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建国前出生的“知识分子”，余秋雨履历可谓丰富：上学时运动不断，文革加入过写作组，有过不算太辉煌的学术履历，改革开放后致力于文化大散文，90年代活跃于电视媒体，新世纪以来论争与诉讼时时相伴，其身份从学者到作家，其兴趣从学术到文学，其研究领域从书写戏剧到演绎文化，从文艺理论到城市美学，最后终于修成一枚“正果”，被上海市教委“挂牌”为一代“大师”，为其建立了大师工作室，还美其名曰“重大举措”。其“挂牌”理由为：

余秋雨先生早在三十年前我国教育文化事业百废待兴的关键时刻，独立自主地着手建立全新的世界戏剧思想史、中国戏剧史、戏剧美学、观众心理学、艺术创造工程等一系列基本学科，所编写的著作和教材长期被很多高校使用，并获得了全国和上海市的多个最高学术奖项。近二十年来，他又以亲身历险的方式走遍了中华文明和人类其他古文明的遗址，具体而又雄辩地阐释了中华文明的独特生命力及其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在阐释过程中，他又创造了“文化大散文”的文体而开启一代文风。近十年来，他不断地应邀在美国各大名校、国会图书馆和联合国世界文明大会上演讲中华文化史，还通过电视媒体向国内民众讲授，产生巨大影响。总之，余秋雨先生是一个集“深入研究、亲自考察、广泛传播”于一身的完整型文化学者。他在历史转型期出色地承担起了守护和解读中华文明的使命。多年来他在国内外获得极多奖项，直到最近，还被全国网民投票评为“2007全国十大学术精英”第一名，又被亚太测评系统评为“影响世界一百年的百名华人”。

既然是阐明理由，当然是要多说其人的好处和成就，至于其阴暗面和不足就不要说了。这个谁都明白，因此，对于以上的“理由”我们只好付之一笑而已。

笔者对于上海的这个举动本身并没有多少兴趣，虽然我很想对有关方面说“行不得也哥哥！”但一想像这样“无常识”的政府行为你说它干什么？说了也是白说，白说不如不说。现如今的有些地方政府做起决策来比中央还牛，别说没有错误，就是有错误他也会死皮赖脸硬撑着不改正（这样的例子咱中国多了去了）。我感兴趣的是余秋雨这个“挂牌大师”是如何成长的？这个“大师”神话是如何一步步架构的。

总的看，余秋雨“大师”的架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先后经历了“四个苦旅”阶段，一为学术苦旅，二为文化苦旅，三为法律（论争）苦旅，四为作秀苦旅。下面分而述之。

 

学术苦旅

 

多数人对于余秋雨的文化明星身份都很了解，但对于他此前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工作并不熟悉，可以说余秋雨在成为文化明星之前曾经经历了很长时间的一段学术苦旅生涯。这个阶段以戏剧研究为主要标志，应该说此时的余秋雨（不包括文革写作组经历，事实上那时余秋雨的文章也算不上什么真正的学术研究）还是比较踏实的，基本上保持了一个学者的严谨和寂寞。

余秋雨，一九四六年生，浙江余姚人。在家乡读完小学后到上海读中学和大学，经历过新中国的所有运动，特别是文革。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边教书边搞“学术”研究，先后在海内外出版过史论专著多部。

余秋雨早期的艺术理论著作，也不是没有得到过学术界的承认，只不过相对于后来的文化大散文来讲，要寂寞得多。他在1983年出版的《戏剧理论史稿》，是中国大陆首部完整阐释世界各国自远古到现代的文化发展和戏剧思想的史论著作，在出版后次年，即获北京全国首届戏剧理论著作奖，十年后获北京文化部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而另一本于1985年发表中国大陆首部戏剧美学著作－《戏剧审美心理学》，次年亦荣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其学术研究由此可见一二。

由百度搜索还可以得知，余秋雨曾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上海市十大高教精英”等荣誉称号。做过几年上海戏剧学院院长，辞职后潜心写作，在繁多的头衔中比较重视上海市写作学会一职，因为这个学会由全上海各大学的写作教授们组成，专门研究“写作”究竟是怎么回事。近年来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之余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先后获上海市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台湾联合报读书最佳书奖、金石堂最具影响力的书奖、上海市出版一等奖等。

余秋雨学术生涯没有像今天这样红得发紫，一方面是学术工作本身的冷清，另一方面也是他所从事的专业所限。戏剧研究相对比较偏僻，恐怕只能在行业内为人所知，要想走向大众，文化大散文的路子不啻为一条捷径。余秋雨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可能。这一点从余秋雨“参加”文革写作组可以得到证明，谢泳在文章《总能和时代达成妥协的余秋雨》中说，余秋雨生活的时代，一个有才华的青年想要出人头地，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一条现成的道路，这个道路我们姑且称为是“两个小人物的道路”。这两个小人物就是五十年代因批评红学家俞平伯而成为学者的李希凡和蓝翎。

从五十年代以后，对一个在文史和写作上有才能的青年来说，他们都希望能走一条“两个小人物的道路”。这条道路的特点，简单说，就是有强烈的企图在一夜之间成名的渴望，所以他们通常选择的心理动机都是以能让最高领袖突然认可为企图的。恐怕这也是余秋雨为何要（被动？主动？）加入写作组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样，他后来选择文化散文明星学者的路子，也和这样的心理有关。谢泳说余秋雨看起来是一个什么好事都赶上了的人，但我们换一个角度看，又可以说他是一个生不逢时的人，他早年的教育背景决定了他不可能是一个有坚定信仰的人，他总是能和他所生活的时代达成妥协，这是他的最大优点，也是他的最大局限。他是一个永远生活在当代的作家和学者，他不大考虑未来。

“不大考虑未来”的余秋雨终于要重新出发，走上了“文化苦旅”的“光明”大道。

 

文化苦旅

 

这个阶段是余秋雨成长的最为关键的时期，可以说没有“文化苦旅”就没有余秋雨的今天。这个阶段以余秋雨在收获开设“文化苦旅”专栏和出版《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等文化散文著作主要为标志。

从余秋雨学者角色到作家角色的转变来看，《收获》杂志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小觑的。那时巴金老人还担任着这本杂志的主编，不过巴金年事已高，杂志具体工作由其女儿李小林先生主持，杂志因此在国人心中的地位崇高，可以说是最权威的纯文学期刊了。余秋雨那时的身份还是学者，那么《收获》为何在那个时间选择他在杂志上开设专栏呢？而且一开就是一年？以至于后来还开设过后续专栏？

现在来看，余秋雨“文化苦旅”的开设真是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首先，彼时学者散文写作正处于方兴未艾之际，《收获》要开散文专栏，余秋雨被选择可谓是占了天时；其次，《收获》杂志在上海办刊，余秋雨则在上海戏剧学院，由上海学者在本地大刊上开设专栏正可谓占了地利；第三，据余秋雨自己说，他和李小林是大学同学，以比较庸俗（往往又是实际的）的眼光来看，大学同窗不仅仅意味着可以近水楼台，更意味着相互了解，知根知底，更容易促成专栏的开设，因此余秋雨在《收获》杂志上开设专栏，又可谓是占到了人和。天时地利人和，这事可不就促成了。况且余秋雨自身确实有开这个专栏的潜力，他由此开始了自己“甜蜜”的大文化散文“苦”旅。

文学大刊《收获》杂志的作用不可小觑，出版的打造更是威力无比。有了发行数量庞大的《收获》专栏的铺垫和渲染，加上时代氛围的需要，余秋雨系列文化散文的热销与流行一点儿都不奇怪。有人说，“余秋雨现象”是20世纪最后二十年来中国学术界的一种急功近利病的爆发期，有很大的传染性，是全国上下“一切向钱看”在学术领域里的一种产物，它有市场，能欺瞒人，能名利双收，才会畅行无阻。此说法自然是有道理的，但余秋雨“文化苦旅”流行的背后，还有不明就里的吹捧文字的推动。随便举个例子，在这些文字当中，就有笔者的一个朋友的“推动”，他当时还是一个大学生（现在已经博士后了），因为看了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从大学生的角度感受到了别样的风采，就写了一篇极力称赞将余秋雨文化散文捧的很高的文章《大中华的文化散文气派——余秋雨散文从<文化苦旅>到<山居笔记>印象》，诸位从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可以看出来，他对余秋雨的评价有多高。这篇文章写完以后，时为学生的他把文章拿到了本校学报，想寻求发表。但那时本校学报是不发表学生文章的。幸运的是，学报主编误把我的这位朋友当成了老师（因为种种原因，他上大学的时候年龄很大，很老成），把学术论文给发表了。更为机缘巧合的是，这篇文章又被《新华文摘》转载了。熟悉高校学术研究的人都知道，文章被《新华文摘》转载意味什么。余秋雨的大文化散文这个命名随着这篇文章以及其他研究文章的传播被学术界广泛知晓。虽说一篇研究文章可能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但毕竟传播广泛。后来在余秋雨遭受争议之时，我的这位朋友的这篇文章因此屡遭诟病。如今这篇文章所提出的“余氏散文所显现的中国当代散文的大灵魂、大气派、大内蕴、大境界”以及“余氏散文是中国现当代散文史上的又一座高峰”等等论断，还不时被作为余秋雨的一个标签。

总之，经过几轮的吹吹打打以后，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终于被广为传诵，并风行一时。

 

法律（论争）苦旅

 

这年头，一味吹捧能让一个人广为人知，但并不能让其大红大紫，要想达到红得发紫的地步，必须要有争议，要论争，甚至还要对簿公堂。余秋雨成长的路线图就是如此。当然，并不是一切都以余秋雨的意志为转移，但因为此前的对余秋雨的过度拔高，才导致了这之后的一系列论争的产生，直至诉诸法律。余秋雨因此或主动或被动地走了一段法律（论争）苦旅。这里面有四个人最为关键，即萧夏林、余杰、金文明、古远清。

萧夏林是《北京文学》的编辑，也是笔者的一位朋友，对他多少是了解一些的。他是一个耿直的知识者，看不惯文坛上那些蹦蹦跳跳的两幅面孔的人，他为此主编了一本批评余秋雨的书《秋风秋雨愁煞人》。萧夏林因为在文章《文化中的文化》中提到余秋雨“为深圳扬名，深圳送他一套别墅”而“惹怒”余秋雨，被其一纸诉状告上了法庭。而余秋雨状告武汉学者古远清的案件又成为其声称的一系列维护名誉和版权的官司的“诉讼表演”。从此，余秋雨借助于法律（由此借重媒体的宣传），更加推广了其全国知名度，向着更加大红大紫的方向狂奔而去。

一方面是主动对簿公堂，另一方面是被动应战，此时期的余秋雨可谓是全面出击。围绕余秋雨文革期间的“历史问题”，以及余秋雨不忏悔的死硬态度，那时被标榜为“精神界战士”之一的余杰对余秋雨痛下“忏悔杀手”，掀起了热闹一时的“二余之争”，在客观上为余秋雨的神话创造做了不大不小的贡献。还有金文明一本22万字的《石破天惊逗秋雨》，引爆了余秋雨散文中126处文史差错，这是第一本全面梳理和考察余秋雨散文文史错误的专著。据说，为了这本书的出版，金文明先生当时费了不少周折，因为余秋雨的名气太大，出版社都不愿意惹这个麻烦。书稿送给上海某出版社时，遭到拒绝，以后又连续遭到了六家出版社的拒绝，直到最后找到山西书海出版社才出了书。由此可见余秋雨“大师”之威力。

此外，余秋雨借助“自传”（2004年）、“荣登中国作家富豪榜”（2005年）、“获选中国十大学术精英”等契机，不断引起争议，其“大师”塑造的神话速度像中国铁路一样一再提速。

 

作秀苦旅

 

总算说到了余秋雨的作秀苦旅了，其实纵观余秋雨神话的全过程，作秀之旅差不多贯穿了他的所有“旅程”。最典型的当然要数其在青歌赛的“秀场”表演，余秋雨的每次出现，总能引起大家的兴趣，不管是争议还是吹捧，总之，在电视上时常见到余秋雨那副不失儒雅的尊容，他总是以这样的方式来挑战大众的审美疲劳。电视上的余秋雨侃侃而谈，展览会上也有他的身影，他对着雕塑作品、摄影作品、绘画作品指点江山激昂文字，就连他的搬家，也会有电视的跟踪报道。这些，无不给人以作秀的感觉。

更让人明显感到做秀的还有余秋雨的一再“封笔”之说。据网友统计，余先生至今已经有过三次宣布封笔的不凡经历了，第一次是他宣布不再写关于戏剧理论和美学研究的著作，要走出书斋，踏勘文化现场，触摸文化余温，建构文化人格。第二次是余先生毁誉参半、此起彼伏，宣布《千年一叹》之后不再写散文，从此再也不为盗版集团做义工。谁知后来余先生去了欧洲一趟，《行者无疆》又雨后破土，隆重推出了。接着他又一鼓作气翻炒出了《笛声何处》，还创造性地出了一本“记忆文学”《借我一生》，余秋雨说这是他最后的文章，此后将永远地告别文坛。大家怀着悲壮购买了这部带着最后的“余温”的大作，同时也都在心里嘀咕，这回该是真的了吧？哪里想到不久以后余秋雨又要把在电视上做节目的讲稿拿来出版。前一段时间余秋雨出席青歌赛，有记者问余先生不是已经决定封笔了吗？余秋雨却说这是从来没有的事情！对此我们只能说，您老拿我们读者开涮呢！

最近，“总能和时代达成妥协”的余秋雨又和上了时代主旋律的节拍，针对汶川大地震“含泪”写了“与时俱进”鸿文，奉劝那些因为房屋质量而示威愤怒的灾区人民不要“节外生枝”，文曰：

你们所遭遇的丧子之痛，全国人民都感同身受。十三亿人在同一时间全部肃立，默哀三分钟，这肯定是人类历史上最浩大、最隆重的悼念仪式。悼念对象，就有你们的孩子。在全国哀悼日，一位佛学大师对我说，有十几亿人护持，这些往生者全都成了菩萨，会一直佑护中国。我想，你们的孩子如果九天有灵，也一定已经安宁”，余秋雨“大师”进一步向灾民指出：“你们要做的是以主人的身份使这种动人的气氛保持下去，避免横生枝节。一些对中国人历来不怀好意的人，正天天等着我们做错一点什么呢”。灾民能做错一点什么呢？不要破坏稳定？还是民不要告官！有人说这篇文章是余秋雨在为“民”请愿，要我说，其实质还在于“为国”分忧。

余秋雨这篇“为国请愿”的鸿文引起争议这毫不奇怪，有网友为此甚至提议：封余秋雨为汶川城隍！其理由如下：

查下界四川之汶川,久无城隍,致此次山崩地裂,生灵涂炭,上苍有好生之德,故在三界之内,遍访贤良。近日神人公举,所荐者惟余氏秋雨也。此君文采出众,仪态雍容,更为难得其能识破天机，道出蒙难之学子众生已忝列仙班,此言不仅掩为政者之过失,亦为上天添光华。其含泪奉劝学子父母勿再添乱,殷殷之切,感天动地,故天庭顺应民心,着封余秋雨为汶川城隍正堂,即日起十五日内自行了断,谅其必能抛弃俗世富贵,欣然上任,过时即由阎君帐下黑白二煞拘拿履新。从此以后,汶川当能风调雨顺,文人辈出,保万世之基业。汶川之黎民当在重建之际,择山川秀丽之处,危岩流石之地,立庙祭祀。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对此，我们只好在爆笑之余深长思之了！

无论怎么说，“大师”是有标准的，最起码应该有一个底线，武汉大学原校长、教育基金会会长刘道玉认为，这里的两个条件是必不可少的，一是“巨大成就”，这显然不是指一两项发明或几本著作而言，非“著作等身”或“学富五车”的学者是绝不可能企及的；二是学术成就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为人所宗仰，不是一部分人而是一代又一代的人所景仰。具体来说，大师至少要具备四个条件：第一，学术上博大精深，博古通今，是学术多面手，重要学术著作丰硕；第二，要做出创造性的贡献，其成果对科学技术发展具有革命性作用；第三，必须是一个学派的首领，桃李满天下，拥有众多的拥戴者；第四，作为大师不仅学问高深，而且道德、人品堪为人师，对后人具有楷模作用。按照这样的标准，真正能称之为“大师”的季羡林先生却坚决要求摘掉他头上的三顶桂冠：大师、泰斗和国宝。他说，自己不是研究国学的，充其量只是个国学小师，所以这些称谓对他都是不实事求是的。许多人都赞赏他的高尚品格和君子之风。也许，季羡林先生对炒作“大师”实在是看不惯了，所以才表明要摘掉人们给他戴上的三顶桂冠。

对于挂牌“大师”，据说余秋雨也谦虚过，但最后还是半推半就地“从”了。与季羡林先生的低调相比，余秋雨被“挂牌”为“大师”更像是一场众神的喧哗，真正的大师往往是淡泊名利、甘于寂寞的，经常处于舆论喧嚣之中的往往不是什么“大师”。在“大师”稀缺的年代，靠挂牌是挂不出大师来的，上海市教委要制造余秋雨的“挂牌大师”神话，对此，我们最好一笑了之。

余秋雨“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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