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报3月19日的文章“谁逼博士生中断科研生涯”，似乎并没有明确回答“谁”的问题，倒是博士生中断科研生涯对博士生本身发展和国家科技创新能力提升造成的影响说得很多，也很在理。因为“谁”没有抓准，所以10位人大代表建议的解决办法极有可能只是一种权宜之计，难以成为一种长效机制。

文章对博士生中断科研生涯给博士生导师带来的影响基本没有涉及。这里结合自己的观察和与其他博导的交流，表达一下所谓的博导们对博士生釜底抽薪式的过早中断科研生涯的无奈和苦衷。湖南作家王跃文说：“中国人不管有多少牢骚，有多少意见，当一个话筒对准他的时候，他说的都不是自己的话。”我能理解10位人大代表。我这里虽然没有话筒对准我，但白纸黑字比话筒还厉害，所以这里我一方面也要回避“谁”的问题，另一方面我说的也都不是自己的话，不当之处，请把砖头砸向别处。

如果依“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把师生关系比喻为父子关系，那么可以用一句很形象的话来表达博导们面对博士生过早中断科研生涯的无奈和苦衷：大儿子不养爹、小儿子要爹养。这种局面年复一年，周而复始，表面看起来似乎只困扰了老师，其实反过来对学生更不利，这是一种使师生双方都很难受、都不讨好的痛苦局面。

中科院院士彭先觉说，博士生在跟随导师从事科研的过程中，能够了解科学前沿、探索自然规律、增长学识和才干，毕业就中断课题研究，“是莫大的浪费，更是一种奢侈行为”。彭院士所说的博士毕业就中断课题研究，这种“莫大的浪费”也许对导师的冲击还不算严重，最令导师无奈的是，相当一部分博士生在读期间就中断课题研究，他们做所谓研究的策略是“看菜吃饭”：对照毕业要求想捷径谋出路，只逼债，不劳动，成天逼着老师要idea，甚至追着要文章，一旦达到要求，马上闪。人只要想闪，理由当然很多，也很合情合理，导师只能表示理解，尽管对这种釜底抽薪式的行为有时也难免气愤。好在铁打的导师流水的兵，走了王一来了王二，导师又可寄希望于王二。但没想到王二也是要文章的，等你辛辛苦苦把王二拉扯大，武装起来了，他也是“看菜吃饭”，绝不多吃。“这种情况周而复始，使该课题组的研究水平‘曲线’波动十分严重，达到应有水准的时间被迫延长。”有人埋怨中国的导师水平低，我看美国的高水平导师，来到中国未必能做到同样的高水平；在北大清华能当优秀导师，到不入流大学未必还能当优秀导师。道理正如学生在美国能成才，在中国未必能成才。

博士生“看菜吃饭”，很多导师被逼无奈也只好“量体裁衣”：根据学生的“胃口”付出精力和安排工作。这种无奈的消极之举才真的是对资源的极大浪费：师生双方的精力、能力、创造力等都未有效地发挥到极致，长此以往，师生双方都在一个保命的低水平层次徘徊。也许有“师德标兵”或“道德模范”会说，导师应该高标准严要求呀！但不要忘了所谓教育就是熏陶，在目前整个社会的大氛围下，每个人都在急，急着购票，急着上车，急着占位。在一双双焦急的目光中：一流的导师给论文，二流的导师给题目，三流的导师给领域。这其实也是部分本科生思维的延伸：最好的老师送分数，凑合的老师划重点，最差的老师教知识。

这里我只是借鼻子出血陈述一种非典型现象，如前所述，我无意埋怨“谁”造成了这种局面，更无意责难可怜巴巴的博士生们。在我看来，导师与博士生的目标和利益本来就是一致的，他们既然情同父子，理应是相依为命的一家人，所以任何一方如果有那么一点令对方难受的举动，都属无奈。一名在读博士生说：“我身为一名博士生，马上要毕业了。说实话工作真的很让人头疼，做研究的时候心里很不踏实。”将心比心，换作导师，在对未来极度迷茫和焦虑的情况下也是无法安心当下工作的。真是苦了中国的博士生们了，长期以来就是在科研和工作的双重纠结和焦虑中痛苦前行，解决了一头，还要操心另一头。

大儿子不养爹，小儿子要爹养。已有的历史经验表明，要从根本上扭转这一局面，唯有发家致富和少生优生。科学本来是吃饱了撑着的权贵们的业余爱好，所以有时我也瞎忧国忧民替中国的科学事业谋出路：中国的官二代和富二代才能、也应该肩负起振兴国家科学事业的重任。但前不久一位官员的话又让我的这一幻想破灭了。官员跟我说他的儿子从海外读完博士准备近期回国，因他不懂儿子的专业，问我针对他儿子的专业应该选择在什么行当就业比较合适。官员还没等我开口，马上就排除了做研究这个行当，他说做研究太辛苦，毕竟只有一个儿子，舍不得让儿子吃苦。看来振兴国家的科学事业最终还得靠广大劳苦大众了，虽说难是难了点，慢是慢了点，但毕竟是在前行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