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科学发展观来看大学生“人格培育”
       科学发展观不仅是关于我国社会健康发展的理论，更是一种科学地认识和改造人类世界的方法论，依此观察大学生的人格培育问题便可得出一些值得深思的结论。
        1、目前的教育状况是在自欺欺人，自毁长城。我们的领导人总是在大会小会上讲，学校要始终“以德育为首，以教学为中心”等，实际上德育“说起来重要，做起来不要”这个不争的事实依然严重，而“教学中心”不过是安慰学生的麻醉剂，因为教师的评价和晋级指标体系里根本没有教学这个“中心”的位置，这种教育显然是自欺欺人的：一方面欺骗学生，欺骗老师，也是在欺骗学校自己；更重要更根本的是欺骗乃至毁灭了我们的大学，最终毁掉了我们的国家和民族。
      2、包括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在内的人文价值教育课程，究其本质来说，属于体现大学教育价值性、人文性与和谐性的重要方面，与其他专业课教学的工具性、科学性形成鲜明的对照和互补关系。这个问题，可以用陈毅同志1961年的一段比喻来说明：一个技术熟练的飞机驾驶员如果不爱国，把飞机开到了国外当然不好，但是如果只有爱国热忱，不掌握驾驶技术不能把飞机开起来或者上了天就掉下来了，也不是一个好的飞机驾驶员。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不缺乏技能熟练的驾驶员，但我们不敢保证他们在关键时候不会把飞机开到外国。没有人文关怀和价值导向的教育不是教育，最多是物化和异化的教育，教育内部的不和谐终究导致教育的自我毁灭。
        3、明确地说，人文价值教育类课程要解决的问题是教育的本质和方向问题：大多数人文及思想品德课侧重于解决“什么是人，怎样做人”的问题，与中国现实相关的社会科学和政治理论课侧重解决“什么是中国人，怎样做中国人”的问题，具体说就是我们的国家发展客观上需要什么样的人——理想的中国人应该是什么样子？怎样做好这样的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我党关于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加强大学生思想道德和政治教育的意见等，都是基于这种深远的战略考虑。与西方国家相比，我们这方面的教育几乎无法与之对抗。
        比较而言，其他专业课解决的是建设祖国的知识和技能问题，人文价值教育类课程则要解决建设什么及其目标问题。如果说各专业学科侧重于认识和改造物（自然）的知识和技能，而人文价值教育类课程则侧重于认识和改造人（社会和精神文化等）的知识和技能。现在的普遍问题是：重视知识技能专业课而轻视思想政治理论课，重视物而轻视人。本来认识和改造物是为了人，但现在大学里如果强调包括思想道德和政治理论课在内的人文价值教育类课程，也是说为了学好各门专业课，必须学好哲学等公共课，因为它提供了好的思维方法，有助于学生学好专业课，否则就没有用处。这显然还是把这些课程放到了工具的、从属的地位上。这就必然引起许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既然人文价值教育类课程特别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本身是从属的，从事这类教育工作的老师也必然被放到了从属的地位上（不仅身份地位遭人鄙视，而且工作待遇也明显处于劣势和弱势），老师的生存状况和情绪必然导致老师积极性的丧失，这种状况以及连成人都扑朔迷离的社会现象传染到学生，就使学生一开始就觉得人文价值教育类课程是负担、包袱，严重影响到专业课的学习，甚至学生在上人文价值教育类课程时学英语、计算机等能够到国外或高报酬领域谋生的技能课程，甚至玩手机、打游戏、听音乐等。人文价值教育类课程争取到高校里的平等的“国民待遇”还任重而道远！
     （4）科学发展观内在地要求改变上述不平衡、不协调的状况。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过硬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系统的人文价值教育，不可能培养出严格遵循科学发展观而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各级各类人才。我们的干部的政绩观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关键，而正确的政绩观恰恰来自于干部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道德人格修养。同时在全球化的进程中，面对日益激烈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斗争，我们共产党人必须迎接日益严峻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挑战；高校必须义不容辞地担负起这样的历史重任。恐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教育部前部长周济曾不无忧虑地说：我们的许多教育行政主管领导“认识不到位。口头上重要，干起来不重要，在学科建设、教学科研、经费投入上缺乏充分的支持和必要的保障。甚至还有个别领导干部错误地认为，公共理论课对于提高学生全面素质意义不大，应淡化甚至取消”。因此他才多次强调指出：“教育行政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都要把这项工作作为一项主要工作来抓；高校的校长和党委书记更要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
     （5）如果说政府承担着振兴一切社会公共事业的重大责任，必须使之与经济发展相协调；那么在高校里，学校最高层党政领导就应责无旁贷地担负起改善人文价值教育类课程等涉及公民基本素质的“公共课”、“通识课”及其任课教师的地位和待遇的重大职责，这可以通过学校体现平等公正和共同发展原则的宏观政策调整来实现。专业院系适应市场需要，绝大部分可以通过市场调节和激励来实现其发展，但属于通识性基础的人文价值教育类课程的特点和性质决定了它不能由市场来调节，只能由学校类似政府的部门来解决。因此可以明确地说：在教育日益产业化、商业化的过程中，在专业教育领域引进市场机制追求效率，而在通识性的人文价值教育类课程领域必须由学校行政来调控以实现大学教育的内部公平。
      （6）必须站在学校系统整体的高度上来统筹安排学生的人格教育问题。我们不但要在学校的评价体系里加大学生人格培育的权重，而且要在学生的发展目标里将人格发展提到学生发展的首位，实行人格指标一票否决的制度。同样对教师的评价体系里也是如此：在对教师评价的体系里，既要把教学及其教学业绩放到极为重要的位置，又要把教师的育人活动及其业绩摆到教师职称晋级的同等甚至更为重要的位置；我们不但要让共产党员教师联系班级，而且要让所有的教师（因为教师的天职就是教书育人）都成为学生的“人生导师”，担负起学生人格培育的责任；我们的制度和评价体系要激励师生关系的密切化，因为人格培育是现代化的“科学”教育手段所无法实现的，人格培育靠的还是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接触，靠的是爱心的传递和人格魅力的感染。也就是说我们要把教师作为“人生导师”在育人方面的所作所为及其学生评议和社会评价，纳入教师评价和职称晋升的指标体系之中。因此在副教授和教授的评价体系中，育人指标也应具有一票否决的地位。
        二、大学生思想政治课的教学困境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一种特殊的人文价值教育类课程，作为中国大学生公共必修的通识课程，是高校人文价值教育类通识课程体系的核心和灵魂，它对“培养什么人”的问题起到根本的导向性作用——在符合人类社会基本规律、符合中国社会发展大趋势的人生价值观和符合现代科学与哲学精髓的辩证思维方式的培养方面具有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是，笔者看到，长期忽视高校人文价值教育的后果大致沿着两条路线趋于恶化：一是大学生的理想信仰危机、思想道德贫困、政治责任淡漠、心理精神障碍等，从而表现出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反社会和反人性行为来；其二就是大学生无论其在何种形式的相关考试面前都可以得到令所有人满意的分数；而一旦在某次考试中暴露出问题便立即怀疑考试的有效性，而不去追问同学们是如何对待这些课程的。很长时期内，大学生思想品德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考试高分（极高的及格率）与其思想政治素质的下降都是同时并存的，人们并没有去认真地思考这些问题。而“内行”的人们都知道个中奥秘，那就是：要么通过诱导学生死记硬背的考试来使学生在突击背诵一周左右即可拿到满意的分数，要么在改革了考试方式之后一旦发现分数偏低便设法进行特殊处理，使不及格率保持在领导、教师和学生都能够接受的限度之内，从而彻底地掩盖了长期以来存在的大学生思想政治问题。这也许的确属于事实的真相，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此，而在于我们如何改变这种状况？ 
        近些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的第一把手以前所未有的重视来强调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让我们这些专职教师们感到无地自容，难道我们真的没有尽到责任吗？难道我们没有在课堂上向学生讲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当今世界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吗？难道我们没有教育引导和鼓励学生做一个社会主义的“四有新人”吗？难道我们在课堂上都向学生灌输了些非／反爱国主义、非／反社会主义和非／反集体主义的思想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我们究竟在课堂上都对大学生们做了些什么？！真的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全然失职或渎职了吗？可我们用的都是国家示范教材或者推荐优秀教材啊！有的人说，你们的课讲得太枯燥、太乏味、理论性太强。不错，我们的课是太理论性了，我们也承认我们的政治理论课教师也是性格各异、生活和文化知识背景各不相同的普通人，能把政治理论讲得生动有趣如相声小品者果然存在，但是否具有普遍性呢？实际地说，这些课程本身的性质就是“理论课”，我们总不能把它上成小品课、相声课、故事课、笑话课或者花边新闻、宫廷秘史的“娱乐”课吧，如果是这样，当今在读图时代成长起来的大学生们肯定喜欢，但他们又能从中得到什么？除了“快乐地”哄堂大笑几个小时，这里肯定没有严肃的思考，没有社会历史责任感的培育，没有高尚人格的塑造，当然也不会有较高政治素质的新人的产生。有的人会说，就有人可以在相声小品中进行相关的教育而取得极好的效果，你们为什么不可以？是的，我们不否认这一点，但是难道你能要求所有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都去跟着马季、赵本山学好相声小品之后再来钻研马克思主义、再来当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吗？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你就无法要求我们的每一堂课都那么富有吸引力和感染力。更何况似乎大家都知道这样一条潜规则，那就是：各门专业课是大学将来就业的根本（或者就是金钥匙），（公共）英语是学生找到好工作或者出国留洋甚至成为外国公民的敲门砖，那么像思想政治素质这样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谁还会把它实实在在当回事呢？只有表现为分数的时候它才会受到无可奈何的“青睐”，才会去死记硬背一下，才会去厚着脸皮到老师那儿求其及格。难道事实不是这样吗？如果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考试分数可以表现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话，我敢保证我们几乎所有的大学生都是真正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那些考上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大学生们，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包括那些到国外谋求发展的无数高材生们，果真如此，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的命运与前途交给这些人难道还不放心吗？不仅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放心，而且还可以期待我们的事业会被他们推向全世界呢？呵呵，如此这般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便可以高枕无忧了，何以又忧心忡忡地一而再、再而三地出台各种意见、制定各种措施来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呢？难道他们真是闭耳塞听、不懂世事而无事生非么？
        显然情况并非如此，这背后隐藏着诸多的问题，我把它概括成几个悖论，大家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
        1、我们的高等教育一方面在加速走上产业化、功利化和工具化的快车道，以至于大学日渐成为真正的职业培训基地；另一方面一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又在呼唤什么“大学精神”，大声疾呼大学应该承担民族复兴、天下兴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2、我们的大学一方面在各方面日益具备“传道”、“授业”、“解惑”的全方位功能和现代化的工具手段，另一方面又在社会日益增加的各种压力下日益沦为单一的“授业”中心，大学那特有的发现传播宇宙自然之道、解人生之疑、释人生之惑的功能，却日益远离大学校园。
         3、一方面是上至中央高层、下至基层领导都在大会小会上高喊“德育为先”、“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放在首位”或者“重中之重”，另一方面是大学里相关教师或工作人员的待遇低下、尊严受损，课程大多集中安排在下午和晚上，并且一个教学班少则百十人，多则二、三百乃至五六百，效果如何不得而知，学生们则对相关的课程或教育活动普遍冷漠或排斥。
         4、一方面是把相关的教育内容编成逻辑严密的“科学”教材纳入大学的课程体系计划之中，并安排了相当可观的课时，另一方面又试图在实际上通过各种方式降低其考核权重使之在课程体系中日益边缘化。
         5、一方面大量的教育或其管理人员不把这些课程当成严肃而郑重的“科学”课程，认为“你们这课怎么还让我们学生不及格”，另一方面当显然有不少同学考试不及格时就又反过来怀疑我们的考试是否严肃而“科学”。
         6、一方面我们的人文价值教育的理论课教师在现有的体制框架下兢兢业业默默奉献，另一方面是他们的工作条件一直得不到改善，工作待遇却不能与其它专业课教师“同工同酬”。
         7、当我们教师的教学教育态度得到大多数同学肯定（这从多年来学生对教师的评议结果可以看出来，人文素质和价值教育课教师的学生评议分数总体上高于其它专业课教师）的时候，我们的一些管理人员甚至一些负责教学的领导干部却在对部分学生的冷漠或无所谓状态持同情或放纵的态度，而不是加以积极引导，促其转变。
        8、既然有相当一部分人骨子里认为人文价值教育类课程只要考前一周集中背诵就可以顺利考出及格或更高的分数，那又何不让教师一学期只用两个小时时间把课本考试重点一划，再给学生留上一周时间背诵呢？何苦一学期安排了那么多课时，岂不极端浪费学生生命而无异于图财害命？还不如安排学生多学那些对他们个人的前途和命运生死攸关的专业课或者英语呢！
         9、既然认为人文价值教育类课程只要考前突击背诵就能顺利过关，那么何以又有那么多同学考前的突击背诵没能奏效呢？岂不怪哉！
        10、既然人文价值教育类课程作为“理论课”不仅与其它专业课一样需要一定的理论思维能力，而且也是培养理论思维能力以及一定的政治理论素质的重要途径，那么为什么不向同学们强调把学习政治理论课的功夫用到平时的认真听讲、精心读书和勤于思考钻研以及对国家社会发展的关怀关心上呢？要知道：在物欲泛滥的时代和物欲横流的人群中，要让一代“图画青年”具备对民族前途和国家命运的理性思考的能力，除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系统教育，我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更好的办法！肢解这个科学理论体系，使之庸俗化、图画化、实用化、功利化，使之沦落为考试对象、帮助学生走上仕途乃至光宗耀祖的敲门砖、广告牌，这不啻为一种真正的“中国特色”，但却是足以葬送祖国命运和民族前途的“绝命散”！黑格尔说过：一个没有理论思维能力的民族就像是神庙里没有神像一样，是一个没有灵性和没有前途的民族。恩格斯也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终究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285页。）而大学公共必修的人文价值价值教育类课程正是对大学生们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培养其理论思维能力、提升其政治理论素质的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
        11、有人说你们的人文价值教育类课程教师为什么不“因材施教”呢？是的，我们极想这样做，而且也认为只有“因材施教”才能够真正地做到“教书育人”。但试问哪一位名师能够在这个教育产业化的时代、大学生批量标准化生产的时代，在一个100-500人专业不同、基础相异的教学班里做到“因材施教”？如果有，我们倒真想拜其为师，学他一些绝招来；更希望国家采取措施将这样的名师树立为国家的功勋和民族英雄。
        12、有人说，纵使你们不能“因材施教”，难道还不能“因材施考”吗？是的，我们也想，但试问如果真的“因材施考”，是不是会出现连小学一年级学生也能把极为抽象而道理深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考他90分呢？如果是这样，那么这种教学和考试还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13、在我们都在努力实践党中央关于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精神的时候，我们在管理和评价方面的一些做法却明白无误地向学生送去一些错误的信号：“公共必修的人文价值教育和政治理论课想咋学就咋学，反正最后都会及格。”在这种情况下，对我们的一些管理人员，甚至党委和行政系统的高层干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重要性”的启蒙教育，实在是太有必要了啊！     
        14、 我们的教材编写有些太机械化了，除了一些干巴巴的理论观点外，几无逻辑的论证和针对具体实践的分析，没有人认真研究过教材教学体系（认知过程：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再回到具体实践）与理论叙述体系（研究结果：理论逻辑的演绎体系）的区别，因而我们的教材千篇一律属于理论叙述体系而非符合认识规律的认知体系；因而本来活生生的人文价值理论、思想道德和政治理以及人生社会道理，却让这机械僵死的理论叙述体系（教材）搞得面目可憎，甚至狰狞恐怖，学生们感到枯燥乏味、讨厌进而拒绝便成必然！

        15，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当我们那些学习研究人文价值教育课程所属学科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毕业后也像其他任何专业学生，必须到人才市场上去找专业对口或不对口而为了生计而不得不“转行”的工作的时候，甚至为数不少的这类学生找不到工作的时候，那么，这样的人文教育还有什么前途？这样的教师在课堂上所说的一切还有什么说服力？国家能否担当起对特殊的人文价值教育类学科人才的免费培养和“统购统销”的责任？
         三、问题的实质和出路
       作为一名高校教师，我总是在想，我们的人文价值教育类课程的尴尬，难道不是我们所谓时代主旋律的尴尬吗？难道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尴尬吗？难道不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在现实面前的尴尬吗？邓小平同志当年的担忧——“中国要出问题，就出在共产党内”，我们这些年来的最大失误是教育——特别是青少年学生的人文价值教育或人格教育；难道不是具有预言性的警示吗？我们的人文价值教育类课程的教师、我们的教学教育管理人员和领导干部有几个不是共产党员呢？一方面正是我们党不断创新的思想理论在强力推动着中国社会的急剧变革和快速发展，另一方面这种变革和发展又对我们党的思想理论（无论其怎样创新）构成某种强大的威胁，似乎愈益使其失去说服力和公信力或者合法性。体制改革和社会发展中层出不穷的问题和矛盾，使得社会现实与理论沉思形成巨大的反差，难道历史就是如此地喜欢开玩笑吗？能否让我们的学生明白“理论之树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的道理？有谁能够真正站在我们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幸福的高度来严肃地看待处在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华文明和民族精神和传承和弘扬？有谁能够找到一种更好的办法抵得住各种外来强力的腐蚀和诱惑，而不使我们的青年一代失去中华民族的“自我”？
        笔者在这里只是蜻蜓点水地发点议论而已，如果从正面理解，难道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不需要我们全面地提升高等教育的文化品位吗？不需要挖掘和提升我们大学教育的人性意蕴和境界吗？难道我们不需要坚持真理和价值的统一、科学和人文的统一、工具性和价值性的统一吗？如果需要，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理直气壮地进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旨在使中华民族重振雄风、使中国人民富裕幸福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呢？！究竟是什么东西使我们这些本来宣讲真理的人反倒感到心里发虚甚至底气不足呢？！
        鉴于此，笔者认为，问题的实质恰恰在于，我们在人格教育方面缺乏深入透彻的科学研究，没有把握人格教育的真实规律，因为在这个领域我们还处于绝对的“必然王国”之中！虽然如此但这只是一个客观的原因，从主观上来讲：我们这些多年的教育和研究，并没有真正把这个问题当作一个严肃的科学问题来对待！甚至很多人认为这不是一个问题！以至于我们的领导在所谓“为首”或“重中之中”的空洞口号面前感到茫然而不知所措，这种茫然无知和态度上的轻视淡漠，一起造成了现有教育体制中人格教育的边缘化和工具化。这种状况极大地伤害了现任职的战斗在思想理论教育第一线的广大实际工作者们的自尊心和积极性、创造性，以至于他们难以在内心尊严上真正地站立起来！
      ——因此我呼吁：站起来吧！我们的人文价值教育工作！让我们这个庞大的人文价值教育工作队伍感到由衷的尊严、满足和幸福吧！为此，我们要承担起我们的历史责任，必须尽快革新我们的人文价值教育工作体制，必须鼎力创新我们的人文价值理论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必须科学构建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价值理论素质的测量评价体系，必须大力加强大学生乃至全民族的人文价值教育工作！唯其如此，我们才可以气壮山河地宣告：我们和其它岗位上工作的人们一样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当然，仅仅如此还远远不能使我们的人格教育真正达到国家民族发展需要的高度。走出困境的关键，还需要我们的各级领导尤其是高校的掌握学生前途和命运的领导们能够真正站在国家民族前途和命运的战略高度，切实落实党中央的指示精神，把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政治理论素质和人格素质教育等作为学校发展的第一要务，下大功夫抓出成效！
      而在教材编写和课程安排上，笔者冒昧做一评价：目前国家统一编写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虽然增加了不少时代的新元素，针对性比旧教材有所加强，但仍然没有跳出传统教材理论叙述体系的窠臼，知识性教强而可读性较差，体系性过强而教育性不足，而且由于篇幅压缩，致使许多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和人文价值道理变成了干巴巴的教条。在课程安排上，有些学校有着自己独立于教育部统一部署的小算盘，致使中央的“高度重视”变成了实际的“高度轻视”！因此，怎样监督从教材编写到课程实施及其效果的整个过程，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否则，仍然会长期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中央和上级领导一头热、一面急，而到真正付诸实施的基层学校却完全走样甚至背道而驰！故笔者冒昧建议：教材编写要有新思路，要有新创意！课程方案要落到实处，中央、国务院要委派教育部有关部门到基层各个高校，一方面监督检查，严格要求，一方面调查研究，集思广益；发现优秀的典型向全国推广，同时发现执行不力的要对主要领导提出批评甚至给予相应的惩处。
       ——无论如何，作为一名实际工作者，笔者还将不懈地呼吁：让我们真正团结起来，尽快走出大学人文价值教育的尴尬与困境吧，让我们的努力真正成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