拯救了数以千计的生命。
　　刘东生的足迹，还从黄土高原拓展到南北两极以及青藏高原这个“地球第三极”。
　　1964年起，他参加和领导了希夏邦马峰、珠穆朗玛峰、托木尔峰、南迦巴瓦峰等多次科学考察。1991年，74岁的刘东生参加了南极考察队；1996年，他79岁时去了北极的斯瓦巴德岛；2004年，87岁的刘东生踏上“死亡之地”罗布泊。他说，自己喜欢实地踏访，所从事的学科也需要实地踏访。
　　学生们称他是“一百年出一个的超级老头”。2000年，老先生软磨硬泡，要随队去南沙考察。考察队准备了几套方案，以便在他晕船时迅速送回岸上。谁能想到，刘东生年轻时在天津拿过100米自由泳冠军，至今宝刀未老。船上很多年轻人都趴下了，他却依旧神采奕奕。
　　刘东生曾是中国科学探险协会的首任主席。今年3月6日他去世当天，协会现任主席高登义写下了一首诗：科星陨石归黄土，太阳东升又西落。一心解读环境史，滴水入海尽辽阔。
　　先生从此可以与他挚爱的黄土永远相伴了。■

作者为《财经》环境与科技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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