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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的梅兰芳”－陈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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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过了豫剧五大花旦，再专门讲讲陈素真吧。
陈素真 （1918—1994年）原名王若瑜。1918年4月30日生于陕西富平。8岁拜著名豫剧艺人孙延德为师，并随继父陈玉亭习艺，攻青衣，兼及其它旦行。10岁在开封相国寺同乐舞台露演，很快显示出她坚毅刚烈、刻苦不辍的性格。13岁在杞县一带相继主演了“四大征”等剧目。1934年重新回到开封，其优雅、脱俗的气质很快引起了广大观众的注目。出于对改革、提高豫剧表演艺术的共识，1935年初开始了与樊粹庭先生的合作，仅1年余即在新创建的豫声剧院连续上演了由樊粹庭编写的《凌云志》、《义烈风》、《柳绿云》、《三拂袖》、《霄壤恨》、《女贞花》、《涤耻血》等7部大型新编古代戏和整理改编的传统戏《叶含嫣》（即《洛阳桥》），并在唱腔、表演、化妆、服饰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革新。在社会舆论中获得“梆子大王”、“豫剧皇后”和“河南梅兰芳”等美称。
1936年春，应上海百代公司之约灌制了《三上轿》等10张唱片。不久因嗓子不适，遂致力于“做功戏”的求索。1937年随樊粹庭去北京等地观摩学习京剧艺术，得名家指点，技艺更加精进。1937年冬，清朝遗老邹少和在《豫剧考略》中称赞：“豫剧向无坤伶，近十年来始有之。就中陈素真者，为坤伶之翘楚。珠喉玉貌，举止娴雅，能造新音，尤工表演，一时以豫剧中之梅兰芳视之。”
抗日战争爆发，与樊粹庭合办狮吼剧团。几经周折后，于1940年秋率团赴西安演出。1942年10月脱离狮吼到洛阳搭班，但不久即行隐居，直到1948年才又在开封和平剧院复出。以后曾辗转于郑州、汉口、西安、宝鸡、徐州等地。1953年在兰州创建“素真剧团”，任团长。1956年加入河北省豫剧团，领衔主演。1958年去邯郸戏校任教。1961年调天津市豫剧团。
陈素真的唱腔古朴典雅，含蓄俏丽，表演细腻传神，规范讲究 身段优美、行动如飘，被称为“豫剧舞台上的一尊美神”。她的晚年常演剧目有《宇宙锋》、《梵王宫》、和《拾玉镯》等。陈素真从艺66年，积一身绝技，文武生旦不挡，唱念做打俱佳。“艺不惊人死不休”被其奉为座右铭。她继承传统，勇于创新，开创了豫剧舞蹈化、技巧化、形式美之先河，形成独具一格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陈派”艺术，成为豫剧祥符调卓有成就的代表、集大成者。
十年“文革”饱经磨难。由于历史原因等，陈素真一生坎坷，多灾多难，颠沛流离，生前没有享受到应得的荣誉，但她视戏如命、刚直不阿、侠肝义胆、光明磊落，为艺术不媚俗不折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被安排到天津艺术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生前是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并曾担任过河南省剧协副主席，河南省政协常委等职。1991年河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以《情系舞台》为书名出版了她的回忆录。1994年3月29日，因心脏病猝发在郑州逝世，终年76岁。
附录一：常香玉和陈素真的情商对比分析
曹桂锋 http://blog.sina.com.cn/u/47c4c238010006ih
在豫剧界，常香玉与陈素真到底谁是领军人物现在一直争论不休。关于两位大师的艺术水平的高低也存在很多争议。
我觉得，两位大师在艺术水平上是并驾齐驱的，也没有必要非要分出个高低。再说每一位艺术家的风格是不同的，不能互相比较。但是，两位大师在戏曲界、在全国的影响力，显然要常香玉要比陈素真大的多。在艺术水平都达到了大师级水平的情况下，影响力产生如此大的差异，的确是我们应该认真研究的。
我试着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常香玉有一副好嗓子，而陈素真却过早地坏嗓。
常大师有一副好嗓子，而且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一直到晚年嗓子都很好。而陈大师却过早地坏了嗓子，这对一个戏曲演员来说是致命的。我们很多人看戏主要是听戏曲的唱腔，甚至于很多人把看戏说成听戏，可见唱腔在戏曲里面的重要性。有人说陈大师是自己故意坏了嗓子，也有人说是樊粹庭当初让陈大师录制唱片时让陈用本嗓演唱而坏了嗓子。不管怎样，坏了嗓子对扩大陈派的影响是极为不利的。在传媒很不发达的建国前后，戏曲是主要靠唱片和广播来推广的 。唱片和广播只能听到声音，却看不到图像，所以传播的只能是唱腔。陈大师虽然后期主要致力于做功戏，但是做功戏除了能有幸去现场观看演出的观众能欣赏到，是无法通过唱片和广播传播的。当常大师优美的唱腔通过广播、磁带、唱片广为流传的时候，陈大师的细腻的做功却 无法让更多的人看到。影响力自然就小了很多。
二、常香玉找到了好丈夫陈宪章，而陈素真婚姻不幸。
常香玉大师很幸运地找到了陈宪章，一生幸福。更为重要的是，陈宪章不但是一个好丈夫，还是一个剧作家，能够为常香玉写剧本，为常香玉在艺术上的进步很有帮助。而陈素真婚姻却很不幸，影响了在事业上的发展。找一个有文化、肯帮助自己的丈夫，对基本上没有什么文化的老艺术家来说是非常幸运的。在几十年的婚姻生活中，陈宪章一直是常香玉事业上的坚强后盾 。可见，在婚姻上，常大师又胜出陈大师一筹。婚姻对二人在艺术上的发展进步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只不过常大师的婚姻能够起到促进的作用，陈大师的婚姻却对她的艺术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三、常香玉在抗美援朝捐献飞机，扩大了豫剧的影响。
常大师在抗美援朝捐献战斗机的壮举，知道现在还不断被人提起。虽然常大师当初捐献飞机一 心想的是报效祖国，并没有其他的想法，但是捐献飞机这件事却对常大师的人生道路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作为一个爱国艺人，在政治上得到重视，也得到更了更多的机会，排演了很多新剧目，还有很多的现代戏。而陈大师由于性格直爽，在政治上屡受迫害，被排挤出了河南，自然机会就少了很多。在捐献飞机这件事上，常大师又胜出一筹。
四、常香玉赶上了电视传媒发达的好时候，而陈大师却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常大师在晚年赶上了电视文艺发达的好年代，经常参加各种晚会和演出，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尤其是录制了中央电视台的《艺术人生》，常大师的个人魅力通过央视的电波震撼了无 数人。而陈大师却在1994年就已经去世了，没有能赶上电视文艺发展的好时候。
在艺术上两位大师难分高下，但是在以上的几个方面，常大师却高出陈大师很多。如何保护嗓子，找一个什么样的人结婚，如何得到政府的支持，如何使自己有一个好身体，这些都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这些方面其实是情商的具体表现。一个人要想取得成功，情商比智商起着更大的作用。常大师在艺术上并不逊色，但是在情商方面超出了陈大师，从而确立了自己在豫剧界的领军人物的地位。
现在很多人为陈大师鸣不平，但是历史是无法改写的，应该正视这种现实。至于有些人不断地攻击常大师，想以此来提高陈大师的地位，这是不道德的，也是不现实的，这样做也只能给陈大师抹黑。我们应该爱护每一位为豫剧、为戏曲事业作出贡献的艺术家，尽力推广我们的民族戏曲，这才每一个戏迷朋友应该做的。
附录二：我的生命在舞台上 (节选)
陈素真遗作
可能因为我是豫剧的第一个女演员，对豫剧的发展有过一点贡献，再加上几十年坎坷的经历，不少人劝我写写自传、回忆录，给后人留下点值得参考的东西。论演戏我行，可拿笔写东西就费劲了。“文 革”期间，我被遣送农村那些年，在日记本上写了几十年的往事。随想随写 ，也没个章法，至于叫自传还是叫回忆录，我也说不好。
—九二六年，我八岁。中秋节这天，父母带上礼物把我送到开封曹门里王清云家学戏。王清云是演武生的，为人很好。同我一起学戏的还有两个小姑娘，一个是王清云的女儿王守真， 另一个叫张玉珍，她俩都比我大一岁。老师孙建德是豫剧有名的老艺人，开封一带的红角十之 七八是他的徒弟。他年近七十，我们都叫他爷爷。
在王家学戏一年多，每天都是鸡鸣即起，去喊嗓子，不论阴晴雨雪，天天如此。我们的生活特别苦，吃的多是杂面，白面很难吃到一次，有一阵子几乎顿顿是榆树叶掺碗豆面。我的胃吃坏了，上吐下泻，差点送了小命。
然而我最满意的是没挨过一次打。我从小就好强，每天不用人叫就起来，不懒、不馋、不贪玩。老师教的戏文、唱腔，一遍就会，最多不过三遍。练功时，不管老师在不在，我照样认真做，一点也不偷懒。因此孙老师喜欢我，逢人便说：“我教了四十多年的徒弟，没见过象素真学戏这么快的好孩子。”
一九二八年阴历二月初二，是我走上舞台生涯的第一场演出。这天，开封相国寺里的同乐舞台，挤满了观众，他们是来看女戏子唱戏的。听说写有我们三个名字的海报一贴出去，就引起了轰动。因为这以前豫剧还没有女的唱戏。同乐舞台这次破天荒让三个女孩子演出，谁不想看个新鲜呢。
第一场演出《日月图》，这是一出小生、小旦、小丑的“三小戏”。我扮演小旦胡风莲，王守真演小生汤子彦，河南名角李德奎先生演小丑胡林，张玉真演一个小配角。开台锣鼓敲起来了，我们看着台下那么多观众，心里怦怦乱跳，浑身直打哆嗦。但我们知道不上场不行，一咬牙就上去了。唱着唱着也就不注意台下有多少人了，我们个子也小，连戏台上的椅子还坐不上去呢。
大约没演几天就不景气了，原因是我们太小，会的戏也太少。我的表演还行，嗓子不好；她们俩嗓子好，不会做戏，抓不住观众。
孙建德老师时常为我的嗓子叹气，埋怨唐庄王爷不开眼。孙老师为我的前途费尽了心思，他对我说：“孩子，我看你的嗓子，旦角一门没你的饭，我给你改个行当，学外八角（即生、净、丑）吧。”从此后我演过《花打朝》的程咬金，《闹山湾》的地方（老丑），《斩银龙》的薛丁山。后来孙老师病重回乡，不久传来他去世的消息，我至今还深深怀念这位为我启蒙的老人。
我们三个女孩子上台唱戏，尽管没有获得多大成功，可毕竟为后来者开拓了道路，打破了豫剧没有女演员的传统。从此，豫剧女演员逐渐多了，出了不少著名的表演艺术家。
孙老师去世后，我们学戏的几个小姐妹也就散了。我依靠父亲的关系，就在戏班里串个兵卒、小丫环等角色，跟着混饭吃。
一九三零年，不知怎么忽然让我演主角了。在扮演《反长安》里的杨贵妃时，我在人生道路上，摔了一个大跟头。记得上场头一句唱词是：“杨贵妃出宫来插花系凤。”这一句还没唱完，就听台下哄哄乱笑。我估计是笑我唱的不好，心里又怕又急，不想第二句唱出来，就更难听了，大概就象人们常说的黄鼠狼拉鸡那种声音吧。台下越笑，我越紧张，第三句还没唱完，倒好就上来了。一阵一阵的倒好声，羞得我坐在台上哭起来了，我被倒好轰下了同乐舞台。这一年我才十三岁。
我这出《反长安》唱砸了，父母看我在开封是唱不了啦，就决定离开开封到杞县去搭野台班。我怀着羞愧的心情离开了开封。我心里暗暗发誓，我还会回来。
一九三四年，我重新回到了开封。
四年前被轰下舞台，含羞离开开封的时候，我还是个十二岁的黄毛丫头，今天回来已长成一个大姑娘了。耳边的倒好声还在，这次我要重新在我摔倒的地方爬起来。不，不仅是爬起来，还要“三年不鸣，一鸣惊人”呢！我是自信的。
一切还和四年前一样，还是这个同乐舞台，第一场还是我的《反长安》。“杨贵妃出宫来插花系凤……”这句一唱出，便得了个满堂采，四年前的羞耻总算洗刷了。随后，我又演出豫剧旦角的四大征（《穆桂英征东》、《樊梨花征西》、《姚刚征南》、《燕王征北》），《劈 杨凡》、《大祭桩》、《双燕公主》、《对松关》。仅这几出戏，在开封就红起来啦。
那时演戏讲究不重戏，能一个月、四十天换着不重样，是好角。十天半月一重复，人家认为你会的戏少，不值钱。我仗着在杞县的底子，在开封日夜两场，一个月没重戏。直到我演出 《三上轿》，不行了，这个规矩打破了。观众强烈要求，一演再演，我不让观众失望，只好一个星期演一次《三上轿》。
说起《三上轿》这里还有个故事，也算是我第一次对豫剧唱腔的改革吧。杞县有个姓刘的艺人，他在另一个班里演戏，我妈花了不少的钱请他吃喝，想让他把《阴阳河》教给我。这出戏是他常演的戏，他怕教会了我，影响了他，不肯教。出于情面难却，把他不演的《三上轿》拿出来应付。
《三上轿》是个送客戏，早就没人演了，早些年，唱戏没有一定时间，观众老是不走，就用这出戏把观众唱散、唱走。经他花言巧说，我妈就让我学。本来一天就能学会，他偏不多教，他的用意，无非是要多吸几天大烟药丸。
学会了我也不愿意演，我爱演带点武打，慷慨激昂的戏。到时候不唱又不行，为了不把观众唱睡，唱走，我费了点思索，平时不住嘴地瞎哼唱腔，把平淡简单的老唱腔，加加变变，让观众听了新鲜，免得瞌睡。熟能生巧，居然我哼出许多新腔来。《三上轿》演出时，凡是经我加工出新腔调的地方，唱一句一个满堂好，非但没把群众唱走，相反还得到了无数掌声。从此，《三上轿》成了我的拿手红戏。其实当时还不懂得啥叫改革唱腔，但在不知不觉中得到了好处。
回同乐舞台不到一季，就唱红了。我成了同乐舞台的首要主演。群众称我是“河南的梅兰芳”，我只知道是好的意思，因为当时我还不知道梅兰芳是谁呢。
尽管我成了豫剧名角，可是我们的演出条件很差，艺术质量和其他剧种相比，也有差距。我们演出的同乐舞台也是搭的席棚，一下雨就得停演。舞台在偏神殿上，台下排排长凳，前面横条木板是放茶水、吃食用的。票分三种：中间是男座票，西边是女座票，男女观众不得混坐 ，东边是站签（站票）。最后面正中间专设两张大方桌，摆着茶水、瓜子、香烟，是招待宪兵警察的，他们是得罪不起的特殊观众。
一进了戏园子你看吧，沏茶的，打手巾把的、卖吃食的，在过道上来来往往，那个乱劲就跟侯宝林先生相声里说的戏园子差不多。
这年快入冬时节，我突然发现一位穿着西服革履的观众，坐在市民、小贩中间看戏。因为他的服装、风度与众不同，很是显眼。我也奇怪，演戏以来，破席棚的剧场里，就没见过衣帽整齐的观众，更说不上穿西装的人物了。因为上流人士是不看豫剧的，怕失了身分。事后问起别人，才知道他叫樊郁，字粹庭，二十九岁，河南大学毕业，时任河南省教育厅社会教育推广 部主任。
以后我见他常来，看戏看得很仔细，有时还在本子上记什么，从没见过他鼓掌叫好。简直是个怪人。谁能料到，就是这个穿西服的特殊观众，对豫剧这个剧种进行了大力改革，对我以后的事业发生了重大影响呢。而且这一切又是在及短的时间，魔术般地完成的。樊郁是豫剧改革的大功臣，我有幸同他合作几年，他帮我开扩了眼界，又善于在艺术上帮我总结提高，在我艺术成长过程中，他是占有重要地位的人。
就是这位特殊观众接管了同乐舞台，原“同乐”经理单耀卿退出。单耀卿也是开封青帮中数一数二的人物，他一手经营了十几年的“同乐”，怎么乖乖地就交给别人了呢？听说樊郁虽然年轻官小，但他有很多上层关系，单耀卿斗不过他。
樊郁把我们组织起来，到财神庙学校上课，学习礼貌。学了二十二天，再回到同乐舞台，让人大吃一惊。破席棚的同乐舞台不见了，平空出来个漂亮的豫声剧院。舞台装饰得很艺术，原来乐队伴奏在舞台正中，这回改在舞台左边，用纱罩遮住，台上就不那么杂乱了。监场人员一律身着蓝色红边的衣服，很有气派。
后台也变了样，专门为我修了一间洁净的化妆室。我长这么大，还头一次看见这样好的戏园子呢。
樊郁的主要改革是建立前场、后场的规章制度。上场不许说话、笑场。不许饮场。下场不入后台不许松架子。不许吐痰……后场不许玩笑打闹。不许讲下流话。不许赤膊、衣帽不整。不许带亲友进后台。不许敬神烧香。不许讲旧戏行话。不许误场……
这么多个“不许”，可把演员们治得苦啊。他们从小学艺，一身旧习气，平时后台打架吵嘴，歪戴帽，不提鞋，就连我在戏班子长大的人，也很看不惯，我从心里拥护樊先生的这场大改造。
凭几条制度，改变艺人们多年的旧习惯，谈何容易。别看樊郁个子小，尖嘴瘦腮的模样，可干起事来雷厉风行。他当众宣布：违犯制度者，一次警告，二次批评，三次罚站，四次罚跪，五次挨打。从此，天天都有罚站的、罚跪的，也有挨打的。
樊郁是个帅才，他整治演员很有一套。他采用擒贼先擒王的办法，对一般演员尽量批评教育，对主要演员的错误，毫不客气。主要演员一治服，其他人也就服了。
他这套办法，治不了我。我平时也没那么多坏毛病，就连最普遍的饮场习惯，我也没有。我吃亏在笑场上，一上台见了什么可笑的事，就笑个没完没了，挨过板子，罚过站，一上台碰上乐事还是笑。
豫声剧院，场子新，舞台新，戏装新，连演员的生活习惯也去了些旧的，换上新的。吸毒品一律禁绝。台下再也不男女观众分座了。又粗又土的豫剧，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天地。
一九三六年正月初一，豫声剧院开锣演出。我穿上缎子绣花帔，白绸子水袖足有三尺来长，带上双光水钻的头面，在后台走了几步，左看右看，喜得不知如何是好。我这个演野台戏的，哪见过这么飘亮的行头啊。
也是乐极生悲，一出场脚踩上水袖，差点没绊个跟头，吓得我心跳眼花。惊魂刚定，一抬胳膊绣花线又挂住了头上的水钻花，解开头上的花，水袖又绞在一起，手伸不出来。一着急词也忘了，腔调也变了，出了一身大汗。幸好我已在观众中有了威信，没叫倒好。一下场我就把它脱下来，真是无福消受啊。
散戏了，大家都走了。我不回家，也不想吃饭，又穿上绣花帔练了起来。我不信我斗不过三尺长的水袖，我又抖又甩，嘴里念叨着：“是你治住我，还是我治住你。”我和水袖干上了。以后凡演出间隙不该我上场，我就在后台练水袖，没坐下来歇过。
开始不过想在台上别再绊脚、缠手就行。练熟以后，我就利用它为我表演服务了。过去豫剧里没有一尺以上的水袖，全是一块白布，旦角穿上帔，手中照样拿手绢和扇子，没有水袖功。我不管过去有没有，用得好就保留，效果不好就扔掉。在《凌云志》演出中，我水袖的运用得到樊郁和观众的充分肯定。现在看来用水袖也并非难事，可我那时候一点一滴都要自己去探索。如果我有可以师法的条件，该少吃多少苦啊。
樊郁先生看我是个演员的好材料，下力气培养我。他看我在灯光、月光下，太阳底下，对着影子练身段，很感动。派人给我在化妆室里安面大镜子。有了这面大镜子，练身段就可以不出屋了。
春天，樊郁还让我停了夜场，去看小杨月楼先生的京戏。演的是《昭君出塞》、《白蛇传》、《八宝公主》。天哪，我哪见过这样的好戏，可算长了见识。人家的台步、手式、水袖，包括化妆，都给了我很大启发。虽然停演三个夜戏，收入受了损失，可对我艺术水平的提高是大的。看戏之后，樊郁又订了北平出的《戏剧旬刊》、《十日剧刊》，让我参考。可惜我一字不识，只能看剧照，名角许多姿式我都用上了。比如演《义烈风》，我就用了程砚秋《青霜剑》里的几个姿式，《女贞花》用了梅兰芳《游园京梦》的姿式，《三拂袖》男装时，模仿京剧小生叶盛兰的姿式。樊郁先生对我的培养，我是不会忘记的。
樊郁不但能管理豫声剧院，还是个编导的天才。这一年他一连写了七个新戏，给了我发挥才能的机会。那时豫剧历来演传统戏，樊郁第一次移植、改编新戏，这也是他对豫剧的重大革新。
第一出《凌云志》一炮打响，轰动了开封。接着，《义烈风》、《三拂袖》、《女贞花》、《霄壤恨》、《涤耻血》等新剧脱颖而出。新剧目使观众的成分也发生了变化，各界知名人士、妇女、学生多了起来。樊郁今天请这个官，明天请那个长来看戏。他的学生保安队长也常来。大家说“同乐”那时候，来个兵大爷看戏都得象敬神似的，现在不怕了，有保安队长给咱们弹压。
樊郁也真能钻营，一天晚场把省主席刘峙全家也请来了，看的是《凌云志》。这样一来，“豫声”的人更神气起来，眼里只有一个樊主任，谁也不放在眼里。这种神气劲，不知怎么惹恼了军官总队，他们果然来捣乱了。那天晚场演的是《桃花庵》，我在台上演着，只见进来几十个一律雪白衬衣的人，看样子不象是来看戏的。我刚跪下唱：“哭一声窦氏姐……”一个大痰桶冲我头上飞来，我一低头躲了过去，飞快跑进后台。这时场子下面就乱了营了，乒乒乓乓的打砸声，骂声，哭叫声响成一片。后台的人也是东躲西藏，我砸开窗棂跳到保安队院里，穿着戏装跑回家，手脚划破了，鲜血淋漓，狼狈不堪。
第二天，还得照常演出。我心里害怕，又不能不演，当艺人的什么罪都得受啊。果然不出所料，一把茶壶飞了过来，我一侧身砸在了肩膀上，又是一场惊吓跑回了家。剧院损失更大，几乎全砸坏了。停了六、七天戏，才又恢复演出。这件事后来如何解决的，就不知道了，只知道军官总队的负责人，亲自来剧院向全体演员慰问。樊郁还算是个有靠山1的，尚且如此挨砸，可见在那样的社会里，干成一样事业是如何之难了。
一九三六年春，上海百代公司一个负责人来开封，看了我演的《女贞花》之后，就和樊郁接洽给我灌唱片，并要求同我在西餐馆见面。我很犹豫，母亲也很反对去外面吃饭，樊郁做了许多工作母亲才答应。也可能是十张唱片，两千块现大洋的效果吧。
约好了时间，我去找鼓楼大街那个西餐馆。我脑袋里的饭馆，就是杞县城隍庙里的小饭铺，我吃过鸡蛋炒饭、面条、羊肉泡馍，从没有什么饭庄、饭店的概念。按地址找到了一个大门口，高楼大厦这哪是饭铺啊，不认识牌子上的字，就在门口徘徊，不敢进去。
后来大着胆子问了，这才进去。两、三个人过来迎接我，让我上楼。我同他们谦让着，让他们先走。直到樊郁在楼上叫我，我才知道这些人是服务员，他们怎么穿的那么好呢。
楼，我在演戏时上过假的，真的楼，十八岁以来这是第一次。那位客人三十五、六岁，穿着西服。樊郁介绍之后，客人向我伸过右手，我不懂这是什么规矩。只知道见人鞠躬，结果是他伸着手，我鞠躬，也够滑稽的。
服务员摆上餐具，每人一块白布，我不懂这都是干啥用的，只好呆坐着。菜上来了，还没有筷子，这刀叉可怎么吃东西呢。我除了父亲之外，没和男人一起吃过饭，这顿西餐不是要羞死我吗? 越想越气，恨不得拿起盘子照樊郁的脸上砸，这哪是请客，纯粹拿我开心。
幸好客人很会说话，夸我戏演的细致、含蓄。还说他欢迎我去上海演出，一定能红。他一表扬，我的气也消了，但这顿西餐我一口也没动。
灌制唱片一面三分钟，为了准确掌握三分钟之内唱完，每天散了日场和乐队一起试唱，一练就是个把小时。樊郁怕我嗓子累坏了，灌片时受影响，他让我用说话的声音代替戏嗓试练。我也没有经验，只知道听话，大约有七、八天，唱嗓开始别扭，七、八天以后唱嗓完全毁了。灌唱片时已是勉强凑合，高音上不去，低音下不来，急得我直出汗。灌完唱片，我的嗓子一句也唱不出来了。
樊郁也是出于好心，哪知我练的是条假嗓，和平时说话的发音水火不能相容。这一改嗓，把我在杞县苦练出来的嗓子，活生生断送了。我再不能上台演出，唱片的效果也不好，我整天坐在家里发愁。豫声剧院因为没有了主演，四处约角，也冷落下来，樊郁只好把剧院让给河南商会会长李奇峰。李接手后改为和平戏院。樊郁这场豫剧的改革，也就这样终止了。
樊郁看我嗓子坏了，也很着急。他让我去北平学武功，放弃青衣戏，改演唱少的武打戏。等我北平学艺回来，重整旗鼓，东山再起。
樊郁先联系好了，我于一九三七年四、五月乘车去北平，坐在火车里，一路提心吊胆，怕这个大铁箱子翻了。到北平住在樊郁朋友孙剑泉先生家，同孙的女儿住在一起。孙姑娘是个大学生，笑我连名字拆开写都不认识。
到北平，对我说就是出洋，一切全是新鲜的。电车、自来水、卫生间、沙发、钢丝床，从没见过。
孙剑泉给我请了位老师，是票友。每天上午教两个小时，三块现大洋。他教我唱《苏三起解》，我一学就会，词会了，可唱腔还是豫剧味，河南调，把老师也唱笑了。我对先生说：“ 先生别教我唱，我学唱也没用。你教我武功，我回去好用。”他教我趟马，又教我一个枪下场 ，两三遍我就学会了。他找孙先生说：“这孩子太聪明，我教不了。不能误人子弟。以他的天分，最好请芙蓉草来教。”
樊郁和孙先生同意他的意见，但芙蓉草声誉那么高，也不好请，就通过沈曼华（姜妙香的徒弟）给我找了两位老师。一个范福喜，一位赵绮霞。这两位老师可比李先生高明的多。一开始问我学过什么，我说学过趟马，一个上午就学会了，很有些自负。他们让我做一遍，我拿着马鞭子走了一遍。他们笑了，赵老师接过马鞭说：“我走一遍，你看看。”
我一看傻了，脸上发烧，才知道自己见识浅薄。这一路趟马，我学了三、四天，怎么下功夫，也学不到赵老师那样的身手，只不过学会个路子而已。后来范老师教我大快枪、小快枪、枪下场、勾刀、对刀、刀下场等。
一天，我正学得高兴，“哆”的一声巨响，我立即停下来问范老师：“这是炮响啊。”范老师说：“管他什么响，练你的。”
“不好了，芦沟桥日本人同我们打起来了！”樊郁慌慌张张跑进来，一边催我：“快收拾东西，不然火车不通，回不去了。”我就这样慌慌张张离开了北平。
樊郁和我逃出北平，经徐州来到商丘。找到了由栾经理带领的原“豫声”的一部分人马， 他们就在火车站一个破席棚里演戏，处境十分狼狈。看到我们回来，大家都很高兴。
我在剧场后台的半间小席棚里住下来，和樊郁开始了剧团的整顿工作。大约经过一个月时间，也就初具规模了。旦角有我、李镜花、田岫玲。小生有赵义庭、朱长兴。老生有许树云、刘全义。花脸魏进才、陈玉虎。丑来袁玉文。老旦朱庆喜。这个阵容比起“豫声”时期相差很大，但四梁四柱还是很硬的。演员里年轻人多，很有发展前途。团名叫“狮吼剧团”，取其醒狮怒吼之意。于一九三七年底返回开封。
这时开封已出现了两个红角：一个常香玉，一个司凤英。他们各有各的观众，不分高低。我到开封的第一场戏是《涤耻血》，这是樊郁编导的抗战爱国戏，题材是借金兀术进兵中原，山东守将刘豫降金，其女刘芳劝父抗金，刘豫认贼作父反要将其女献于兀术。刘芳携婢逃出，占山杀敌，在与金兵厮杀中流尽最后一滴血。我演刘芳，用上了北平学的武功。另外，这出戏在当时日寇入侵的形势下，也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所以很受欢迎。开封的观众评论我们三个为“三顶甲”，封我为状元。
大约演出有三个月左右，开封吃紧了，人心惶惶。我记得开封沦陷前，我最后的一场戏是《叶含嫣》。这天，樊郁把大家叫到一起，心情沉重地说：“日本人已逼近开封，我们剧团准备撤离。大家是走，是留，随各人自愿。”人们都在思考着去路，有的说走，有的因为有家小离不开。我说：“我演《涤耻血》里的刘芳，她的台词是这样说的：‘我们要为国难而死，要为杀敌而亡，宁作箭下鬼，不作亡国奴！’我要走，就是头断血流也不给敌人演戏！”
我告别了父母，同樊郁他们上路了。一路南下，经过许昌、南阳，向西经镇平、内乡，一直走到马山口才住脚。整整走了两个多月，这时已是一九三八年的五、六月了。
马山口位于河南、陕西交界，是一处僻静的地方，西北一带全是大山，我们住在山口。紧挨着我们的大山叫秦家寨。寨主姓秦，是樊郁的朋友，在这里避难是安全的。这里山清水秀，风景很美，大有世外桃源的味道。我们就在这里过起了隐居的生活。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樊郁也担心这样长期闲住下去，大家日久心变，就催着栾经理去找地方重建狮吼剧团。一九三九年一开春，樊郁把赵义庭、朱长兴他们安置在许昌剧团，只剩下我和琴师，还有陈玉虎，留在马山口。我早就厌烦这隐居的生活了，特别是赵义庭他们搭班一走，我连一天也呆不住了。我这人一生没有嗜好，就爱演戏，不管多大的痛苦，一上场就全忘了，没有戏演，活着也没意思。我的想法又不好意思同樊郁明说，想来想去想不出好办法。我就偷着跑了。还没走出二十里，被他们追了回去。没想到樊郁并没发火，反倒来安慰我别着急，不久就会出山演戏的。最后让我同他订了一个合同，五年为期。
这个合同一共有五条：五年内我不离开狮吼剧团。五年内不结婚。不得主任允许不随便交朋友。薪金由主任定，本人不得争价。全部服装（灌唱片二千元买的）由主任处理。我全都答应下来。我不识字，由樊郁写好，然后用纸蒙上，我再用毛笔描下来，交给樊郁。只要我能上台演戏，管他五条还是十条。因为我再不能空耗生命，我的生命在舞台上。
经过栾经理、樊郁的一番努力，狮吼剧团于一九四零年初，又在洛阳成立，演员绝大多数还是原班人马。
这时的洛阳，已成为河南战时的省会所在地。省政府、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在洛阳西工，各机关、团体都迁到了洛阳。洛阳一下子繁荣起来。
当时的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卫立煌很爱看戏，每星期都要接我们去长官部演戏，并经常为外来的宾客、官员招待演出。看我的戏有何应钦、白崇禧、陈诚、陈果夫、陈嘉庚、汤恩伯等人，有些我也说不上名字。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给朱德先生演戏，他一连看了我三个夜场戏：第一天是《涤耻血》，第二天是《克敌荣归》，第三天是《伉俪箭》。这后两出戏，是樊郁在马山口避难时编写的。是两出极受欢迎的爱国反霸戏。
在我演出《伉俪箭》时，朱德先生坐在第二排，离舞台很近。当我演到患病、昏倒、遇父一场，我看见朱德先生哭了。他这一哭触动了我，假戏真做，我也哭了。我心想，这个长官是个好人。
第二天，我问樊郁：“朱德是个啥官呀？”他告诉我说：“是共产党的大官。”我当时只知道有个国民党，不知道还有个共产党，很觉得新奇，就追问他：“啥是共产党？共产党、国民党是一家吗？”他不耐烦地说：“什么一家呀，说了你也不懂，别打听这些，没好处。”
我说：“这位朱德长官看我演苦戏直流眼泪，他的心一定是很善良的。”樊郁一听，赶忙制止我说：“这话可千万别再和别人讲，你可真不让人放心。”
他这么紧张，把我弄得更糊涂了，为什么不能说朱德长官好？后来一想别问了，谁让咱不识字，也不会看报纸，除了戏上的事啥也不懂呢。樊郁这个人就反对我识字，说识字最坏脑子，精力一分散戏就唱不好了。
要说不识字也有不识字的好处。这年快过中秋节时，剧团突然要离开洛阳去西安。我开始觉得奇怪，后来才知道河南的报纸联合起来，骂了我许多天。我不识字不看报自然不知道，到现在也弄不清都骂了我些什么。原因听说是我演《三上轿》给新闻界的戏票少了，这是剧团的事，和我一个演员有什么关系呢？从这开始我才知道报纸的作用，它可以随便骂人，竟能把我们骂出洛阳。以后一提起报纸就有些怕。
狮吼剧团被骂出洛阳，到了西安。这是第一次出省演戏。首演地点是西安南苑门三山剧院。到西安头三天演的是《涤耻血》、《女贞花》、《克敌荣归》三出戏。我们的戏报很简单，上边一行河南狮吼剧团，下边一行陈素贞主演什么戏。从来没有什么“超等坤角”、“明星”那一套，可是观众却是闻讯而至，场场客满。三出戏，三炮打响，西安的观众给了我“豫剧大王”的称号。从“豫剧的梅兰芳”、“豫剧皇后”到“豫剧大王”，我深感观众没有埋没我的艺术，没有忽视我在艺术上的探索和钻研。我沉浸在一种成功的喜悦之中。
在洛阳演出了九个月，有百分之八十是为募捐义演，没有工资。这次到西安，樊郁给我定的工资标准是二八提账。一场夜戏下来，整个赚多少钱我不知道，只见栾经理拿个大本子到我屋里，让我签个名字，就给我两百多块钱。三、四天就是一大堆钱。长这么大我第一次看见自己挣了那么多的钱。过去收入全由父母经管，我也没问过。在洛阳演出时，给我三十、二十的零用钱，已经很知足了。从小到大没有花钱的习惯，也花不出去。
我看着这么多的钱，高兴得睡不着觉。“豫剧大王”的盛誉，也象彩虹一样织成了满天云锦。我才二十三岁，我还要去追求更大的荣誉和成功。我让人为我打制一个五两重的金牌，前面刻上“忠于艺术”四个大字，背后是我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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