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聘请29岁（众说28岁）的袁荃做教授，一时间媒体就纷纷攘攘起来，一哄而上地讨论所谓女青年学子的问题，她家里的情况也几乎让世人一揽无余。

不知道是中国太偏僻了，还是听闻者孤陋寡闻，古今中外有多少有所成就的年少者，也未见得如此闹哄哄的，倒显得对袁荃做教授一事，既非赞许，亦非非议，项庄舞剑而已。

就说最近两件事吧，一是南京大学引种“牛顿苹果树”，一是武汉大学聘请袁荃做教授，仿佛都与所谓一流大学的实名无关——怎么就听不到说，两校有什么重大科研发现呢？

难怪我们的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差距这么大！中国人的思维就是与别人的不同，浮躁的气息已然赶得上地中海气候了。

我在想，要是“牛顿苹果树”砸不出一个中国的牛顿来，袁荃教授最后没有做出什么杰出贡献，南大和武大岂不成了世人的笑柄？

这又让我想起了那位喜吹竽的南郭先生，不知什么时候逃到了我们的高校中来了。南郭先生虽然有滥竽充数之嫌，可毕竟曾经名噪一时、天下尽知，也不枉活世上一回——最起码，声名也在东郭先生之上吧？

今早，我还有感于袁隆平的“八字箴言”，写了篇“为什么中国只有一个袁隆平”的文章，被一位匿名读者给“科普”了一番。他告诉我，“杂交水稻”的想法源自一个年轻人，当年其曾向国家领导人建言到海南找“野败”，将它与常规水稻杂交后可以培育出高产水稻。于是乎，袁隆平和一个叫李必湖的人去了，结果不说众所周知。这位朋友了解真相，给我增补了所识，我从心底十分感激！另外，他告诉我，袁隆平之所以没有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正是因为“杂交水稻”的原创思想源自他人。

其实，我对袁隆平是不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并无兴趣，我所钦佩的是他始终在水田里辛勤劳作，他所研制出来的“杂交水稻”给世人带来了更多的粮食——尽管世界上还有人饿死，可这已然不是他能为力的事了。

假如今天的袁荃，明天也能取得袁隆平似的科研成果，我倒以为给其武汉大学校长当也未免不可，这实在与年龄和所谓性别无关。

鲁迅先生曾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 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且不说什么后二者如何，单是“埋头苦干的人”就让人敬仰，为什么？

神舟系列飞船虽然得益于科学研究，可总得有人按照图纸将其造出来吧？袁隆平在水田里种出了“杂交水稻”，还得有成千上万甚至更多的农民去种植吧？显然，唯有“埋头苦干”，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才有希望，中国科技强国的梦想方可实现。

别总在“名”字上做文章了，人只有站稳了，选好了方向，方能行得更远。

2012年3月1日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