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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三产四”不符合科学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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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三产四”不符合科学发展观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 陈绍光
“种三产四”是袁隆隆平的创意，其实就是超级杂交稻的丰产工程，丰产的指标是种三亩超级杂交稻要生产出相当于四亩常规稻或其它粮食作物的产量。袁隆平还提出2012年“种三产四”要在全国推广6000万亩，可产出8000万亩粮食，等于增加了2000万亩耕地。2010年1月28日，湖南省召开了有全省有关厅局、科研院所、农业局领导干部参加的全省2009年度超级杂稻“种三产四”丰产工程总结大会，省领导在会上作了重要指示，充分肯定了“种三产四”推广示范速度快（全省已在36个县开展了示范）、增产效果显著，要求各有关部门继续关心、支持；要求省财政加大对“种三产四”项目的支持力度；要求全省各市、县一定要认真组织实施好“种三产四”项目并列入“十二五”规划……尽管“种三产四”得到了政府部门的广泛赞同与财政支持，也正在湖南省风风火火地推广，但笔者不敢恭维，因为“种三产四”不符合科学发展观。
1、“种三”能“产四”吗？
不排除在某些地区、某些年份实施“种三产四”具有积极意义的可能性，但不加区别地在全国稻区推广，特别是在双季稻区推广，是不适宜的。媒体广为宣传的超级杂交稻示范片的产量为830公斤/亩，如湖南隆回县羊古坳乡示范片，三亩的产量应为2490公斤。即便是按照袁隆平设计的第三期超级稻的产量指标900公斤/亩（计划于2015年达到）计，三亩也只有2700公斤。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双季稻已稳定成为湖南省主要稻作制度，早、晚稻的播种期也正好与一年中两个高产的播种时段相吻合。水稻生育期的长、短直接左右着产量的高低，多生长一天，就多一天的产量。以早稻为例，按其生育期的长短分为早熟早稻（103-105天）、中熟早稻（106-110天）、迟熟早稻（110-117天）三个类型，而产量则是早熟品种低于中熟品种，中熟品种低于迟熟品种。超级杂交稻生育期长达140天，占据了一年中作物生长最佳的时段，产量当然会高，但一年只能种一季，而常规稻或一般的杂交稻，则可种双季。水稻高产区的农户，无论是种常规稻还是一般的杂交稻，早稻、晚稻每季亩产450公斤是不太费劲就可以达到的，即一亩地按双季稻种植每年可产稻谷900公斤，四亩地则达到3600公斤。超级杂交稻种三亩要达到3600公斤，即每亩单季产量要达到1200公斤，可能吗？不管水稻丰产的指标定为多少，三亩超级稻单季的产量要达到常规稻四亩双季产量，这在目前和可以预见到的将来，都是不可能实现的。“种三产四”借助于行政力量与项目资金推动，是有可能在湖南省内推广一定面积的，但对粮食生产的发展，对农业经济的发展并无实质性的贡献。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脱离了发展，也就从根本上背离了科学发展观。
2、“种三产四”的经济效益
农民种粮也是一种谋生的商品生产，农民也必然会追求他的利益最大化。是不是单产越高，农民越合算？肯定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水稻（或别的作物）最佳增产方案研究”，从来就被勿视，也鲜见有人作过认真研究。到底采用什么技术路线增产、增产达到什么指标才能获得最好的经济、生态效益是值得研究的。各地的生产条件、气候条件、作物种类、历史习惯、社会需求都不一样，其最佳增产方案也会不一样。以水稻为例，产量基数越高，每增产一定数量稻谷的投入也会越大。将水稻亩产由300公斤提升到400公斤的增产方案，农民会接受，因为投入会少于增产的100公斤稻谷的产值；而将亩产由已经达到的500公斤提升到600公斤的增产方案，农民就可能不会接受，因为投入会大于增产的100公斤稻谷的产值，即得不偿失。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粮食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在土地潜力挖尽，国家出现粮食危机时，就要千方百计增产，增产压倒一切，因为此时只有增产粮食、填饱国民肚子才能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但目前的基本国情是国家粮食安全是有保障的，而农民种稻的积极性都不高，撂荒、弃耕的地虽不多，但大面积的由双季稻改种一季稻却是不争事实。一方面大量耕地闲着，一方面在小面积上不计经济效益地搞“种三产四”，有这个必要吗？农民种稻其实就是在不计土地占用费和劳力成本的情况下给自己打工，如果计算土地占用费及劳力成本，相当多的情况下，农民种稻是亏本的。在温饱问题早已解决了的今天，农民种稻关心的并非产量，而是经济效益。今天如果只讲产量，不讲经济效益，那就不是以人为本了。“种三产四”正是只讲产量，不计经济效益的丰产工程，它不是惠及农民的民生工程，而是政绩工程，不符合核心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3、“种三产四”的环境代价
要想实现“种三产四”而又不用或少用化肥、农药是不可能的。水稻要实现单季亩产达到700-1000公斤，必须在品种、密植、化肥、病虫防治方面下功夫。密植与大量使用化肥，必然会诱发水稻“三病”（稻瘟病、纹枯病、稻曲病）与“三虫”（稻飞虱、纵卷、二化螟）的严重发生，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生长调节剂等农药是一样都不能少的。在大面积连片种植的情况下（如媒体报道的2010年湖南攸县计划连片种植3万亩“袁氏超级稻”），加大了对病原菌的选择性压力，迫使病原菌变异进而适应品种的抗病性，从而有可能因品种抗病性的丧失而招至灾难性的减产后果。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直接冲击着农产品的无公害生产，更是从根本上堵死了绿色稻、有机稻的发展道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讲究的是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而“种三产四”却以付出环境代价为前提，显然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
4、提高国家水稻生产总量的途径
提高国家水稻生产总量，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即统筹兼顾，走质量效益型的发展之路。要千方百计地利用市场经济的推动力来调动、引导、提高农民种稻的积极性，恢复和稳定双季稻栽培制度，推广农民学得会、用得起的先进技术和优质、高产品种，让农民进入种稻能赚钱的新时代。最核心的问题是效益问题。日本大米抢滩北京市场，每公斤售价高达98元，令国人大跌眼镜；“泰国香米”的售价高出国产优质米一倍以上，依然热销大半个中国。重稻谷生产、轻大米加工的习惯与现状必须纠正。就米质而言，湖南省水稻研究所已有好几个常规稻品种赶上和超过日本、泰国，如果实施精加工，注入免淘洗、营养强化等科技含量，是可以大幅度提高大米产值的。事实上，近两年来，湖南已有企业成功地推出了售价为20元/公斤的无公害优质大米。如果我们组织农民按无公害农产品的要求，严格控制农药及化肥的使用，生产无公害稻谷，单季亩产只要求300公斤，双季就是600公斤，再按整精米率为50%进行精加工，可得优质无公害大米300公斤；按12元/公斤的售价计（略高于目前市售的泰国米），产值可达到3600元。其中收购农民稻谷时按高于国家收购价一倍的4元/公斤让利给农民，则农民每亩双季稻收入可达2400元，尚有1200元，给加工、营销等各产业化链环节能留下足够的利润空间。如果是“种三产四”，即便亩产800公斤稻谷，出400公斤大米，每公斤售价只有4元，总产值不过1600元，不足以满足种植、加工、营销各方最起码的盈利要求。只有按照科学发展观中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走质量效益型发展之路，发展优质稻、无公害稻、绿色稻、有机稻和特色稻（如富硒稻），兼顾种植、加工、营销各方的利益，水稻生产才能进入良性循环，农民才能进入种稻可赚钱的新时代。而只要种稻能赚钱，农民就会自动复恳弃耕地，恢复双季稻作制度，扩大水稻播种面积，不断提高产量，从而增加国家水稻的生产总量，进一步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
“种三产四”不是学术语言，倒更像是政策层面的口号或是商业用语，只有丰产指标，并无科技内涵。“种三产四”缺乏严格的科学论证，不宜在全国大面积推广，特别是不宜在双季稻区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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