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研究顾炎武近二十年，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顾炎武的时代与作为顾炎武研究者的我的时代的相似性：顾炎武生当于古代商品经济空前繁荣、资本主义萌芽正在成长的明清之际，我对顾炎武的研究则正处于现代商品经济空前繁荣、资本主义因素急剧扩张的20世纪末21世纪初，尤其是，顾炎武的下述论述几乎就是对我所处在的这个阶段的中国社会的如实反映和切身感受：

 

“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1] “近年以来，人品各异志，所习者无非悖理乱常，所为者靡不欺上罔法。”[2]“君臣上下怀利以相接”，“无官不赂遗”，“无守不盗窃”！ [3]

 

“《五代史》冯道传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故夫子之论士曰：‘行己有耻’。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又曰：‘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4]

 

“有人伦，然后有风俗；有风俗，然后有政事；有政事，然后有国家。”[5] “至于今日而先王之所以为教，贤者之所以为俗，殆澌灭而无余矣……利之所在，则不爱其亲而爱他人，于是机诈之变日深，而廉耻道尽。其不至于率兽食人而人相食者几希矣！”[6]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7]

  

不要以为只要有了GDP的不断增长，社会就自然安定，国家就自然太平了。顾炎武时代的GDP肯定远远超过了明代前期，就以苏州为例，苏州的盛泽镇在明初还只是一个仅有五六十户人家的小村，而至明末已发展成拥有五万余人、以织绸业为主体的繁华的工商业大镇；湖州的双林镇在明初也不过是一个只有几百人的小村，到明末则已然成为拥有一万六千多人、以缫丝业为主体的工商业大镇。这种巨变当然无疑是伴随着GDP的急剧增长的，只不过当时还没有GDP的概念和相关的统计数字罢了。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当时社会中形成了新的利益集团——市民阶层。与之密切相关的是，明代中叶以后相应地出现了一批以市民为主人公的文学作品——以冯梦龙（1574—1646）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和凌蒙初（1580—1644）的“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为代表。这些作品，在思想内容上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直接或间接、露骨或婉转地宣扬一种与儒家尚义贵名、轻视功利的传统价值观念迥然不同的爱利慕富的价值观。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所带来的物质上的刺激与诱惑，以及新生市民价值观的传播与扩散所带来的精神上的冲击和诱导，深刻地震撼着整个中国社会，它们的交互作用，促使一直以来起着维系社会秩序之作用的正统价值观发生了动摇，由此引致整个社会在伦理上的思想混乱，乃至于出现了如上述所引顾炎武所描述的严重的“道德滑坡”现象，正是鉴于此，顾炎武乃大声疾呼：“今日之务，正人心急于抑洪水也！”[8]

 

然而，在我看来，明末社会中所出现的伦理道德严重失范以及政治黑暗、官场腐败等情况，其根本原因其实并非是像顾炎武所说的那样是由于“人心”变坏了，而乃是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及由此引起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动。经济关系的变动，新经济因素的成长，势必要求社会的政治关系、伦理关系和思想观念等上层建筑做出相应的调整与变革。明末社会上道德失范和政治腐败的现象，恰是表明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原有的上层建筑再也不能原封不动地存在下去了，是到了不得不变的时候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因循守旧，抱残守缺，对上层建筑或其中的某些部分或方面，不能顺乎历史潮流地作出相应的改革，上层建筑与内含新经济成份的现存经济关系之间便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其冲突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尖锐。明朝亡国的根本原因其实正是由于当时封建统治者面对即将“亡天下”的现状，依然固守原有的上层建筑而不及时地作任何实质性的社会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由此导致社会上道德失范和政治腐败进一步加剧，以至于最终出现了顾炎武所谓“亡天下”的局面和接踵而至的“亡国”。在我看来，今天的中国也是到了原有的上层建筑再也不能原封不动地存在下去了的关键时刻，是到了不得不变的时候了！我们不能重蹈明朝灭亡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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