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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管理：一个古老而又现代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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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管理：一个古老而又现代的话题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现代领导科学与艺术研究中心主任陈海春
我经常说，日本的秘密在于它能够把家庭因素从现代企业中完全剥离出去，中国式管理的秘密可能在于把家庭因素融合到现代企业中来。
——彼得·德鲁克
一、人情有益
我的《人脉管理》在中央教育电视台播出后，引起了较好的反响，也给制作单位带来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于是，东方燕园的同志们希望我再搞一两个片子，说是趁热打铁。我提出了两个概念：《人情管理》和《人心管理》，他们同意了。我用了三句话将三个集子串了起来：“人脉管理”，重在研究自己在别人眼里的位置；“人情管理”，重在研究别人在自己眼里的位置；“人心管理”，重在研究彼此在对方眼里的位置。东方燕园的同志们说，就叫中华陈氏“三人管理”，并且要将此做出一个品牌，在今年主推。我说，别搞什么品牌了，树大招风风撼树，人为名高明害人。能够读点书，琢磨点事，也就不错了，也就够本了。
于是，我们进入了《人情管理》的研习和制作过程。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以及中央领导同志提出的“改变一切束缚文化发展的做法规定”的要求，我开始了有生以来第一次纯粹为了“产品”的读书过程。我不知道我的做法是不是达到了“思想上不断有新解放，理论上不断有新发展，实践上不断有新创造。”反正，在这次实践中我体会到，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鲜明的特征。哪里有改革，哪里就有新局面。在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旗帜下，我提出课件的提纲和所需要的书籍，同志们按图索骥，我们共同学习、切磋、磨合。就这样，我们将书从厚读薄，从薄及厚，既寻观点，又找故事。三个月后，一个完整的课件做了出来。元旦一过，我飞往北京，外面天寒地冻，室内温暖如春，比拍摄《人脉管理》的条件好多了。我是西装革履，侃侃而谈，一气呵成。通过研究人情，我们之间的情分也加深了，由单纯的商业关系，变为了商业上有了友谊。正如美国石油大亨洛克菲勒先生所说：“建立在商业上的友谊，比建立在友谊上的商业更重要。”
这几天得知同志们完成了后期制作，已经在媒体上开始做广告，正式发行时间是3月15日。到底是生产文化产品，要宣传、做广告，要铺天盖地。同志们讲了一些过头话，有些话不能细琢磨，我看了后都惴惴不安。当年毛主席在给夫人的一封信中说：“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主席还说：“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也成为了朋友们的钟馗，也是违心的做了一件事情，在此不妨原文照录：“超常规人情管理：不费力，就能把人情做广；不劳心，就能把人情做长；不讨巧，就能把人情做圆。您是否经常被人情的问题所困扰：苦恼搭不上人情？害怕欠别人人情？担心还不起人情？……看清人情，需要时间；做好人情，需要技巧；做久人情，需要用心。只用一套《人情管理》就能让您明明白白做人，轻轻松松做人情！”“《人情管理》各集主要内容：第一集 说不尽的人情；第二集 躲不掉的人情；第三集 还不清的人情；第四集 扎得紧的人情；第五集 下功夫的人情；第六集 讲缘分的人情；第七集 不糊涂的人情；第八集 讲实在的人情；第九集 把人情做广；第十集 把人情做长；第十一集 把人情做足；第十二集把人情做圆”。
二、人情有用
人情是中国文化中最古老的内涵之一，人情也是中国现代社会中不可少的概念之一。人情是人们熟悉又难以说清楚的概念，幸福学认为，感情是人们愿意为他人或事物无偿付出自己一些或全部所有的思想。而人情是感情中一种较小的感情，是人们愿意无偿为情感稍远的人付出一些帮助的思想。心理学认为，人情是“理”与“情”之间的一种平衡。社会学认为，人情就是一种个人权力影响他人的过程，基本上也是一种社会交易的过程。我以为，人情的真谛是对世故的把握，因此，《红楼梦》中有句话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将人情和世故的关系所得最透彻的是北京大学著名的哲学家冯友兰先生，他说：“一个人来看我，在普通的情形下，我必须回看他。一个人送礼于我，在普遍的情形下，我必须回礼于他，这是人情。‘匿友其人’，一个人与我有怨，但我因特别的原因，虽心中怨他，但仍在表面上与他为友，这是世故。”
人情观的产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毛主席说过：“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我们将其总结为：“一个根源”：就是互利之心。互利之心就是将心比心，而且中国人把这种东西上升到社会层面。“两种心态”：就是来源于稳定环境的安逸心态，以及担忧未来的恐慌心态。我们认为人情是闲出来的，中国社会长期变化的慢节奏，社会流动的不畅快，给家长里短的人情活动提供了条件。人情也是慌出来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是社会保障机制越不健全的社会，人们就会自发地寻求人与人之间私下的保障，于是越容易产生人情。“三个基础”：就是传统经济形成了人情的地缘血脉，儒家文化创造了人情的思想环境，礼制规范固化了人情的思维习惯。比如，对土地的依赖，提供了利于人情滋生的空间环境，少的人口流动，提供了利于人情滋长的社会关系，血缘、地缘和业缘的混杂，提供了人情生长的沃土。又如，儒家学说基本假定人是生存在各种关系上的，儒家文化重视忠恕和仁义。再如，中国礼制强调由家而国，家国一体，与封建皇权共同作用，固化了人情文化。
人情的背后是中国人的面子观。鲁迅先生说过，面子是中国人的精神纲领。面子是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分量，主要由“三面”构成，一是脸面，这是基于有价值而产生的分量。脸面大小，决定一个人在他人心中的价值。二是情面，这是基于有关系而产生的分量。情面大小，决定两个人在相互心中的远近。三是体面，这是基于合乎价值取向而产生的分量。体面与否，决定是不是符合群体的期望和规范。这就是中国人常吃的“三碗面”。面子是主客观的一种关系。因此，可以惊天动地，也可以悄然无息；既可以看得比天大，也可以看得一钱不值，就看不同的情景和需要了。面子观也有其积极的成分，做好了可以达到“四个字”：善、厚、礼、敬。凡事善为先，“善”是做好人情关系的基础；凡事厚为重，“厚人薄己”是一种双赢，厚之于人，未必薄己；凡事礼为基，礼尚往来，克己复礼；凡事敬为本，敬人者，人恒敬之。
面子观的产生有中国文化的特定传统，也有现实社会的主客观需要。总而言之，做好人情就是为了给自己“争面子”：有面子、讲面子，就可以展示自己的分量；要面子、留面子，就可以保护自己的分量；给面子、看面子，就可以交换自己的分量。然而，这件事情却是好说不好做的。林语堂先生说：“面子是中国人社会交往中最细腻的标准。面子、命运和人情是统治中国的三女神。”我始终认为， 单凭自己的利益和兴趣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情，不算真正的脸面行为，不过是自己奋斗成功或行为得体而已。脸面倾向于把相关者考虑进来，具有层层辐射出去的作用。也就是说，在给人情和还人情过程中，增大了面子。因此，我在讲座中花了很大气力讲述了如何把人情做广，把人情做长，把人情做足，把人情做圆。总的说来，就是要做到三点：一是要做到自身有信心和朝气；要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让他人真实感受到；二是要做到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三是要做到自然而不留痕迹，事前不张扬，事后不夸功。
三、人情有害
不过，在现实生活中人情并不都是好东西。说它不是好东西有三个原因，第一，人情增加了生活成本，第二，人情破坏了社会规则，第三，人情降低了进取之心。首先，在中国人情是很难躲掉的，也很难还清的。这和我们说过的面子观有关联。我们常说，活要面子死受罪。中国人办事总要思前想后，生怕有个闪失，尤其是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更是如此。因为弄不清谁是谁的人，一不小心就会得罪了某位权贵，那可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了。其实，很多人都知道有些人情是不必要的，但是还得违心地去做，因为他们总认为，谁送了礼，领导也许忘却了；谁没有送礼，领导一定忘不了。因此，有一副民间对联说得好：“人情似纸纸似人情圈内圈外划分亲疏远近，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戏内戏外体味真假实空。”
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熟人社会，就是人情文化、人际关系占主流的一种社会结构。 有关系就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就有关系，没有关系的找关系，找了关系就没关系，总之，全靠关系。熟人找你是为了能够变通规则，而你愿为熟人办事是为了更容易得到回报，所有规则只有在熟人之间才可能作出无极限的翻新。人情文化的自由裁量性助长腐败、不公平。“原则”只能讲给陌生人听，“原则”只能在陌生人之间才能遵守。于是陌生人在初次交往中总要肉麻地称兄道弟，设法使自己尽快成为对方的熟人。此外，中国人好搞“圈子”，好树“山头”。熟人中的熟人就是“圈子”，就是“山头”。圈子可以带来亲近，也可以带来排斥；圈子可以带来舞台，也可以带来争斗；圈子可以带来信任，也可以带来猜忌；圈子可以带来和气，也可以带来冲突。在这点上还是高人毛主席看得明白，老人家教诲我们：亲则疏，疏则亲，亲则严，疏则宽。也就是说，要懂得与亲近的人保持距离；与疏远的人拉近距离；对亲近的人严格要求；对疏远的人宽大处理。
人情之害，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降低了人的进取之心。这个社会不是靠本事，而是靠关系。人们遇事的第一反应是托关系、找熟人、讲人情。自己的社会地位不是主动创造，而是被动创造。领导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再就是进入一个投入、回报；再投入，再回报的无限循环，靠互相拖欠着未了的人情来维持。永远是你欠着我的，我欠着你的。由此，中国人做人的重点已不落在自己的人格和品行的施展上，而是放在以他人为重或表面应酬上，即处处考虑情面。现在的“官二代”、“富二代”的问题，比中国古代还要严重。你要个本科学历，就有人通过“体育特长生”的路子来搞到，你要个硕士博士学历，就有人通过说不清道不白的渠道来搞到。表现好，不如出生好，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
总之，人情是在中国是一个古老而又现代的概念，人们可以从三个层面去研究，一是“是什么”，主要分析其表面现象和内在本质；二是“为什么”，主要分析去产生的原因和因果关系；三是“该怎么”，主要分析其基本规则和未来走向。我们这个“人情研究小组”做了一些尝试，不当之处还是需要更多的中国人来补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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