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们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学的时候，那个给教室和学生宿舍安装暖气（教师们的楼里反而落后于学生）的方姓副校长已经离开去北京天文台工作了。

　　合肥这样的长江以北城市该不该安装暖气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至少合肥的有些大学确实没有暖气。

　　但是，中国科大还是安装了，据说那谁给大家争取来这个权利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全面改造至少需要钱吧，而对于一个大学而言，给学生提高生活条件是很费钱而基本没啥政绩可言的。

　　所以，即便现在回想起来，也觉得大学时代的宿舍条件属于很好的了，而更好的是在西区住宿的研究生，居然是2个人一间，本科生在西区则是四个人一间，对于我们6个人一间的东区学生而言，很让人神往啊。

　　尽管当时就不算最好的，但是和合肥其他高校一比住宿条件，我们就属于在天堂了，因为其他大学多数宿舍都是有1-2张大桌子供大家吃饭喝水吃饭，而对于科大条件最差的学生而言，都人手一个的上为书橱下为学习桌的整体“家具”，所有人都在宿舍学习而不去教室都没有问题。

　　这样的状况下，我就基本不去图书馆，因为图书馆的自习室反而是没有暖气的。而教室里则说不准哪间晚上会有课（学期初课程表都贴在教室外，但是很快就会不翼而飞），也许你正自习上得来劲，很快就要被赶来上课的学术生赶走。被赶了几次之后，有一天我很生气地在教室黑板上写了闪闪发光的四个字“今天晚上”，以对屡屡被赶走的不幸遭遇表达不满。

　　当然，俺们在春风送暖或者秋风送爽的时候是很喜欢去教室的，走在路上感觉也非常愉悦，于是，俺也必然地曾经在教室占过座，最开始我傻到用新买的钱钟书的书来占座位，回来后就发现已经被人毫不客气地拿走了，留下一张空荡荡的课桌（莫非没人敢再去坐了？），俺们才一下子醒悟——原来占座位的东西要那种根本没人要的破本子啥的呀。后来就学乖了。

　　但是，由于当时的科大校园基本是“人少桌子多”，每每上自习的时候都是人均差不多都有一张桌子（而不是仅仅是一个位子，除了那些爱情占座者特别喜欢俩人一个桌子一起学习以外）。在图书馆的座位也同样两两之间距离甚远，基本不会相互打扰。

　　现在我依然觉得“人少真好”！后来俺有机会去欧洲的大城市，也看到有人对着排长队现象很不屑地说：在俺们的小城，几乎所有的排队最多就俩人，把俺给气得！觉得对方实在是没见过世面。也所以，有机会邀请欧洲学者到中国访问的时候，俺就特意让她坐坐火车，看看中国人口众多带来的巨大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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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宿舍的坏处在于可能有人想聊天，或者打牌。

　　这也可以理解，我后来招收的第一个也是科大来的学生做研究生，他在科大从来不上自习课（莫非都在打牌？），当然也就绝对不会有占座位的事情，可是每次各类考试还是第一名，唉，羡慕嫉妒恨啊——俺虽然也不认为自己笨，可是当年就做不到这一点，自习就还是不断地要去上上的，也就存在占座位的现象，现在看来，也许当年也是可以向俺的学生学习，自习根本就不去上的，把座位让给更多需要的同学——这是多么善良的行为啊！

　　看到武汉的某大学出现了为了占座位连副书记、副校长都惊动了的现象，俺就有点诧异，现在当然不存在暖气的问题，俺觉得，如果副校长花了工夫在以下两点上——

　　1，每个学生在宿舍的学习空间都能和中国科大那般独立和自有（今天比1988年的时候还是更要富裕吧）；

　　2，教室和图书馆的位置基本足够，虽然不一定一人一桌，一人一位总是有的。

　　还需要动用副校长副书记亲自出面和学生对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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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副校长们，敬请把心思换个地方，把百万年薪聘海外牛人的钱拿出一部分来改善住宿条件和教室图书馆条件下，那就谁都愉悦了。说不定25年之后，也有学生回像回忆方副校长那样回忆起你们来的。当然，这样的回忆只有感情慰藉的价值，无法给当前带来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