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2004年5月12日《文汇读书周报》
南腔北调（20）

　

哥本哈根：1941年之谜
——关于科学历史剧《哥本哈根》

□　江晓原　　■　刘兵

　

　　□　按照我喜欢用的一个比喻，有一类历史迷案属于智力操练项目——不必指望得到一言九鼎的公认结论，但可以让人不断来尝试解谜，也就是说，可以让人不断用它来操练。我甚至认为，谁要是真正将这类迷案中的某一个搞出了一言九鼎的公认结论，反而是煞风景之事，因为那样就“杀死”了这个迷案，使后人少了一个智力操练项目。
　　那么，1941年，当世著名的物理学家海森堡和玻尔两人在哥本哈根的那次秘密会谈，就是一个这样的迷案。英国人迈克尔·弗雷恩（M. Frayn）就可以说是参与解谜操练的人之一，不过他参与的方式比较与众不同。通常的参与方式，是发表学术论文或出版学术著作，来讨论这类迷案，而弗雷恩的方式却是撰写一个剧本，即著名的科学历史剧《哥本哈根》。而且这个剧本在世界各地许多地方都曾经上演，这些地方包括北京（已经上演过）和上海（据说即将上演），也算与中国颇有渊源了。

　　■　不过，必须承认，这只是一部或许可以称为历史剧的戏剧，它显然不等同于历史，但也绝不等同于现在电视屏幕上所充斥着的各类对历史的“戏说”。也曾有人对其历史真实性等问题提出过质疑和批评，但其实那本是无关紧要的。戏剧就是戏剧，在一定限度内，戏剧（哪怕是历史剧）当然不必完全等同于严肃的、甚至是学究式的历史，如果真的把戏剧搞成了后者，恐怕也就不会有人到剧场来看戏了。
　　具体到《哥本哈根》这部戏，与众不同点，在于它涉及到了科学，科学史，科学家，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感和伦理困境，当然也涉及到了人性，只不过是把这一切放在海森伯与玻尔在历史上的那次会面的背景中去体现罢了。

　　□　剧本后面的“后记”和“后记补遗”占据了58页的篇幅——是剧本正文的百分之六十还不止。从其中的内容看，剧本作者弗雷恩对于“解谜”显然不无兴趣。为此他阅读了关于剧中三个角色——玻尔、玻尔夫人马格丽特、海森堡——的大量文献，使他自己成为一个对于量子力学的发展史、盟国和纳粹德国之间在制造原子弹方面的竞赛、二战时德国物理学家是否与纳粹当局合作等等问题都有相当深入了解的人。我相信在这些问题上，弗雷恩了解的情况要超过一般的科学史研究者——除非这个研究者是专门研究上述这些问题的专家，而且自己是学物理学出身的。

　　■　此剧通过具体的情节，以及主人公的交谈与反思，一直在向观众提出的一个很难给出简单答案的难题：即使在战争中，科学家为了本国的利益而研制像原子弹这样的大规模杀人武器，在一般的道义上以及在个人的选择上，是否就是合理的？
　　这里其实已经涉及到科学及其社会应用的伦理学问题。我们前面曾说过，此剧在国外国内都曾产生不小的影响，但相比之下，国内对此剧的接受似乎还是相对要小众些。在这方面，也许可以从一般观众的知识背景和相应关心和思考的问题的差异有关。其实，这部戏对于观众最重要的、最基本的背景知识要求，应该说是有关二次大战，以及在二次大战中原子弹被研制出来并诉诸使用的历史。如果对于这段历史及其有关的争议没有通过教育和其他传播途径成为普通公众的一种知识背景，那绝对会影响到观众对此剧的接受与理解。但我们知道，这种知识背景，也与社会上有关如何发展和利用科学与技术的讨论的普及是密切相关的。

　　□　海森堡积极与纳粹当局合作，甚至向玻尔等人表示，物理学家应该积极与纳粹当局合作，以证明自己是“有用的”。他这样做是因为他相信纳粹德国的胜利是指日可待的。虽然他在量子力学上有伟大贡献，但是他在政治上的“失足”，成为事后难以交代的事情。

　　■　在我们这里进行科学教学的课堂上，或者甚至于科学史的课堂上，教师会不会抽出一定时间认真地讨论像此剧中所涉及的与科学研究的应用和伦理相关问题呢？当我们只是一味地强调科研中的人“创新”和竞争时，是不是在相当的程度上忽略了对这些创新的结果可能会带来的社会问题，以及科研人员是否应该从事某种研究的伦理思考呢？

　　□　关于原子弹的问题，有一点很难处理：本来，科学家应不应该帮助政治家研制大规模杀人武器，这是一个有普世意义的伦理问题，例如爱因斯坦晚年就号召世界各国政府放弃核武器。但是，当人们发现敌对的政治力量已经开始研制这样的武器时，“我们要抢在敌人前面造出来”就成为一个正义的要求，这时有普世意义的伦理观念就会改变，或者自动退场。因为当纳粹德国已经在研制原子弹时，谁再对盟国政府主张“不要研制大规模杀人武器”，就会在道德上成为罪人。所以当年爱因斯坦也是主张美国尽快研制原子弹的。科学家的“人文伦理意识”，在这种场合恐怕也就会无能为力了吧？
　　至于作为物理学家的海森堡，应不应该和纳粹当局合作，这仍然是一个具有普世意义的问题，尽管不同的答案也可以各有自己的理由。要求当时德国的科学家公然拒绝与自己祖国的政治当局合作，毕竟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　你说的虽然也是一种道理，但更根本的道理也许在于，为什么会有原子弹？当原子弹被研制出来后，也许人们就只好按照你讲的办法去行事了，但那毕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办法，当地球上人们只能生活在可以将地球本身毁灭几十次数量的核武器的潜在威胁下时，人们自然会想到，倘若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原子弹会有多好。否则，也就不会有如此耗费人力物力而且如此艰难的核裁军和尽量销毁核武器之类的努力了。
　　世界上的政治冲突、民族冲突乃至于战争，确实有很复杂的背景和原因，不是一两句话可以分析得清楚的，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却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些二战中在美国因为参加原子弹研制而事后痛心反省并投身反战的和平事的那些科学家们，不正是在很大程度上因为认识到正是经他们自己的手才为这些冲突提供了更有效的杀人手段吗？可见，原子弹的案例是非常典型而且令人反省的，在西方国家，也正是在这种长期、普遍的反省的传播背景下，才会使得《哥本哈根》一剧引起如此反响吧。

　

　　《哥本哈根——海森堡与玻尔的一次会面》，（英）迈克尔·弗雷恩著，戈革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定价：1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