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30日星期五下午1:30，“第七届上海市中青年技术哲学论坛”以新的尝试形式在上海市淮海路622弄的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咖啡厅召开。此次论坛借力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的“上海社联•星期五学术茶座”召开。这一茶座“秉承学术自由开放之风，在宽松的环境中，畅谈学术思想，探求学术真谛”。论坛参加人员主要单位是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市科协与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沙龙主要参加人员有李侠教授、杨庆峰教授、闫宏秀副教授、苏琪、董国庆、周正。沙龙采取了漫谈形式，以“如影相随的技术”为切入口，在漫谈中，涉猎了多个主题，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深刻讨论。主要涉及到如下方面的主题。

沙龙整个探讨过程围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围绕十八大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探讨。主要围绕“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上海市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社会公益技术”以及“第三次工业革命是否是中国弯道超车的契机”等四个主题进行了探讨。第二阶段主要围绕翻译文章、如影相随的技术等问题进行了漫谈。主要分为两个主题。第三阶段主要围绕科技社团与科学道德建设的问题问题进行了研讨。沙龙主要形成了如下观点：

沙龙围绕十八大提出“着力增强创新发展新动力”的观念展开了探讨。主要形成了如下观点：

1）设计是创新发展的可能性新动力。结合2012年10月参加的“设计与置换”的哥本哈根会议以及2012年11月在上海召开的“设计与城市转型”的设计之都高峰论坛的若干观点展开讨论。两位学者提出，高峰论坛上芬兰经济部长尤里.哈卡米斯提出“设计创新作为新经济增长的引擎”这一观点值得关注，他能够为我们解释十八大所提出的“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提供借鉴。他们结合上海的目前与设计相关的产业发展以及目前所处的情况探讨了设计作为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动力的可能性。他们认为，设计创新是北欧地区（芬兰、丹麦等国）国家采用的比较成功的发展思路，即依靠设计方面的创新的优势，包括个性化设计，情感化，人性化设计等新的思路，取代现有工业化的标准化设计，生产线的制造。这为上海及中国的产业升级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模式。但是设计能否就因此成为上海乃至中国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动力还需要进一步的谨慎探讨。

2）设计作为创新发展的新动力成立需要具备若干条件。李侠教授认为创新的出现，需要有多个条件的满足。第一，在基础条件上，就有很多方面的限制。中国的经济实力不断提升，作为世界工厂，在产业制造方面也有了一定的积累。但中国本身仍处于发展中，很多方面上是不健全的。其中需要强调的就是制度环境上的差异，中国与欧洲相比最为弱势的就是制度环境。所以，创造一个更加公平，自由的制度环境是中国最需要做，也最应该补足的。第二，人才方面对推动产业创新和改革是非常突出和明显的。针对“设计创新推动产业发展”的观点，李教授认为，设计创新必须在上述提到的几个方面都比较稳定且已经得到充足发展之后，才更能突显出其作为一种显著推动力量的作用，并在产业发展中显现出来。对此，闫红秀认为把设计创新作为一个突破口来推动产业发展是可行的，但是如果制度上的保障无法和其它国家处于同一水平的话，设计创新很容易夭折，被扼杀。

3）知识生产（溢出）作为发展动力需要具备如下的实现条件。李侠教授举了中国科技大学的例子来解释一个环境上的影响对于产业发展的影响是如何巨大。中科大的基础研究在中国甚至是世界上都有极大的影响，但是对于中国科技大所在地安徽本地的产业和技术发展助力甚小，其原因为何？他认为主要原因就在于其在产业的环境不佳，知识溢出的接受效应无法产生。他借用一个产业转移案例分析指出，一个地方在产业转移之所以可以发生，取决于这个转移接收地与移出地在技术资本和人力资本等各方面的利润差与产业转移成本的比较。而利润差的主要决定于当地的各种基础环境要素，包括经济，文化，制度，人才，舆论，尤其是舆论方面，可以有效的促进信息的传播，降低信息成本，这样可以显著增强知识溢出的效果，从而提升当地的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发展。

4）需要注意“持续的研发投入”这一命题的有效性基础以及可能出现的悖论。李侠教授对这个问题从自己的研究中分析，R&D投入在超过边际成本之后会存在边际递减的形势，就是技术产出不会随着投资的增长保持固定的增长率，增长率在超过边际成本之后会递减变小。从中国的投入产出在国际上的排名可以看出，中国的R&D投入仍然是相当的紧缺，需要继续投入，无法达到世界的GDP2.5%投入的平均水平。也和十八大的指导思想是一致的，国家仍需加大在这方面的投入。对此杨庆峰教授指出需要对这一观点未来遭遇的现实悖论需要加以注意。

5）设计可以作为上海市创新驱动的新动力。杨庆峰教授、闫宏秀副教授指出，按照创新城市的标准，上海已经达到了创新的城市的要求，所以上海需要创新驱动动力理解上的转移，这时设计创新可以作为新的驱动力发挥其特有的作用。

针对上述观点，李侠教授进行了展开探讨。他在分析了上海的条件之后，认为上海在中国处于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在R&D投入方面已经相对较高，达到了相对较高的水平。人才方面中国本身就有优势，处于中国发展最为发达的东西，上海同样也是处于非常优势地位，上海在这两方面优势明显。但上海需要补短补缺的地方是在制度方面，降低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中的交易成本，改善政府在政策和制度上的表现。杨庆峰教授在这里指出在这点上，把设计创新作为上海产业发展的着力点，同样是期待在政策和制度上有新的突破。三位讨论者在此达到了共识，也就是在上海这个各方面相对完善的城市，推行设计创新在理论上是可以推动产业发展的。

6）社会公益技术应该是体现社会人文关怀价值的技术，而不应该仅仅理解为某些应用到社会公益活动的技术。此次十八大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概念“社会公益技术”，作为技术哲学研究者，对于这一概念理应加以关注。这一概念也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新战略”中的关键的定义，与此相并列的是“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讨论认为，“社会公益技术”并非仅仅应用意义上的概念，而是体现社会人文关怀性的技术。

7）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中国弯道超车的契机，但是需要对其方向、动力及所遇到的问题给予审慎考虑。

沙龙围绕“第三次工业革命给予我们什么样的机遇”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第三次工业革命也被称之为新工业革命。杨庆峰教授指出，从历史上看，每一次工业革命的发生产生了两个相似性的效应。第一是促使了一些国家国力上的巨大发展，从而成为世界强国。比如第一次工业革命导致了英国超越西班牙和葡萄牙；第二次工业革命导致了美国、德国和日本超越了英国。那么第三次工业革命所产生的可能性是中国会超越上来，而且政府也在期待把握住这次新革命的契机，在竞争中得到突破性的发展。第二是促使技术哲学理论的复兴。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传统的技术哲学意识得以苏醒，出现了拉普等一批工程主义的技术哲学家；第二次工业之后，出现了海德格尔等一批人文主义技术哲学家；那么第三次工业革命，同样也正在唤起新的技术哲学的出现，欧洲围绕“设计”所展开的相关讨论就是证明。更为现实的问题是中国能够借此超车？

闫宏秀副教授指出，对于这一超车命题需要加以分析，比如弯道超车如何保证中国在发展中不迷失道路，失去正确的发展方向。促进超车发生的动力源泉是什么？这个道路的目的地是哪里，是GDP的增长，还是产业技术水平的超越发展。另外如何来控制超车风险，需要凭借哪些方面的优势来实现跨越的发展等问题，这个问题需要我们继续加以研究。

8）学会在日后科学道德建设过程中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上海市科协的苏琪介绍了科协日前重视的若干工作。他指出十八大的精神和政府的重视，都在推动科学道德建设，其中主要的一个就是学风建设。作为科协，管理着很多学科共同体的协会，如何利用这些学科共同体协会来做一些可以具体操作的措施来避免和规范学术不端行为，或者更好的发挥协会的公信力，来保障被质疑人员的权利。李侠教授对此表示认同，他指出在具体的学术场域内，个人的学术不端成本不断增长，个人已经无法负担起这种行为的后果，逐渐减少成为主流的趋势。针对学会日前在科学道德建设中的缺席，李侠教授也给予了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