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都有资料表明，在多数自然科学领域，25岁——45岁是科学家实现创造性突破的黄金时期，一个人基础研究创造的最佳年龄大约是在30多岁。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包括很多诺贝尔奖在内的重大基础科研成果多是科学家在年轻时做出来的。与欧美科研强国相比，中国科研为什么缺乏原创性的重大研究成果？原因当然很多，但其中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国内多数青年学者大面积地面临着科研经费极度缺乏的困境。这一困境造成的后果是让很多处于创造高峰期的青年学者无经费从事自己喜欢、擅长的研究，白白浪费了科研人生中最为宝贵的黄金期，而此时的他（她）们本应该成为创造重要科研成果的主力军。尽管我国科研队伍的平均水平有待提高，但其中高水平学者的绝对数量仍然不可小觑。事实上，国内很多青年学者并不是没有能力从事高质量的基础科学研究，而是因为科研经费的短缺极大地限制了他（她）们去做创造性的工作。对于基础研究而言，科研黄金期得不到应有的经费资助是当前中国科研的一个致命罩门！

    在欧美国家，通常不存在处于创造高峰期的青年学者普遍面临科研经费极度短缺的问题，因为他们申请课题几乎完全是依靠学术能力，课题申报成功与否同职称高低、资历深浅的联系并不明显。助理教授可以凭借自身的实力去竞争绝大多数项目经费，而助理教授、副教授PK掉正教授而获得课题经费也是科研常态，而且很多更有价值的课题也往往出自助理教授和副教授之手。在这些国家，不存在科研能力优秀的年青人大面积地陷入无米下炊的窘境。但是，我国的情况却刚好相反。由于科研经费过分集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年青人有机会在名老板的庇护下有经费做事，而更多有潜力的青年学者则被大面积排除在课题之外，只能在艰难的环境中苦苦挣扎。在中国，多数科研工作者在年轻时苦于没有科研经费，等到媳妇熬成婆，成名后可以大把拿经费了，人又过了科研创造的巅峰期，在经费充裕后除了产出数量大幅增加外，在质量上一般很难做出明显超越成名前的代表性成就。这种经费与最佳创造年龄错位的恶性循环构成了中国科研的致命罩门，也是导致made-in-China世界级重大科研成果极度缺乏的重要原因。

    中国急切地盼望能批量产出世界级的重大研究成果，以便能一举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科研强国。而且随着经济实力的大增，当前的中国比任何国家、任何时候都渴望实现诺贝尔奖的零突破。国家的科研经费投入逐年增加，但这些新增经费只是使原有项目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巨大，几千万已经不过瘾了，现在开始玩几亿、十几亿的超大项目，其结果直接导致科研经费的单位产出效率明显下降，国内已经出现了用几千万去完成别人只用了几十万就完成研究任务的荒唐事情。目前执行的经费过分集中的资助格局不但导致科研经费的利用效率下降甚至浪费，而且还将多数处于创造高峰期的年青人大面积排除在课题之外。国家宁愿科研投入的单位产出效率明显下降，也不把增加的经费资助给更多嗷嗷待哺的青年学者们。让大批处于科研黄金期的年青人玩无米之炊，这完全违背了科学研究的客观规律。既然多数重要基础研究成果是在年轻时候做出来的，就应该加大对更多年青人的资助力度，应该大面积保证年青学者有课题可做，必须在年青人中维持住更大规模的研究群体。当然，不是要国家偏向于年青学者，但至少要在一定程度上保障较大数量的年青人能得到足够力度的经费资助。事实上，以目前国家的经济实力完全可以做到，即使不增加经费，只要稍稍改变一下目前经费过分集中的资助格局也能起到明显成效。在中国，年龄越大越值钱，现行课题资助格局是以资助已经功成名就的名人为主，而且资历越深，越容易得到资助，资助强度也越大。对于资历较浅的青年学者，除了少数机缘较好的年青人之外，绝大多数年青人因为资历、职称、血统等限制因素只能捡点残羹剩汁，很多人甚至连捡残羹剩汁的机会都没有。具体到个案，不能保证青年学者的基础研究能力一定强于已过创造高峰期的成年学者，国内也有少数年长学者仍然像青年学者一样活跃，但从整个群体水平上讲，在年龄超过科研黄金期后，年龄与创新能力成反比是勿庸置疑的客观事实。在目前，国内普遍存在学者年龄越大所获资助反而越多、越容易的现象，这种以资历决定课题的现行资助格局明显违背了“年龄”与“创新能力”之间的客观规律。对于基础研究而言，科研经费不大面积地投给处于科研黄金期的年青学者，这肯定存在问题。

    如果不破解这一罩门，不让更多处于创造高峰期的青年学者成为基础研究课题的重要资助对象，要像欧美国家那样大量产出世界级重大成果永远只能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要改变我国科研严重缺乏重大原创性研究成果的局面，必须要保障更多处于创造高峰期的青年学者承担课题做自己擅长的研究。如果不能大面积保障青年学者有课题可做，别说10、20年，就是50年之后中国也照样与诺贝尔奖无缘。

    要破解这一罩门，需要从制度上保障较大数量的青年学者能在科研第一线承担自己感兴趣的科学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有更大的机会保证重要科研成果的批量产出。由于话语权不在底层青年学者手里，所以要改变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是非常难的。毫无疑问，改变这种状况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绝不可能在一朝一夕间就能有所改观，而且也不单单是经费资助这一个问题。虽如此，为了使我国能与国外更合理的科研运行机制接轨，从制度和舆论上扭转我国课题资助主要依赖于职称和资历的情况仍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