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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教授凯斯。R. 桑斯坦《信息乌托邦》面临四个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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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既得利益的问题。任何时空都不可能与历史相隔绝，信息空间也不例外。建立在互联网时代之前的法律制度、社会治理框架以及人们的习惯法都会自然而然地延伸到互联网上。而且，当新的事物产生的时候，人们会自然而然地用借用的方式去描述这些新东西。例如，在版权法中，人们将下载行为称为“复制”，就是对纸张时代的版权制度的一种借用。实际上，纸张时代的“复制”总是会形成一种有形的载体（书、报纸、磁带等等），人们需要通过转移这些载体的占有来获取信息。而计算机时代的“复制”往往不需要这种物理上的占有转移，甚至只是在我们需要信息的时候，将互联网上的信息内容暂时存放在计算机的内存中。但是，无论它们之间的差距如何巨大，纸张时代既已形成的版权制度安排，必然也已经深刻地影响了互联网上的信息传播秩序——我并非主张互联网上无版权，而只是说互联网新技术并非在真空社会中存在，它一定会面临既存制度的挑战。
三是“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的问题。所谓信息茧房，就是由于人们倾向于关心自己原本就喜欢的东西，也会倾向于和与自己志趣类似的人交流，所以人们仍很可能群聚于各自的小团体乃至个人的小世界中“作茧自缚”。甚至，由于信息技术提供了更自我的思想空间和任何领域的巨量知识，一些人还可能进一步逃避社会中的种种矛盾，成为与世隔绝的孤立者。这个时候，僧人可能只会与僧人交流，而厌恶僧人说教的人可能会对他们封闭信息，甚至通过某些强制力，用同样高度发达的数字技术阻断他们所不喜欢的信息的传播。在社群内的交流更加高效的同时，社群之间的沟通并不见得一定会比信息匮乏的时代来得顺畅和有效。
四是“群体盲思”（Groupthink）的问题。所谓群体盲思，是指在团体决策的过程中，群体成员往往不能“群策群力”、“各抒己见”，相反常常由于种种原因而随大流，压抑自己与主流不一致的看法。举例而言，如果劝戒杀生者的不是一个而是一群僧人，那么在讨论最佳方案的时候，年资浅的师弟很可能会听从年长的师兄，哪怕是师兄的看法不见得是最优的选择。同样的，在互联网上，当某种声音成为主流的时候，很多人可能会不再去深究其合理性，而是尽力让自己显得与主流的价值观相一致。甚至在搜集资讯的时候，都只会参考部分信息。而上述“信息茧房”现象，又会使人们所搜集的信息与其原来就存在的倾向相一致，进一步将人们推向“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从而令持有不同观点的人群之间，更加难以获得沟通的条件。
桑斯坦的《信息乌托邦》着重分析的正是“信息茧房”和“群体盲思”问题。当然，这些概念并非他首先提出的。他实际上是从这些知识出发，利用哈耶克的价格学说和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等众多资源，对维基、博客、“预测市场”（即以类似赌马的方式，通过投资人的市场理性预测未来发生某件事的概率）、开源软件等信息交流和聚合的新方法进行分析。通过这些研究，桑斯坦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结论，比如“协商并不能对群体性判断的质量作出重大改善”、再比如“聚合信息的努力可能把人们带向极端主义、安于现状和错误”等等。这些观点对于那些认为信息网络就意味着自由和分享的人来说，一定有警醒甚至振聋发聩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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