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
人物命运的文学意义--从游蒋介石的南山别墅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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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有一位很有成就的作家说过，在文作品中，特别是在叙事性的作品中，人物命运最具有吸引读者的注意力、揪住读者的心、打动读者的感情的力量。此话不虚。让我从一次旅游的经历和感受谈起吧。
那是1990年11月的事。我因主编一部书到重庆西南师大出差。同行的有山东师大李衍柱教授和杨守森副教授等人。任务完成以后，我们住在重庆师院的招待所里等船票车票。11月9日这一天是星期日，承蒙重庆师院中文系系主任欧恢章教授和他的夫人的邀请，一同驱车前往南山，寻访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住过的别墅。汽车过了嘉陵江大桥后，沿着磐陀公路飞旋而上。那天风和日丽，想着北京在初冬寒风中凋零的草木，望着眼前苍翠的树木和五颜六色的野花，不知怎么，心中漾起一种浅浅的优伤与谈谈的欣喜。经过一个多小时，我们终于爬上南山峰顶，进入了黄山重庆干部疗养院管辖区。可能是由于离城比较远，又不通公共汽车的缘故吧，这里游人稀少，空气清新透明到了可以按公斤出售。葱茏的树木丛中，这里那里掩喘着数座带着神秘气息的建筑物。秋蝉吉了吉了地叫得那么欢，鸟儿滴溜儿滴溜儿地与之争鸣着。真是“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一阵风吹过，四周响起了久违了的令人心醉的松涛声。我终于意识到，我们远离了喧嚣的城市，回归到了大自然的素*的怀抱里。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历史。现实似乎都远离我们而去了。然而这种错觉很快就被当导游的司机小王那高声的呼唤打破。“快过来，这可能就是蒋介石当年住过的别墅！”他停留在一座古旧的但却极有气魄的建筑物面前，仰头望着那爬满了青藤的墙面。我们立即赶过去，也仰着头探问。这时，从楼里走出了一位姑娘。我们问她这里是不是蒋介石的别墅，她只随便地扬起手一挥，我们无可奈何，只好朝她挥手的方向走去。越过两个不算高的山顶，见到了两座锁着门的房子，我们以自己的分析判定这不是我们寻访的对象。在一个似乎是无人行走的山谷小路上，我们终于遇到了一位热心肠的老人。我们的“劳驾”声未落，他已先笑起来，主动说“你们是想托当年老蒋住过的别墅吧？喏，请抬头看，那就是。这里有条小道可以上去的。”道谢之后，我们喘着气爬上峰顶，站在了那座楼前。
这是一座有数株参天松树掩映着的两层小楼房，两个相连的屋顶一高一低；房子已经破旧不堪。几块被窗户分割的墙面，由于长期的雨水冲刷，白色中杂有黑色，黑色中又亲有黄色，花花搭搭的。几扇大窗户或是留下一个头大的空框，或是用新旧不同的木料随便装过，仅能遮风挡雨而已。楼顶的房檐房橼已开始腐松，灰泥掉落不少，露出一条条芦苇。楼前堆着一些木柴，大门洞开，门扇已被人拆掉，门前满地的鸡屎。但若站在稍远一些观看，它在这寂静的山峰上耸立着，仍有一种非凡的气势。它像一个破落了的脱下了锦袍的富豪，内囊已尽，那架子却还未倒。
有位一头浓密头发的老人与我们这些不速客攀谈起来，在充满笔声和感叹声的问答之间，我们了解到这座楼的命运。它原来是四川一个地主的私人宅第。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迁都重庆时，那位地主把这座别墅式的楼房送给了蒋介石。可能是蒋介石看中了这里的地形、交通和空气吧，便把这里当作他工作和休息之地。在这座楼的右下方的另一个山坡上，修了宋美龄住过的地方。在蒋介石别墅的后面，还有数座较坚固的建筑，那里可能有住宅、礼堂、宾馆什么的。想当年，这儿可真是一块显赫之地。那些沟通小楼与小楼之间的石砌小路，尽管今日已被野草淹没，可仍能使人想象出当时蒋介石与马歇尔、与宋氏三姐妹以及其他“当国要人”们在这里或匆匆或悠闲地走过。灯红酒绿，日日有筵席，夜夜有歌舞，时时有策划。蒋介石拍桌林骂娘希皮，马歇尔动辙NO、NO、NO……但也有胜利时的欢笑。不管怎么说吧，这座小楼不但对蒋介石，而且对中国政局，都绝对地重要。用“烈火烹油、鲜花似锦”来形容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南山这麻小楼之盛之荣之显之赫恐不为过吧！
解放后，这座曾经盛极一时的楼，连同周围其它建筑，成为了“黄山重庆干部疗养院”。它度过了一段宁静而寂寞的时光。谁能想到，在“文化大革命”的呐喊声中这座小楼重又喧腾起来了。它成为了重庆显赫而有势力的“反到底”造反兵团的司令部。可想而知，“反到底”兵团的多少大字报、声明、勒令、警告、命令、宣言书、动员令，在这座楼的密室里形成并发出。在蒋介石、马歇尔、宋氏三姐妹诸人走过的石砌小路上，如今匆匆走着的却是戴着红色的红卫兵袖标和碗口大的毛主席像章的造反派们。“造反有理”、“横扫一节牛鬼蛇神”、“打倒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这些口号连同“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歌声，以及武斗的枪声，时时在山谷中回响。这座小楼一时间又成为重庆乃到 四川人瞩目之所。这真是盛极必衰，衰极必盛。生活的辨证法就是如此。
“四人帮”被粉碎以后，蒋介石当年住过的、“反到底”一度占过的小楼终于落到了平民百姓之手。它成为了黄山疗养院的职工宿舍。这座曾经是极为显赫的小楼，分给了七户职工。昔日帝王宅，如今成了寻常百姓家。他们在这里生儿育女，养鸡蓄兔。楼里一日三次飘出温馨的炊烟。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这里的小路静悄悄。四周的树长得高而密，五颜六色的山花开得野而艳，保持着大自然的生机和原始。我们曾在那座别墅的左下方山坡上发现了满山坡的青苔，竞使 们不约而同地惊叫欢呼起来。因为那简直不是青苔，而是绿色的锦被，厚厚的，是人工精心编织的地毯。坐在青苔上，那种松软，那种惬意，那种忘情，让我们直觉得是坐在了云上面，随它飘向天国。但我们立即又不无优伤地想到，这一切都不会长久了。因为过不了多少日子，这里将游人如织，热闹非凡。当然小楼将再度辉煌，然而这种令人心醉的幽静，这种难得的原始自然景观，都将被破坏殆尽。我们的“优伤”是从那位头发浓密的老人最后的谈话引起的。他告诉我们，重庆已成为一个开放城市。市文物管理局考虑到这栋别墅对台湾人的吸引力，将着手重新修整这座建筑，开辟为旅游点。老人感情道：“我们将迁新尼龙袜。这得感谢蒋介石哟。我家已分到二室一厅的单元，过秘天就搬家。这里又要热闹起来啦。”当我们来到马歇尔住过的房子跟前时，住户果然正在搬家，东西堆满走廊。这家主人（疗养院职工）三十多岁，对我们的突然造访显得挺高兴。他告诉我们，他家住的是宋美龄当年住过的房子。我们觉得不对头，因为老人明明说是马歇 尔住过的嘛 。我们向他提出质疑后，他不高兴地反问道：“是你们清楚还是我这住房精楚？”我们只好半信半疑地离开了。没走几步便遇到一位老年妇女，她确切无疑地说正在搬家的那座房不是宋美龄住的而是马歇尔住的，其言**。那位搬家的职工为什么偏说自己住的房子是宋美龄住过的呢？这是一种什么心理呢？我们全都仔细咂咂滋味，全都忍俊不禁。
可以想象，在若干日子后，这些旧屋重新装修一新，这个旅游点将吸引着无数探问历史的游人。南山那数棵高大青楼下的别墅，将走向它的又一届青春与辉煌。这就是命运。地主宅第——蒋介石官邸——重庆干部疗养院——“反到底”司令部——普通职工住宅——具有某种历史标志的旅游景点。说到底是人的命运的变迁。几度风雨，几度春秋，几度兴衰，几度枯荣。多么曲折，多具戏剧性！
回城路上，南山这座别墅的命运一时间占据着大家的心，使我们沉浸在一种艺术的氛围里。眼前似乎晃动着一拨儿又一拨活生生的人物，脑际间闪出那个建筑物里曾经发生过的种种故事，不由自己地思索着它的丰富的社会内涵。李衍柱教授说：“简直可以写一部分比《花园街五号》更长更精彩的长篇小说。”作为一位文艺理论家的衍柱先生一眼就看出了命运的文学意义。房子变迁的后面是人的命运的跌宕；人的命运的后面是历史的面影和潜流。在艺术家眼中，这里面当然就有说不完道不尽的诗情尽意。
那么，什么是命运呢？在我看来，命运是由围绕着某个人的社会的、自然的关系所规定的独特的经历、曹遇、情境，偶然性、变动性、典折性和戏剧性是它的突出特征。古希腊大悲剧家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所写的就是命运。俄狄浦斯从神论那里得知自己将来是遭杀父娶母的命运，他背井亲乡逃避厄运。然而他的种种努力却使他一步步向厄运靠近，直至跌入厄运深渊。命运是文学的真正原素，是文学生命力的保证。
我们读过一些“信息量很大”的文化小说，其中连篇累计的婚丧嫁娶一类的儿特民俗的描写，和各种各样地域风情知识的介绍，以及所谓高深的富于哲理的议论，淹没了人物的命运。在这样的小说里人物命运退到了次要地位，作家借人物之嘴来卖弄自己的渊博知识。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在他的一部关于斗牛的专著《午后之死》中曾讥讽过这种作法。他说：“如果人们没有必要谈论这些问题，而是作家叫他们谈论，那么这个作家就是一个伪造者；如果作家自己出来谈论这些问题，借以表现他知道的东西多，那么，他是在弦耀”。他还说：“散文是建筑物，不是内部装饰，巴洛克风格早已过时。”（同上）在海明威看来，对于小说家重要的是“塑造活的人物”，即使这些人物不是大角色，他的书作为一个整体有可能留传下来。（参见《海明威谈创作》）海明威这里所说的“活的人物”也就是有着悲欢离合、起伏跌宕的命运和真实感情的人物，因为只有这样的人物才能真正地活起来。
另有一类作品，人物性格的描写很突出。作品中描写了许多细节，每一细节都鲜明地表现人物的粗鲁或潇洒，坚强或懦弱，善良或恶毒，豪放或猥琐，然而它们是为表现而表现，人物的性格未能契入人物命运的轨迹之中。我认为这种作法也是不可取的。这里就关系到性格与命运两者谁更重要的问题。自然，这两者是密切相关的，是互为表里的，是不可分割的，但是仍有一个主次问题。在给画中，所表现的是人物的一瞬间，时间过程太短，自然要以表现性格为主，命运只能从人物的神情状貌中流露出来。文学作品就不一样，它拥有的是时间，它可以写人物一年两年的经历，也可以写十年八年的历程，甚至写几十年上百年的历史流变。这就为作家写人物的命运创造了最充分的条件。作家可以把性格的描写纳入到命运的描写中。命运的每一次转折都最能考验人物，也最能显示人物的性格。过去总是说，命运是由性格造成的，这种说法不够准确。实际上，人的命运主要不是由个人性格造成的，而主要是由历史和现实条件造成的。为什么人常有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情况发生？就像俄狄浦斯无法逃脱自己的厄运，或者像贵族公子贾宝玉最终不能不去当和尚，就是由于人们常常受制于历史与时代。受历史和时代所制约的命运是一种比个人的性格更为巨大的力量，它常使一个平庸的小人物成为历史巨人，使一个无比的在天才成为平凡之辈；它使幸福在顷刻间丧失，使灾祸在肯间降临；它使人出乎意料地聚首，也会使人在毫无准备中分离……法国启蒙时代的伟大思想家狄德罗就曾说过，作为命运的情境应该成为作品的基础，而人物性格则只能是次要的。他强调命运、处境在作品中更为重要：“如果人物的处境愈棘手愈不幸，他们的性格就愈容易决定。试想你的人物所要度过的二十四小时是他们一生中最动荡最颤沛的时刻，你就可以把他们安置在尽可能大的困境之中。”这样，人物的处境就能有力地激动人心，并使之与人物的性格成为真正的对比。
那么，命运的文学意义何在呢？
命运的文学意义可从历史的与诗意的两方面加以理解。
首先，命运是一种历史，它包含了最丰厚的社会内涵和最深刻的人生感喟。人的命运像一面风帆，它穿越过历史的惊涛与骇浪、浓雾与阳光，是历史的面影和见证，在这里凝结着人生的选择与追求、意义和价值。在中国，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关汉卿、王宝甫、旋耐庵、曹雪芹，由于他们那么精彩地写出了自己和他人的命运，而使他们都成为一块历史的路标，一种社会的表征，一个时代的代言人，成为了对人生的一种选择，一种追求，一种叩问，一种感慨，一种反思，一种理解。他们都没有成为单纯的娱人的角色，而成为一代思想家和文化伟人。
其次，命运与诗情、诗意密切相关。因为命运是一个情感世界。在人的命运的枯荣、盛衰、起落、跌寮中，在命运的每一个转变处，都汹涌着因死生离合而引起喜怒哀乐的潮水，使人不能不哭泣或不能不欢笑。同时，人的命运又是一个想象世界。人的命运所产生的那种大起大落的、出人意米的情境与遭遇，往往使作家的精心虚构相形见绌。它所展示的生活的万花筒，让人惊愕得目瞪口呆，而不能不被它深深 地吸引，坠入遐想。总之，真正的命运是维纳斯的采取带，是难以言说的诗。几乎所有的艺术感觉都由此生成；也没有什么比人的命运更能引起读者的兴趣的。
然而，作家并非写了人物命运就一定能创作出优秀作品来，这要看作家如何去写。人为性是命运描写的大敌。如果作家把握不住自己笔下人物命运的运动轨迹，把他（她）们当木偶，一会儿让他们去当英雄，一会儿让他们去当强盗，一会儿上天，一会儿入地，一会儿幸运迭至一会儿厄运不断，那么这是伪造、是欺骗、是谎言。这种因随意编造而产生偶然性、典折性、戏剧性是一文值的。当然作家可以写他笔下人物命运的起落，甚至大起大落，就像《红楼梦》中甄士隐所说的那样，，“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正香，如何两宾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陇头埋白骨，今宵红绡帐底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正吧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择膏梁，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杠；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但这一切变化都要写得合情合理。合情合理是命运描写的高境。就像重庆南山那座别墅，昨昔帝王宅变成“文革”时期“反到底”司令部；今日寻常百姓家又将变成明日摩肩接*的旅游景点，都有其情理脉络可寻。正是生活的情与理使这种荣枯起落成为可能，成为人们慨叹之对象，从而获得了文学的意义。写人物的命运更就寻求其变化的根据，务使合情合理。要知道，作家笔下的人物如果是有生命的活的人物，那么他或她就有其生物学的、社会学的意志，他们的命运的变化是由历史、时代和他们自己的意志造成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它已是一种客观现实，即不能不如此的事实本身，作家可以不喜欢这种现实，但只能被动地接受这种现实，他不能暗地里告诉主人公作什么和如何作。作家无权“强奸”自己的主人公。越是伟大作家越知道命运描写的这一原理。因此在他们里常发生这样的情况，他们违背自己的初衰构思按另外的样子，即按生活赋予人物固有的命运去写主人公的种种遭遇、情境。普希金笔下的塔姬雅娜按最初的设起是不出嫁的，但她违背作家的意愿而突然出嫁了。列夫•托尔斯泰当初没有想到他笔下的安娜 •卡列尼娜会自杀，但火车开过来了，它娜突然感到自己活不下去了，她卧轨倒下了。列夫•托尔斯泰感叹道：“我的男女主人公们，有时跟我开的那种玩笑，我简直不大喜欢！他们作那在现实生活中应该作的一现实生少右常有的，而不是我愿意的。”巴金写小说《秋》时，他没有想到淑贞会投井自尽，作家更愿意让她十五岁出嫁当新娘，但越往下写，淑贞的路越窄，写到第三十九章，淑贞向花园跑去，作家才想起花园中的那口井，才感到淑贞非投井不可了。巴金把人物命运的这种违背作家初衷的自我选择，称为“我的人物自己在生活”。的确，一旦作家笔下的人物自己在生活，人物命运的描写也就达到了合情合理的极致，其文学意识也就充分显示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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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90年11月的事。我因主编一部书到重庆西南师大出差。同行的有山东师大李衍柱教授和杨守森副教授等人。任务完成以后，我们住在重庆师院的招待所里等船票车票。11月9日这一天是星期日，承蒙重庆师院中文系系主任欧恢章教授和他的夫人的邀请，一同驱车前往南山，寻访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住过的别墅。汽车过了嘉陵江大桥后，沿着磐陀公路飞旋而上。那天风和日丽，想着北京在初冬寒风中凋零的草木，望着眼前苍翠的树木和五颜六色的野花，不知怎么，心中漾起一种浅浅的优伤与谈谈的欣喜。经过一个多小时，我们终于爬上南山峰顶，进入了黄山重庆干部疗养院管辖区。可能是由于离城比较远，又不通公共汽车的缘故吧，这里游人稀少，空气清新透明到了可以按公斤出售。葱茏的树木丛中，这里那里掩喘着数座带着神秘气息的建筑物。秋蝉吉了吉了地叫得那么欢，鸟儿滴溜儿滴溜儿地与之争鸣着。真是“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一阵风吹过，四周响起了久违了的令人心醉的松涛声。我终于意识到，我们远离了喧嚣的城市，回归到了大自然的素*的怀抱里。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历史。现实似乎都远离我们而去了。然而这种错觉很快就被当导游的司机小王那高声的呼唤打破。“快过来，这可能就是蒋介石当年住过的别墅！”他停留在一座古旧的但却极有气魄的建筑物面前，仰头望着那爬满了青藤的墙面。我们立即赶过去，也仰着头探问。这时，从楼里走出了一位姑娘。我们问她这里是不是蒋介石的别墅，她只随便地扬起手一挥，我们无可奈何，只好朝她挥手的方向走去。越过两个不算高的山顶，见到了两座锁着门的房子，我们以自己的分析判定这不是我们寻访的对象。在一个似乎是无人行走的山谷小路上，我们终于遇到了一位热心肠的老人。我们的“劳驾”声未落，他已先笑起来，主动说“你们是想托当年老蒋住过的别墅吧？喏，请抬头看，那就是。这里有条小道可以上去的。”道谢之后，我们喘着气爬上峰顶，站在了那座楼前。
这是一座有数株参天松树掩映着的两层小楼房，两个相连的屋顶一高一低；房子已经破旧不堪。几块被窗户分割的墙面，由于长期的雨水冲刷，白色中杂有黑色，黑色中又亲有黄色，花花搭搭的。几扇大窗户或是留下一个头大的空框，或是用新旧不同的木料随便装过，仅能遮风挡雨而已。楼顶的房檐房橼已开始腐松，灰泥掉落不少，露出一条条芦苇。楼前堆着一些木柴，大门洞开，门扇已被人拆掉，门前满地的鸡屎。但若站在稍远一些观看，它在这寂静的山峰上耸立着，仍有一种非凡的气势。它像一个破落了的脱下了锦袍的富豪，内囊已尽，那架子却还未倒。
有位一头浓密头发的老人与我们这些不速客攀谈起来，在充满笔声和感叹声的问答之间，我们了解到这座楼的命运。它原来是四川一个地主的私人宅第。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迁都重庆时，那位地主把这座别墅式的楼房送给了蒋介石。可能是蒋介石看中了这里的地形、交通和空气吧，便把这里当作他工作和休息之地。在这座楼的右下方的另一个山坡上，修了宋美龄住过的地方。在蒋介石别墅的后面，还有数座较坚固的建筑，那里可能有住宅、礼堂、宾馆什么的。想当年，这儿可真是一块显赫之地。那些沟通小楼与小楼之间的石砌小路，尽管今日已被野草淹没，可仍能使人想象出当时蒋介石与马歇尔、与宋氏三姐妹以及其他“当国要人”们在这里或匆匆或悠闲地走过。灯红酒绿，日日有筵席，夜夜有歌舞，时时有策划。蒋介石拍桌林骂娘希皮，马歇尔动辙NO、NO、NO……但也有胜利时的欢笑。不管怎么说吧，这座小楼不但对蒋介石，而且对中国政局，都绝对地重要。用“烈火烹油、鲜花似锦”来形容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南山这麻小楼之盛之荣之显之赫恐不为过吧！
解放后，这座曾经盛极一时的楼，连同周围其它建筑，成为了“黄山重庆干部疗养院”。它度过了一段宁静而寂寞的时光。谁能想到，在“文化大革命”的呐喊声中这座小楼重又喧腾起来了。它成为了重庆显赫而有势力的“反到底”造反兵团的司令部。可想而知，“反到底”兵团的多少大字报、声明、勒令、警告、命令、宣言书、动员令，在这座楼的密室里形成并发出。在蒋介石、马歇尔、宋氏三姐妹诸人走过的石砌小路上，如今匆匆走着的却是戴着红色的红卫兵袖标和碗口大的毛主席像章的造反派们。“造反有理”、“横扫一节牛鬼蛇神”、“打倒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这些口号连同“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歌声，以及武斗的枪声，时时在山谷中回响。这座小楼一时间又成为重庆乃到 四川人瞩目之所。这真是盛极必衰，衰极必盛。生活的辨证法就是如此。
“四人帮”被粉碎以后，蒋介石当年住过的、“反到底”一度占过的小楼终于落到了平民百姓之手。它成为了黄山疗养院的职工宿舍。这座曾经是极为显赫的小楼，分给了七户职工。昔日帝王宅，如今成了寻常百姓家。他们在这里生儿育女，养鸡蓄兔。楼里一日三次飘出温馨的炊烟。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这里的小路静悄悄。四周的树长得高而密，五颜六色的山花开得野而艳，保持着大自然的生机和原始。我们曾在那座别墅的左下方山坡上发现了满山坡的青苔，竞使 们不约而同地惊叫欢呼起来。因为那简直不是青苔，而是绿色的锦被，厚厚的，是人工精心编织的地毯。坐在青苔上，那种松软，那种惬意，那种忘情，让我们直觉得是坐在了云上面，随它飘向天国。但我们立即又不无优伤地想到，这一切都不会长久了。因为过不了多少日子，这里将游人如织，热闹非凡。当然小楼将再度辉煌，然而这种令人心醉的幽静，这种难得的原始自然景观，都将被破坏殆尽。我们的“优伤”是从那位头发浓密的老人最后的谈话引起的。他告诉我们，重庆已成为一个开放城市。市文物管理局考虑到这栋别墅对台湾人的吸引力，将着手重新修整这座建筑，开辟为旅游点。老人感情道：“我们将迁新尼龙袜。这得感谢蒋介石哟。我家已分到二室一厅的单元，过秘天就搬家。这里又要热闹起来啦。”当我们来到马歇尔住过的房子跟前时，住户果然正在搬家，东西堆满走廊。这家主人（疗养院职工）三十多岁，对我们的突然造访显得挺高兴。他告诉我们，他家住的是宋美龄当年住过的房子。我们觉得不对头，因为老人明明说是马歇 尔住过的嘛 。我们向他提出质疑后，他不高兴地反问道：“是你们清楚还是我这住房精楚？”我们只好半信半疑地离开了。没走几步便遇到一位老年妇女，她确切无疑地说正在搬家的那座房不是宋美龄住的而是马歇尔住的，其言**。那位搬家的职工为什么偏说自己住的房子是宋美龄住过的呢？这是一种什么心理呢？我们全都仔细咂咂滋味，全都忍俊不禁。
可以想象，在若干日子后，这些旧屋重新装修一新，这个旅游点将吸引着无数探问历史的游人。南山那数棵高大青楼下的别墅，将走向它的又一届青春与辉煌。这就是命运。地主宅第——蒋介石官邸——重庆干部疗养院——“反到底”司令部——普通职工住宅——具有某种历史标志的旅游景点。说到底是人的命运的变迁。几度风雨，几度春秋，几度兴衰，几度枯荣。多么曲折，多具戏剧性！
回城路上，南山这座别墅的命运一时间占据着大家的心，使我们沉浸在一种艺术的氛围里。眼前似乎晃动着一拨儿又一拨活生生的人物，脑际间闪出那个建筑物里曾经发生过的种种故事，不由自己地思索着它的丰富的社会内涵。李衍柱教授说：“简直可以写一部分比《花园街五号》更长更精彩的长篇小说。”作为一位文艺理论家的衍柱先生一眼就看出了命运的文学意义。房子变迁的后面是人的命运的跌宕；人的命运的后面是历史的面影和潜流。在艺术家眼中，这里面当然就有说不完道不尽的诗情尽意。
那么，什么是命运呢？在我看来，命运是由围绕着某个人的社会的、自然的关系所规定的独特的经历、曹遇、情境，偶然性、变动性、典折性和戏剧性是它的突出特征。古希腊大悲剧家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所写的就是命运。俄狄浦斯从神论那里得知自己将来是遭杀父娶母的命运，他背井亲乡逃避厄运。然而他的种种努力却使他一步步向厄运靠近，直至跌入厄运深渊。命运是文学的真正原素，是文学生命力的保证。
我们读过一些“信息量很大”的文化小说，其中连篇累计的婚丧嫁娶一类的儿特民俗的描写，和各种各样地域风情知识的介绍，以及所谓高深的富于哲理的议论，淹没了人物的命运。在这样的小说里人物命运退到了次要地位，作家借人物之嘴来卖弄自己的渊博知识。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在他的一部关于斗牛的专著《午后之死》中曾讥讽过这种作法。他说：“如果人们没有必要谈论这些问题，而是作家叫他们谈论，那么这个作家就是一个伪造者；如果作家自己出来谈论这些问题，借以表现他知道的东西多，那么，他是在弦耀”。他还说：“散文是建筑物，不是内部装饰，巴洛克风格早已过时。”（同上）在海明威看来，对于小说家重要的是“塑造活的人物”，即使这些人物不是大角色，他的书作为一个整体有可能留传下来。（参见《海明威谈创作》）海明威这里所说的“活的人物”也就是有着悲欢离合、起伏跌宕的命运和真实感情的人物，因为只有这样的人物才能真正地活起来。
另有一类作品，人物性格的描写很突出。作品中描写了许多细节，每一细节都鲜明地表现人物的粗鲁或潇洒，坚强或懦弱，善良或恶毒，豪放或猥琐，然而它们是为表现而表现，人物的性格未能契入人物命运的轨迹之中。我认为这种作法也是不可取的。这里就关系到性格与命运两者谁更重要的问题。自然，这两者是密切相关的，是互为表里的，是不可分割的，但是仍有一个主次问题。在给画中，所表现的是人物的一瞬间，时间过程太短，自然要以表现性格为主，命运只能从人物的神情状貌中流露出来。文学作品就不一样，它拥有的是时间，它可以写人物一年两年的经历，也可以写十年八年的历程，甚至写几十年上百年的历史流变。这就为作家写人物的命运创造了最充分的条件。作家可以把性格的描写纳入到命运的描写中。命运的每一次转折都最能考验人物，也最能显示人物的性格。过去总是说，命运是由性格造成的，这种说法不够准确。实际上，人的命运主要不是由个人性格造成的，而主要是由历史和现实条件造成的。为什么人常有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情况发生？就像俄狄浦斯无法逃脱自己的厄运，或者像贵族公子贾宝玉最终不能不去当和尚，就是由于人们常常受制于历史与时代。受历史和时代所制约的命运是一种比个人的性格更为巨大的力量，它常使一个平庸的小人物成为历史巨人，使一个无比的在天才成为平凡之辈；它使幸福在顷刻间丧失，使灾祸在肯间降临；它使人出乎意料地聚首，也会使人在毫无准备中分离……法国启蒙时代的伟大思想家狄德罗就曾说过，作为命运的情境应该成为作品的基础，而人物性格则只能是次要的。他强调命运、处境在作品中更为重要：“如果人物的处境愈棘手愈不幸，他们的性格就愈容易决定。试想你的人物所要度过的二十四小时是他们一生中最动荡最颤沛的时刻，你就可以把他们安置在尽可能大的困境之中。”这样，人物的处境就能有力地激动人心，并使之与人物的性格成为真正的对比。
那么，命运的文学意义何在呢？
命运的文学意义可从历史的与诗意的两方面加以理解。
首先，命运是一种历史，它包含了最丰厚的社会内涵和最深刻的人生感喟。人的命运像一面风帆，它穿越过历史的惊涛与骇浪、浓雾与阳光，是历史的面影和见证，在这里凝结着人生的选择与追求、意义和价值。在中国，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关汉卿、王宝甫、旋耐庵、曹雪芹，由于他们那么精彩地写出了自己和他人的命运，而使他们都成为一块历史的路标，一种社会的表征，一个时代的代言人，成为了对人生的一种选择，一种追求，一种叩问，一种感慨，一种反思，一种理解。他们都没有成为单纯的娱人的角色，而成为一代思想家和文化伟人。
其次，命运与诗情、诗意密切相关。因为命运是一个情感世界。在人的命运的枯荣、盛衰、起落、跌寮中，在命运的每一个转变处，都汹涌着因死生离合而引起喜怒哀乐的潮水，使人不能不哭泣或不能不欢笑。同时，人的命运又是一个想象世界。人的命运所产生的那种大起大落的、出人意米的情境与遭遇，往往使作家的精心虚构相形见绌。它所展示的生活的万花筒，让人惊愕得目瞪口呆，而不能不被它深深 地吸引，坠入遐想。总之，真正的命运是维纳斯的采取带，是难以言说的诗。几乎所有的艺术感觉都由此生成；也没有什么比人的命运更能引起读者的兴趣的。
然而，作家并非写了人物命运就一定能创作出优秀作品来，这要看作家如何去写。人为性是命运描写的大敌。如果作家把握不住自己笔下人物命运的运动轨迹，把他（她）们当木偶，一会儿让他们去当英雄，一会儿让他们去当强盗，一会儿上天，一会儿入地，一会儿幸运迭至一会儿厄运不断，那么这是伪造、是欺骗、是谎言。这种因随意编造而产生偶然性、典折性、戏剧性是一文值的。当然作家可以写他笔下人物命运的起落，甚至大起大落，就像《红楼梦》中甄士隐所说的那样，，“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正香，如何两宾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陇头埋白骨，今宵红绡帐底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正吧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择膏梁，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杠；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但这一切变化都要写得合情合理。合情合理是命运描写的高境。就像重庆南山那座别墅，昨昔帝王宅变成“文革”时期“反到底”司令部；今日寻常百姓家又将变成明日摩肩接*的旅游景点，都有其情理脉络可寻。正是生活的情与理使这种荣枯起落成为可能，成为人们慨叹之对象，从而获得了文学的意义。写人物的命运更就寻求其变化的根据，务使合情合理。要知道，作家笔下的人物如果是有生命的活的人物，那么他或她就有其生物学的、社会学的意志，他们的命运的变化是由历史、时代和他们自己的意志造成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它已是一种客观现实，即不能不如此的事实本身，作家可以不喜欢这种现实，但只能被动地接受这种现实，他不能暗地里告诉主人公作什么和如何作。作家无权“强奸”自己的主人公。越是伟大作家越知道命运描写的这一原理。因此在他们里常发生这样的情况，他们违背自己的初衰构思按另外的样子，即按生活赋予人物固有的命运去写主人公的种种遭遇、情境。普希金笔下的塔姬雅娜按最初的设起是不出嫁的，但她违背作家的意愿而突然出嫁了。列夫•托尔斯泰当初没有想到他笔下的安娜 •卡列尼娜会自杀，但火车开过来了，它娜突然感到自己活不下去了，她卧轨倒下了。列夫•托尔斯泰感叹道：“我的男女主人公们，有时跟我开的那种玩笑，我简直不大喜欢！他们作那在现实生活中应该作的一现实生少右常有的，而不是我愿意的。”巴金写小说《秋》时，他没有想到淑贞会投井自尽，作家更愿意让她十五岁出嫁当新娘，但越往下写，淑贞的路越窄，写到第三十九章，淑贞向花园跑去，作家才想起花园中的那口井，才感到淑贞非投井不可了。巴金把人物命运的这种违背作家初衷的自我选择，称为“我的人物自己在生活”。的确，一旦作家笔下的人物自己在生活，人物命运的描写也就达到了合情合理的极致，其文学意识也就充分显示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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