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刚刚提名弗兰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为候任国家卫生研究院（NIH）院长，即将执掌这一世界上最大、2009年经费近300亿美元的医学研究机构。除了一片叫好甚至吹捧拍马之声外，他的宗教信仰、学术成就及往迹也受到注意。对于经历过经费紧绌并被身为泌尿科专家的前任院长折腾怕了的许多学者而言，柯林斯简直是大救星。

 

柯的学术贡献包括领导人类基因组计划，以及采用定位克隆的方法与现任香港大学校长徐立之共同发现了囊性纤维化基因CFTR。后一项发现曾被提名诺奖，但却与该奖失之交臂。该基因已发现了20年，但仍找不到有效药物。前不久Nature刚刚为纪念该基因的发现发了消息（Nature 460, 164-169,2009）。

 

柯还有一件曾经轰动一时的故事，就是在1996年快刀斩马谡，自揭印度裔学生Amitov Hajra学术造假。如今提起此事的人已不多，有人认为正是柯的手腕。下面我先回顾一下此事的经过。

 

事缘《癌基因》（Oncogene）当时的主编John Jenkins向柯转达一位审稿专家的意见，认为投稿文章的电泳图有变造的嫌疑。起初柯还为身为第一作者的学生辩护了两句，后来自己也觉得不对头，就展开内查并发现更多的问题。柯当时已就任NIH新成立的基因组研究所所长，他旋即从NIH搭飞机回到密执安大学，直接与当事人谈话三小时，并出示具体证据。在柯的强大攻势下，Hajra终于低头，承认在两年内连续变造数据。柯马上要求Hajra写下书面认错书，带回NIH。等到Hajra的家长（据说也是密大的生物学教授）请来律师并反悔，已经于事无补。柯回到NIH与Varmus院长商量后，马上发信给部分同行，并撤销两篇论文，再撤销另三篇论文的部分内容。

 

柯林斯的做法与另一位明星学者巴尔的摩截然不同。巴氏在第一作者（前任博士后）受到造假指控后，坚持与她站在一条战线上反击，并被迫辞去洛克菲勒大学校长一职。直至最后，该学者（Theresa Imanishi-Kari）完全脱罪，与巴氏举杯相庆。

 

柯林斯自暴其短，自揭疮疤，明快处理自己学生，在赢得部分尊重及肯定的同时，也惹来一些批评。人们质问，难道他在此事中就一点责任也没有吗？难道所有的错都错在这位原本柯林斯认为是十年一遇的好学生身上？对于这些质问，柯林斯当时振振有词，认为这是无可避免的。他对发现问题的审稿专家表示感谢，也对事件表示遗憾(regret)，为该学生感到不幸(sad)，唯独没有为自己指导不周道歉，更没有因此下台。相反，不少人还称赞他勇于面对积极处置的态度。

  

柯林斯首先认为，他和其他同事都未能也不可能及时发现故意造假。审稿者一眼看透的造假，柯林斯和其他同事之前看了不下50次也没有发现。柯认为是他从来没有向那一方面去想。

 

柯林斯当时在给同行的信中提出的分析如下：“此一故意和系统性的造假现象发生后，许多人质疑我作为导师是否对此学生付出足够的注意。…我从事发后一直抠心自问，是否可以更早发现此事。但我没有找到答案。”柯林斯并不认为，更密切的指导可能阻止问题的发生，因为他认为他和实验室其他同事已对该学生提供必要的指导。他还说，“除非你把实验室搞成警察国家，否则没有万无一失的办法(fail-safe method)可以发现和防止能力强、高智商和自觉性好的学生存心地故意欺骗和假造数据。他每周向我展示的数据美妙无比，他假造的数据也颇有创意。”总而言之，科林斯并不认为自己有何过错，连指导不周的责任也没有（据1996年10月30日纽约时报）。

 

我并不完全同意柯林斯的观点。但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无论是柯林斯还是巴尔的摩，国际学术界并没有因为他们卷入学术不端事件就对他们求全责备。密执安大学及美国卫生及人类服务部学术诚信办公室(ORI)的调查结论也很明确：全案只有Hajra一人需要负责（“Mr. Hajra was found to be solely responsible for the data falsification and fabrication”），其造假与编造数据行为与他人无涉。这位本来大好前途的学生，其科学生涯戛然而止。但Hajra同时攻读医学博士（MD）学位，是否能够顺利毕业不得而知。但柯林斯学生造假一事发生后10多年，柯的学术生涯完全没有受到影响。相反，还一再走向新的高峰，直至最近即将就任NIH新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