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张树剑. 近现代针灸科学化实践与转向——以朱琏为中心. 中国针灸，2014，34（10）：1009-1015

摘要：追踪近现代针灸学者朱琏的学术思想，并与同时代针灸学者进行比较，发现民国以来针灸学术思想有着明显的科学化实践倾向，而以朱琏尤为显著。这一科学化的思想延续至新中国建国早期，伴随着针灸学高等教育的进程，针灸学教材所体现的学术思路与以朱琏为代表的科学化方向殊途，针灸学教育与学术理论的基本路径由此转折。

厘清近现代针灸学术思想的变迁与转折，是准确理解针灸理论之所必须，笔者拟从近现代针灸家朱琏的学术思想中觅得踪迹。

目前，对于近现代针灸学术理论的走向已有部分学者作出了有价值的研究，有代表性的是张建斌等发表的《以旧学为根据，用科学作化身——民国时期澄江针灸学派科学化实践探析》[1]，以承淡安所代表的澄江针灸学派为研究对象，对该学派在民国时期主动探求针灸科学化的道路作出分析；李素云的《解读的异化——西学影响下的针灸理论演变》[2]以及《近代针灸理论演变中的西医影响研究》[3]两文涉及了针灸理论在西学影响下的转变轨迹，相关研究亦体现在其著作《西医东传与针灸理论认识之演变》[4]中；此外，谭源生的学位论文《民国时期针灸学之演变》[5]，亦对民国的背景与针灸理论的变迁作了一定程度的解读。相对来讲，对近代针灸医家朱琏的研究目前较少，主要研究集中在朱琏学术思想的总结以及部分纪念文章，代表作如韦立富等《现代针灸学家朱琏学术思想简介》[6]，马兰萍《新中国针灸学的开拓与革新者——记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创建人朱琏同志》[7]，但是结合学术史与近现代针灸理论的变迁轨迹对朱琏的研究，目前尚少见学者关注。

朱琏（1909—1978），字景雩，出生于江苏省溧阳县。早年毕业于苏州志华产科学院，并长期从事妇产科工作，1944年在延安跟随任作田老中医学习针灸，从此走上针灸临床、科研与教育之路。1948年，朱琏在河北省平山县创办了华北卫生学校，设有专门的针灸训练班，朱琏自己编写讲义。新中国成立后，朱琏曾任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中医科学院前身）针灸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倡导针灸科学研究，并在针灸训练班讲义的基础上编辑成书《新针灸学》。《新针灸学》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代表性针灸学专著，先后被翻译为朝鲜、俄、越南等多国文字，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

本文以朱琏这一近现代针灸学界的代表人物的学术思想轨迹为中心，探索近现代针灸学术理论与思想的转折。

1 金凤汉事件中朱琏的态度

1961年，朝鲜科学家金凤汉声称发现了经络的实体，2年后又发表题为《关于经络系统》的长篇报告，宣称他发现了与中国古代经络经穴相对应的解剖结构，并命名为凤汉系统，包括“凤汉管”和“凤汉小体”。该报告被该年度《人民日报》[8]全文转载，并作了题为“为朝鲜科学研究的卓越成就欢呼”的评论[9]，卫生部中医研究院也发去贺电[10]。但是经过中国在内的多国科学家的验证性实验，最终无法重复金凤汉的实验结果。虽然近年来有人对该事件又提出新的认识，认为当年“凤汉学说”的实验结果在当时不能被其他研究团队所追溯再现，主要是由于当时科技的条件限制，缺乏来自国际学术界的认同和朝鲜方面的技术细则保密[11]。但是学界的基本观点还是不能认同所谓的凤汉小体与经络系统存在关系。

而就在国内媒体“为朝鲜科学研究的卓越成就欢呼”时，作为国内针灸界代表学者，朱琏却提出不同看法。据其共事多年的同事薛崇成[12]回忆：“当所谓金凤汉发现经络结构的事件被报道后，影响很大。有人希望她最好给金去一电报祝贺，朱琏同志却拒绝了这位好友的建议，她说：‘我倒要看金凤汉如何下台。’事实验证了她的判断。”

那么，这样一件在当时貌似极大地鼓舞人心的事，为什么中国医生朱琏却明确地表示了否定态度？朱琏所作出的基本判断的根据是什么？

2 朱琏的学术背景与基本学术思想

朱琏1927至1930年就读于苏州志华产科学院，毕业后曾于上海普善医院妇产科工作。朱琏在妇产科专业造诣应该是比较深的。据王旭等整理的回忆录《朱琏同志在石家庄》[13]所述，1936年3月，朱琏在石家庄西衡街北口路西成立了“朱琏诊所”，当时请朱琏接生、看病的人很多，一些上层人物的家属有了病或者生孩子也愿意找朱琏。1944年，朱琏在陕北向老中医任作田学习针灸，第二年即积极投入到针灸的临床试验中，曾为自己施针，治愈了自己的坐骨神经痛。1948年冬季，朱琏创办了华北卫生学校，内分4个训练班：医生班、妇婴卫生班、助产班与针灸班，其中针灸班的针灸课由其亲自执教[14]自序。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针灸疗法实验所”成立，朱琏任所长。1955年中医研究院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针灸疗法实验所”并入中医研究院，更名为“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朱琏任所长。在朱琏的针灸职业生涯中，一直注重对针灸机制的探索，早在“针灸疗法实验所”时期，朱琏就发表了探讨针灸机制的学术论文《针灸疗法的重要性及其原理》，并和同事们与北京大学医学院、北大结核病院、北京协和医院等机构合作开展针灸对补体的影响以及针灸抗疟研究等[15]。

可见，朱琏的学术背景中中西兼备，早年的妇产科医学教育为其打下了较为扎实的现代医学基础，学习针灸后，不但在临床上身体力行，而且积极开展针灸实验研究。追踪朱琏的教育与学术经历，是分析其学术思想与态度的基础。

朱琏的学术思想集中体现在其代表作《新针灸学》中。朱琏的同事，中国中医科学院（原中国中医研究院）第一任院长鲁之俊评价《新针灸学》：“这是解放后运用现代医学观点和方法，摸索提高针灸临床技术与科学原理的第一部针灸著作”[16]。《新针灸学》不同于传统的针灸著作，之所以名之为“新针灸学”，在该书第三版序言中有叙述：“针灸医学自有记载以来，上溯《内经》，下至近代，举凡著作的基本论点大体相同，多因袭旧论。像朱琏同志这样从实践出发，结合古今医学理论而有所创新，自成体系，应当说是开辟了针灸学的一个新阶段，因而称之为‘新针灸学’是名副其实的”[14]第三版序。

朱琏对针灸学理论阐述的基本立论是神经学说，她在《新针灸学》“针灸为什么能治病”一章中开宗明义：“针灸所以能治病，主要是由于激发和调整机体内部神经系统的调节机能和管制机能”[14]11。

在阐述针灸治病的关键时：“针或灸的刺激，作用于一定部位的皮肤和深部的神经结构，它的反射路径可能既通过躯体神经系，又通过植物神经系。但不论它如何通过法，要对疾病的治疗发生作用，在通常情况下，就必需有中枢神经的最高级部分——大脑皮层的指挥或参与”[14]11。

对经络与腧穴的态度，朱琏也与传统不同。元明以降，针灸学理论基本上已将经络与腧穴结合起来论述，言腧穴必言经络，而且将修习经络循行作为学习针灸的必进之阶。然而，在朱琏的《新针灸学》中，仅仅在第四篇“孔穴”的总论部分极其简要地说明了古代针灸医书上的经穴排列顺序，附仿明代版本的十四经循行图，其余再不言传统经络。朱琏说：“根据我们的临床体会，我国古传的经穴虽然分属十四经，但其所在部位，大都符合人体神经系统的解剖情况”[14]68。同时，《新针灸学》没有分经描述穴位，而是分部叙述。该书的第四篇“孔穴”，将穴位分为头部与颈部、背部和肩胛部、胸部、腹部、上肢部、下肢部等6节分别描述，每一部分的穴位按照体表标志、“等分计量折量法”与国际标准长度计量单位结合进一步划线分区，并描述定位。比如在头部与颈部区，朱琏将其分为头顶部正中线、头顶部第一侧线、头顶部第二侧线、头顶部第三侧线、眼区、耳区、口鼻区、颞区、颊区、颈前区、颈后区等11个部分。

在穴位的定位上，朱琏亦摒弃了古书中的同身寸法，而是按照体表标志、“等分计量折量法”与国际标准长度计量单位结合来取穴。比如眼区的穴位定位：睛明，在目内眦旁侧约0.3cm 处；下睛明，在目内眦直下0.3cm 处；瞳子髎，在目外眦旁侧约0.6cm的骨缘凹陷处。穴位的针刺深度，朱琏亦采用国际标准长度单位，如睛明，针0.7cm 深；下睛明，针1cm深；瞳子髎，针0.3cm深。这样的处理方式说明了朱琏对针灸理论基础的理解，据薛崇成教授回忆，朱琏一向不认为有神经与血管之外的经络结构存在[12]。

另外，《新针灸学》第6篇是治疗部分，对病症的分类与描述也与传统中医的病症分类方式不同，而采用现代医学对疾病的分类，共分为传染性疾病、内科疾病、神经精神科疾病、外科疾病、产科疾病、妇科疾病、小儿科疾病、眼科疾病、耳鼻喉科疾病、口腔科疾病、皮肤科疾病等，对每一科疾病的概论与症状也是以现代医学语言来阐述。

如此，由《新针灸学》集中表现出的朱琏的学术思想与传统的中医针灸医生有着很大的区别。这一表面上标新立异的观点与其受教育与学术背景有很大关系。用通俗的话说，朱琏是一位西医学习中医的医生，早年的西医学教育是朱琏医学思想的基础。

笔者曾赴江苏溧阳对朱琏的家中晚辈以及当年的邻居作过采访，并结合相关材料，了解到朱琏是一位快人快语、性情刚直的人。她从一开始就坚持用现代医学的原理来解释针灸，对于传统解释不予采信，在《新针灸学》序言中说：“这以后我遇到一针见效的病越多，我就越觉难以解释了……在这期间，我想找书参考，可是找不到。之后去请教能针灸的中医先生，他们又认为要懂针灸，必须熟悉‘阴阳辨证’‘子午流注’‘九补六泻’等方法。同西医去谈论谈论吧，得到的回答有两种：一种是认为值得研究，既能治病，就一定有科学道理，可是现在没时间去研究；另一种是‘哼，有这个事情？’不发表任何意见。徘徊苦恼，最后自己给自己下了个决心，不管它理论通不通，能治好病就干起来再说。”[14]自序揣摸这一段话的话外音，当然是说明作者对“中医先生”的观点是不认同的。

朱琏一直以来的梦想就是探求针灸的科学原理，这不仅仅在《新针灸学》中得以体现，更贯穿于其组建卫生部针灸疗法实验所及针灸研究所，并进行针灸科学实验的过程中。也就是说，朱琏的针灸实践中有着鲜明的科学化色彩。据鲁之俊回忆，在针灸研究所草创时期，“在她的领导与规划下，针灸研究所为探求针灸医疗的科学原理，开展了生理实验、生化实验、免疫实验等科研项目，成效卓著”[14]鲁之俊跋。

朱琏以西学的基础，接纳了中医学的知识，在临床上尝到了甜头，但对于中医学的学理却是避而不谈，较为纯粹地运用解剖学、生理学去解释针灸的临床现象，是一种比较彻底的针灸科学化的实践，在针灸机制中，尤其注重神经的作用。如今，在数十年针灸基础科研的基础上，针灸学术界对神经机制作为一种重要的针灸效应机制的观点基本上是认同的。

中国中医科学院的专家也由此将朱琏开创的针灸实验学派称为“针灸神经学派”。（注：针灸神经学派，现在尚无专论，但是在2009年朱琏诞辰100周年的清明节，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的部分专家赴河北石家庄朱琏墓地祭奠时，曾献一幅挽联：一生求索开创针灸研究千秋功业，百年师承标新神经学派芳古英名）

3 不谋而合的针灸科学化实践

鲁之俊是长期与朱琏共事的另一位针灸学者，其教育背景及工作经历与朱琏很有可比性。鲁之俊早年毕业于北平陆军医学校，20世纪40年代在陕北与朱琏一起向老中医任作田学习针灸，中医研究院成立后任第一任院长。所以，分析鲁之俊的针灸思想有助于更为透彻地理解朱琏。1950年鲁之俊出版《新编针灸学》一书。在其自序《编者的话》中较为明确地阐明了作者针灸科学化的立场：“（中国旧有的医学）文字的记载很深奥，理论又极其玄妙，使学的人，越看越糊涂，因而，有的望而生畏，不学了；有的迷信着它无批判的全部接受了……（本书）解剖名称已改为现在的科学名词，把‘经、脉’都不用，病名也同样采用了现代医学上的名称，使它逐步的走向科学化的道路，给后学者解决一些困难。但其中关于刺激点的名称，还未想到更恰当的代替名称，因为名称相当多，在初学者是会感到难记的。若干名词，如命门、灵台、神堂等，还包含着迷信色彩，这需要请大家慢慢的来更改了，因为这些名词已沿用了几千年，必须要找到更合适的名称来代替”[17]。本书绝口不讲经脉，也不提腧穴，将腧穴用刺激点来名之。可以说，鲁之俊的针灸思想与朱琏极为相似，也是“新”针灸学的代表人物。

鲁之俊在向任作田老中医学习针灸时，读过当时著名针灸医家承淡安的著作。据鲁之俊的夫人汪丝益口述，1945年春节过后，鲁之俊每日骑马往返于医院驻地刘万家沟与延安城关任作田诊所之间，随任老先生临诊，同时鲁之俊找总后勤部叶季壮部长要了几块银元，请任老托人打成不同规格的毫针，并将任老仅有的承淡安写的两册针灸书籍借回抄录[18]。朱琏与鲁之俊同时向任作田学习针灸，应该也读过承淡安的著作，在《新针灸学》自序中也提到“日本热心于针灸研究的医学者，把针灸分为针科学与灸科学，认为两者各有治内外各症的效用”[14]自序。

主张针灸分为针科学与灸科学的国内医家代表人物即是承淡安。考查民国时期国内最有影响力的针灸医家之一承淡安，其学术思想和针灸观念与朱琏的针灸科学化的思路亦有一定的异曲同工之处。

以针刺补泻手法的描述为例，承淡安与朱琏作为民国时期中国南北两位最具代表性的针灸医家，不约而同地承接了日本学者对针刺补泻的新解释。朱琏将刺激的手法，依刺激的强度、时间和患者的感觉的轻重等因素分为两种：一种是刺激量较大、时间较长、患者感觉较重的方法，称之为强刺激，对于身体的机能亢进现象，可以起到镇静、缓解、制止和增强正常抑制的作用，因而又称之为“抑制法”；另一种是相反的，刺激量不大，时间不长，患者的感觉也不太重，称之为弱刺激，它对于身体机能衰退现象，可以起到促进生活机能、解除过度抑制、唤起正常兴奋的作用，因而又称为“兴奋法”[14]11。承淡安游学日本回国后著有《中国针灸学讲义》，该书在“刺针之目的”一节中叙述针刺的效应：（刺针之目的）“再言之，兴奋、制止、诱导三种之方法而已。兴奋法者，专应用于生活机能减弱之疾病，如肺萎、肝虚、肾衰、筋骨麻木等，所谓虚则补之者。对于此类之疾病，与以轻微之刺激，兴奋其各组织之神经，鼓动其生活之机能，以达疗治之法也……制止法者，与兴奋法绝然反对，对应用于生活机能之亢进所发生之疾病，如知觉神经过敏，发生疼痛；运动神经过兴奋，发生痉挛；内脏神经太旺盛，发生某种分泌过多。宜与强力之刺激，以制止之、镇静之、缓解之之法也，即内经所谓实则泻之、邪胜则虚之之法也……诱导法者，即头有疾，取之足，于距离患部之处，与以刺激，使其部血管扩张，导去其患部之充血郁血，或病之渗出物，以达疗治之目的，所谓微者随之之法也”[19]7－8。早在1931年，张俊义等译述了日本延命山针灸学院系列讲义《高等针灸学讲义》，在该系列讲义《针治学》一书“针之生理的作用”一节中：“针以治愈疾病，其作用有三。第一兴奋作用，第二制止作用（镇静或镇痛作用），第三诱导作用……（一）兴奋作用：对于身体各机关之作用衰弱或麻痹者，与以兴奋……（二）制止作用：筋肉、神经、腺（分泌机）等之兴奋，或血管扩张，血液之组织灌溉旺盛（例如起炎症等时）等，与以镇静缓解收缩作用……（三）诱导作用：隔离患部而从其他部位刺针，以刺激末梢神经，引起血管神经作用，导血液于其部位”[20]。由上可见，朱琏与承淡安对于针刺补泻的认识与日本学者的观点相似，不约而同地对传统的针刺补泻学说作了扬弃，而承淡安的论述更是与《高等针灸学讲义》直接相承。据当今学者[4]123－124考查，以兴奋、制止（镇静）、诱导3种作用来理解传统的针刺补泻学说在当时广受关注，并逐渐成为民国时期对针刺作用分类的一种普遍认识。

除上述对刺法的陈述之外，承氏对腧穴的认识也表现出较为明显的近代化倾向。其一，承淡安较早地在腧穴定位中引入解剖学成果，《中国针灸治疗学》《中国针灸学讲义》《中国针灸学》等书中对每个腧穴的部位（定位）、局部解剖等逐一论述，在《中国针灸治疗学》增列了人体骨骼图、人体肌肉图、人体血管图、人体神经分布图，按解剖部位标记各腧穴的位置。其二，承淡安对腧穴的解释也是“刺激点”。《中国针灸学讲义》中承氏谓：“穴者，为调整或预防脏腑百骸各种组织，发生变态时之刺激点耳”[19]51。在其后期著作《中国针灸学》进一步说明了穴位的作用机制：“自近年苏联巴甫洛夫氏发表高级神经生理活动学说之后，亦足以证明经穴刺激点之刺激，反射大脑皮质，发生调整措施，传导组织起调整运动而达症状解除为可信”[21]。

与承淡安长期共事的邱茂良在1952编著《针灸与科学》，由中国针灸学研究社发行，出版者为承淡安的夫人姜怀琳，该书作者在书的凡例[22]中说：“本书命名《针灸与科学》，所以表明针灸学术深合科学，藉以唤起我医界同志团结一致，响应政府‘中医科学化’的号召，努力发掘针灸学的真理，使成为科学化的新针灸学，非本书内容尽合科学原则也。所谓‘中医科学化’，是将中医原有的学术，取其切实有用的部分应用科学原则，加以整理解释，而捐弃其空洞玄说是也；至于一部分医学上之术语与代名词，似宜暂时保存，使读者易于了解，故本书仍沿用之”。承淡安的弟子之一曾天治长期行医于两广与香港等地，于1937年在香港创办“科学针灸医学院”，其著作《科学针灸治疗学》，广泛参照人体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等西方医学经典，用大量篇幅分析针灸治病的原理，从“荷尔蒙”“内分泌”等角度详细阐述了针灸的“兴奋”“沉静”“诱导”作用，论述了针灸对血管、脉搏、肌肉收缩以及新陈代谢等作用[23]。该书之书名冠以“科学”两字，足见作者立场。

从以上看，在民国至建国早期，针灸学者对针灸摆脱旧窠臼的努力是一致的。南方承淡安、邱茂良、曾天治，北方朱琏、鲁之俊，他们的针灸学术思想有着共通之处，就是致力维新，实践针灸“科学化”之路。

然而进一步分析承淡安的针灸学术思想，发现其与朱琏也有些不同。承氏有家学背景，其父是传统的针灸医生，同时一直生活在无锡江南一带，受中医前辈的学术影响较多，虽然后来到上海进修西学，又游学日本，但其学术根底有着传统中医学的基础。

所以，承淡安虽然受日本针灸学术的影响甚深，在讲义中较多地引入了日本的针灸学成果，但是分析承氏思想，看到其对传统针灸学理论还是很有保留的，比如他对经络学说的态度。承氏在其《关于针灸界应该首先学习研究经络学说的意见》[24]一文中强调了中医理论与经络学说的优越性：“经络学说是针灸医学的理论基础中之重点基础，谁曰不宜？因此，我们针灸界就不能不把学习、研究经络学说作为业务理论学习的首要任务”。所以说，在吸纳新说的层面上，承淡安较之朱琏有所保留。承氏的针灸科学化的实践保留了一定的传统色彩，而朱琏则更为彻底。当今学者用承氏之语“以旧学为根据，以科学作化身”来评价承淡安奠基的澄江针灸学派的科学化实践过程，还是恰如其分的[1]。

4 近现代针灸学理的变迁与转向

西学东渐之前，针灸学理的一般依据是中医传统的理论。宋明以来的经络、腧穴与刺法的理论是针灸修习者的必学科目，清代最流行针灸教材即是《医宗金鉴·刺灸心法要诀》《针灸大成》等。晚清民国以来，中国的社会思潮为之一变，梁启超谓：“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25]。中国从一开始的大国心态慢慢转向接纳西学，并推崇西学，“科学”成为当时占据主流话语权的词汇。“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一次深刻的文化反省。彼时的“科学”思潮波及到社会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中医学理也在此时发生了重大变化。民国知识分子对中医科学化的倡导声不绝如缕，其间裹胁着对中医存废的论争。即便是标志着中医界抗争胜利的中央国医馆的成立，也举的是“科学化”中医的旗帜。1932年8月31日，国民政府核准备案了《中央国医馆组织章程》[26]，该章程第一条阐明宗旨：“本馆以采用科学方式整理中国医药，改善疗病及制药方法为宗旨”。兼之当时的西医学校纷起，近代医学教育与学术体系以一种新鲜生长的力量被迅速推广开来。

在“科学化”的大背景下，承淡安等青年针灸医生自然对西医学着意接纳，同时，西方医学当时作为科学的化身，当然倍受推崇。当时的中医专门学校虽然是以传承中医为主要目的，但其课程科目也是中西参半的。据承淡安自传：“1935年我自日本返国，与谢建明、张锡君等筹谋，创办中国针灸讲习所。

所有课程除参照日本办法以外，增设“内经”“医论”二科”[27]。与承氏相比，朱琏具有更为鲜明的西医学背景，而且没有家学的负累，所以在针灸的科学化问题上更为彻底地将针灸医学直接定位于“新针灸学”。“新针灸学”并非立异标新，而是着意将针灸学术引向科学之途。

朱琏、承淡安之外，曾天治《科学针灸治疗学》、邱茂良《针灸与科学》、鲁之俊《新编针灸学》等著作，都是有着令人耳目一新的针灸著作，存在着明显的科学化印记。

前辈针灸学者的科学化实践之路从民国时发轫，一直延续至建国早期。20世纪50年代初，在政府的倡导下，中医进修活动在各地迅速开展，其时，“中医科学化”亦是当时的中医医政与进修活动的主要方向[28]，而且，朱琏的《新针灸学》一度作为官方推荐的针灸教材。1951年12月27日，《中央卫生部关于组织中医进修学校及进修班的规定》颁布，规定：“针灸研究专科班，以《新针灸学》为讲授中心，并讲授简要基础医学（包括解剖、生理、病理、细菌、消毒法）”。又据当时湖南衡阳市卫生科林方梅的文章：“我们认为朱琏同志所著的《新针灸学》是富有科学内容的，所以决定择作教材”[29]，可见当时中医进修的运动中，朱琏的《新针灸学》是主要的教学材料，而且，在1956年苏联保健部派3名医学专家来北京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学习针灸，也由朱琏授课，这是当时中国医疗界的一件大事[30]。江苏方面，中国针灸学研究社1951年复社，继续针灸教育，1954年中国针灸学研究社停办，承淡安随即履职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校长，从建校伊始的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的教学计划看，针灸教学的内容为“主要介绍针灸发展史、针科学、灸科学、经穴学及治疗学等”[31]，内容实际上延续的是承淡安《中国针灸学讲义》的体例与内容。

所以，建国后，朱琏与承淡安继续进行的针灸教育，虽然教材不同，但是将针灸向科学化引进的方向却是一致的。如果一直沿承着这样的科学化精神走到如今，则针灸理论或许会呈现另一种形态。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中叶，由于社会思潮的进一步变化，针灸学理却经历了波折与转向。

20世纪50年代中叶，“中医科学化”的语境向“西医学习中医”、中医院校应该以中医教育为主的论点转变。“西医学习中医”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为一种社会运动，1955年在全国铺开，1956形成全国热潮[32]。在这一背景下，以现代科学原理解释针灸学理的思路受到了一定的冷落。据朱琏的学生，原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副所长白国云回忆，“1956年在院总支会上有人批评针灸所基础理论研究工作有‘民族虚无主义’，似乎我们的做法就不是研究中医”[33]。同时，由于中医药高等教育的兴起，中医药高等教育规范化教材开始编撰。1957年，江苏省中医学校针灸学科教研组编写了一本讲义《针灸学》，该教材影响巨大，被有的学者称之为“成为全国高等院校中医专业统编教材《针灸学》的蓝本”与“新中国针灸学科的奠基之作”[34]。这一部教材与《新针灸学》《中国针灸学讲义》明显不同的是，除了保留了穴位解剖等内容之外，其余的大纲完全按照清代针灸学理论体系构建，“一改过去的做法，从肯定中医传统理论入手，将日本的经验只作参考”[35]。

1959年和1961年，上海中医学院、南京中医学院又在此基础上编写了《针灸学讲义》，尤其是南京中医学院编写的《针灸学讲义》（一般称为二版教材），被业界奉为经典之作。这样的教材出版之后，原本的具备革新精神的《中国针灸学讲义》《新针灸学》渐渐式微，尤其是最具新意的《新针灸学》无人再读，甚至一度尘封，不能不说是针灸学术史上的遗憾。当然具备奠基意义的早期高等中医药针灸学教材的价值也值得肯定，但是代表革新精神的《新针灸学》原应亦同步辉映。

针灸学理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转向或许与当时的社会思潮有关，但因时间已渐久远，亦不可妄度了。但是从一则回忆中可以约略看到一些端倪：“朱琏同志是主张革新的……这一不同的学术见解，本来无可非议。但在中医研究院成立初期，一些人认为是反对中医与针灸，要予以批判。当年那些感激涕零者，转而又变成批判者”[12]。

重新回到金凤汉事件。当一件明显不符合科学学理的报告被大为推崇时，朱琏坚定地说出“我倒要看金凤汉如何下台”这样的话。考虑到其学术背景及性格特征，结合当时的时代特点，我们大约可以理解这样一位率真直言的针灸家的心路历程。同时，重新温习朱琏与她的《新针灸学》，以及致力于针灸科学化实践的前辈学者的思想，则可约略勾画出近现代针灸学理变迁的曲折历程。

（致谢：本文承中国中医科学院张立剑老师、南京中医药大学张建斌老师惠赠资料并指点若干意见，谨致谢忱）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