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乃基

季羡林走了，钱学森走了，还有某某走了……。大师们纷纷驾鹤西去。还有没有大师？

钱学森问温总理，我们的大学，我们的教育为什么没有培养出大师，被称为“钱学森之问”。

艺术史、文学史等和科学史、社会史有着根本的不同,在科学和社会领域,虽然局部会有反例,但从总体上说,后者必定包容、超越前者,显示出前者的局限、错误、幼稚或落后,而在艺术史、文学史中,往日的成就如一座座高峰屹立于历史中。沿时间回溯,我们向达·芬奇、米开朗琪罗、薄伽丘和歌德,对唐诗宋词以及莫扎特、贝多芬等表示永久的敬意,这些伟人及其伟业不仅是永恒的,而且就他们所达到的高度和影响而言也是难以逾越的。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他们处于有序或一元阶段,他们是珠穆朗玛峰；而现代趋于混沌或多元的艺术则是无数的不断生成中的山丘。

这是博主在“河流与山峰”中的一段文字。人类的知识犹如一棵大树（知识之树－知识论之五），由远古的混沌，经近现代的有序，到后现代新的混沌。世界正在渐次由现代步入后现代。纵览历史，大师多在近现代的“有序”阶段，他们之所以被称为大师，是因为贡献了人性中最普遍的一面，以及最恒久的一面，位于知识之树中的主干。于是在进入后现代之时，在世界的意义上，大师不再。在知识之树的枝叶上，知识各有千秋，无论主次。君不见，后现代思潮各显神通，各领风骚数十年，匆匆而来，又悄然而去，没有绝对的主角或主旋律。即使在政治领域，从一次大战到二次大战，那些叱咤风云的领袖，或某人挥手我前进的景象，已同样一去不复返。因为大师辈出的时代背景已经远去。

至于中国，一方面传统与后现代直接“接轨”，另一方面，实际上至今从未真正“现代”过。若这么说，中国似无大师可言。

不过，大师也有中国特色。历数数千年来中国的大师，大致可分为两类：其一，生活于封建时代，其中又可细分为两部分人。一部分以李白等人为代表，如果说因社会的限制而难以由理性阐明人的本性，那么其文学艺术中的思想早已超越时代和国界，所隐含的人格魅力和对美的追求，作为非嵌入编码知识（非嵌入编码知识的特征、什么是非嵌入编码知识）而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另一部分人则以孔子和老子为代表，以其仁爱宽容和深邃的思想，以其超越民族和穿透历史的光芒，引导世界进入后现代。

其二，鸦片战争之后，在动荡中浮现出多位大师，是谓乱世之大师。由严复到鲁迅到胡适等，也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单。这些大师的含义主要在于中国，在于特定的时期，把中国由东方带向世界，由历史导向现代。

至于当代中国，实际上没有上述意义上的大师。现在络绎仙逝的几位，当然也称其为大师。不过，即使如季羡林和钱学森者，按照“钱学森之问”，他们又是在何时，以及何处受的教育？

大师不再的另一个原因是：互联网。大师是相对于受众而言的，受众之小，之如蝼蚁，芸芸众生，衬托出大师之大，之师。一旦互联网把世界引向扁平和网络，大师也就失去了相应的空间。随着每一个个人独立和自主意识的觉醒和增强，随着相互联系的非线性，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他人身上找到自己的老师，同时又成为他人的老师。科学网，难道不正是这样的平台？

呼唤大师，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自己缺乏自信。有大师固然不错，没有大师，难道我们就不能思考和行动？

教育，与其培养大师，不如培养合格、称职、自信自强，以及有能力自己谋生和发展的公民。再看看眼下的体育，举国体制，培养冠军亚军，夺金摘银，民众的体质只能退而求其次，也就更清楚了。

“钱学森之问”，真的那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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