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初级中学，这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吗？对现在的城里的孩子来说，那不过是命中就安排好的事情，不过是走路时抬一下腿上一个台阶而已。可是对农村的孩子来说，就不是什么抬抬腿的事情，特别是对过去的农村的孩子来说，要上完中学犹如一个老人登上摩天岭，那艰辛只有过来人才能体会。我能上完中学，然后又上完大学，然后又留校当大学教师，在我们村子的村民看来，是一个奇迹。我自己也觉得是一个奇迹。真不知是什么好运光顾了我，或是什么神灵护佑着我。
　　我的家乡在福建西部的一个山区。那里同是九龙江和闽江的源头，可不是一般的山区。离我们村子不远就是深山老林。小时候，常坐在高高的石门槛上望着那面前的高高低低的、远远近近的、深深浅浅的、浓浓淡淡山峦，痴痴呆呆地想，山外的世界是什么样呢？高楼大厦什么样？平原有多辽阔？大海有多深广？一切都像画片上那样精彩吗？我们这些山里的孩子能走出这重重叠叠的山，走进那精彩的世界，过另一种生活吗？我当时望着天空那北去的雁行想，这不过是梦想。可对孩子来说，谁没有梦想呢？
　　那是 1949年夏天，我面临着能不能到县城去上初中的重大决定。按我父亲的意见，我根本不要去应考。全县考生有四百多人，可县中只能录取40人。十个人里“拔”出一个人来，拿父亲的话说：这跟考状元也差不多了，你是什么状元的料吗？他以为我去考也是白考，哪里能考得上呢？况且，我在家里是长子，家里困难，连下地的人都没有，就等着我这个劳动力成长呢！但在我的又哭又闹的强烈方式的请求下，父亲勉强同意我去县城应考。他的“同意”背后的潜台词是：反正你考不上，既然考不上，那么你就别无选择，只能留家安心务农了。
　　考试的情形现在已经完全忘了。只记得发榜那一天，我和村里的几个同学站在中学旁边那当街那布告栏前，仰着头看那红纸黑字的录取榜。我是从后往前看的，因为我觉得我们村子的小学的教学水平无论如何比县城的、大乡镇的小学要差得多，我们的程度也比县城的大乡镇的考生也差一截，即使我们考取了也是靠后的。刚开始看，我的一个同村的小伙伴就嚷叫起来。原来我的名字竟然列在前面，是第三名。
　　这一结果大大出乎我的意外，更出乎父亲的意外。他表面上也为我高兴，因为我的成绩给他在亲戚朋友的面前挣了脸，乡亲们纷纷以各种形式向父亲表示祝贺。家里也一片“喜庆”气氛。大家以为我上中学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唯有我心里明白，“喜庆”的背后说不定酝酿着一场“战争”呢！那年夏天，对我来说是太重要了。我拼命干活儿，想以此换取父亲的欢心，给我一个升学的机会。但是，在开学前几天，“战争”还是爆发了。父亲以家里实在无力为我筹措学费和家里实在缺少劳力为由，不同意我进中学。在这个时候，“放弃”似乎是最容易，也最稳妥，最顺应亲人之心。但我决不放弃。我知道跟父亲讲什么道理是没有用的。我的智慧告诉我，必须借助我的几个舅舅和姑姑的力量，让他们一齐向父亲发起最后的“进攻”。当然，“战争”以我的胜利而结束。
　　我挑着铺盖卷终于走上了远离六十里山路的故乡，到神秘的县城里去读初级中学。接触与家乡的人与事不同的另一些人、另一些事情和另一个世界。校园是美丽的。教室是美丽的。知识是美丽的。老师是美丽的。同学也是美丽的。我只想用“美丽”这个词来形容我的新的环境。但我的中学生活还是太艰苦了。
　　“吃”首先成为一个大问题。那时的县中吃饭问题，学校只提供一个工人、一口大锅和一个大蒸笼。每个想在学校吃饭的学生，每一餐需自己用蒲包装好米和一小罐子咸菜。系好的蒲包扔在大锅里，咸菜罐则放在笼屉上面。那个工人只管烧柴。开饭的时候，大家各自找自己的蒲包和咸菜。蒲包煮的米饭很香。咸菜也能下饭。这会有什么问题呢？我的家离城六十里，每当星期六下午上完课后，就需翻山越岭回家取够一星期吃的五斤米和一小罐子咸菜。虽然山高路险，但我和同村的三俩个小夥伴，凭着年轻的人的力气和山里人的吃苦精神，我们每星期六下午硬是用我们的光脚板，一次又一次杖量着那六十里山路。星期天上午规定要跟父亲下地劳动。等到下午三、四点钟，我们再带着米和咸菜通过那高高低低曲曲弯弯的山路返回县城。一路上小伙伴们说说笑笑，一点也不寂寞。要是渴了则有路边清澈的山泉，比如今的矿泉水还要甜美。这会有什么问题？问题在于我们带的米总是提前吃完，一到星期六就得整天挨饿，还要走六十里似乎是越走越长的山路。每次我又不敢告诉家里这个情况，怕父亲又在要不要上中学的问题生出枝节来。与上中学这样的大事相比，饿一天又算什么呢？忍着吧！
　　“住”也有问题。中学没有小宿舍，就把一个空教室临时充当学生的宿舍。睡通铺。在一长溜木板上，一人分到不到一米的空间。就像罐头鱼那样，一个挨着一个。要是在冬天互相挤一挤倒也暖和，可是在夏天，天气热，蚊子多，又拥挤，你翻个身，踢了我一下，我翻个身，又把他踢了一下。半夜三更常被弄醒。更有那好事者拿一些活的蟑螂或死的蛇之类的东西，放在你的身边，惊吓得你又哭又喊。这时整个宿舍就像刚被捅的蜂窝，蜂涌动着嗡叫着。那真是“有趣中的恐惧”。我们就常年住在这“有趣中的恐惧”的宿舍里。
　　老师很好。数学老师高而消瘦，但讲课总是慢条斯理、丝丝入扣。他提倡一个题目要尽可能寻找几种解法。印象最深的是“三角”课，老师像变魔术那样，用一把三角尺划来划去，就把一个公式和定律“划”得极为明白。我每次都觉得知识的百宝箱就在他那把三角尺中。语文老师长得很帅，白白的端正的脸上架着一副很洋气的眼镜。他上课时永远穿一套毕挺的西装。讲课细声慢语却娓娓动听。他总能在课文的一些细微处分析出丰富的内涵来。历史课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他讲起历史来，总是给人以“不容质疑”的意味。因为他态度极为严肃，似乎从他口中说出的都是“确凿无疑”的。
　　我的功课在班里名列前茅，几乎所有课程的考试成绩不是第一，就是第二，若得第三对我来说就是悲惨的失败了。
　　功课好有什么用呢？在上完初中一年级后，我还是因家庭困难而休学了。这一次父亲发动的“战争”被他赢了。父亲驱赶我走上“柴路”。每天一担柴，挑回的柴要过称。要一次比一次多，是规定了的。也许我的上学梦就这样结束？但我学习的心不死，从内心积聚着力量，在经过半年“柴路”的磨炼后，又一次与父亲发动了一次“战争”。在复学后，我知道我没有上“普通高中”的命，在初中就要毕业、父亲在家里急切等我这个劳动力的时候，我偷偷报考了吃饭、住宿不要钱的“龙岩师范学校”。
　　1952年初秋的一个日子，一个十五岁的孩子，穿着一件过短的褂子，肩上是一根扁担，扁担的一头是小小的铺盖卷，一头是一个藤箱子，向一个更远的更陌生的地方，甩开了他的步子。他父亲无可奈何地望着这个孩子的背影离开了那个山村的小路。
　　那时路边的枫叶还没有红，但满山遍野各种有名或无名的花都热烈地开着。
　　　　　　　　　　　　　　　　　　　　　　　　　　　　1999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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