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其名著《文史通义》中，有涉及战国时期所形成的文献性质的精要论述。该书《诗教上》说：“古未尝有著述之事也，官师守其典章，史臣录其职载。”是以，文字皆施于社会管理之实用，而不为 “一人之著述”。“著述至战国而始专之明验也。”

       有关战国以降所传，与“古”时（按：章氏所谓“古”，依其文意，当为三代及之前）有关之著述的性质，即其是否属于后人伪托，章氏有其独特的认识。《文史通义》说：“兵家之有《太公阴符》，医家之有《黄帝素问》，农家之《神农》《野老》，先儒以为后人伪撰，而依托乎古人； 其言似是，而推究其旨，则亦有所未尽也。盖末数小技，造端皆始于圣人，苟无微言要旨之授受，则不能以利用于千古也。三代盛时，各守人官物曲之世氏，是以相传以口耳，而孔、孟以前，未尝得见其书也。至战国官守师传之道废，通其学者，述旧闻而著于竹帛焉。中或不能无失，要其所自，不容遽昧也。以战国之人，而述黄、农之说，是以先儒辨之文辞，而断其伪托也；不知古初无著述，而战国始以竹帛代口耳。实非有所伪托也。然则著述始专于战国，盖亦出于势之不得不然矣。著述不能不衍为文辞，而文辞不能不生其好尚。后人无前人之不得已，而惟以好尚逐于文辞焉，然犹自命为著述，是以战国为文章之盛，而衰端亦兆于战国也。”

      章氏之论，可以概括为：战国以前因为社会发展阶段及由此而决定的社会制度原因，没有私人著述，但并非没有各类知识的传递。各种知识的掌握及传递，亦由文字承载，而有官守师传之道传播。至战国，官守师传之道 废，各学派据之著为文章。流传下来的即现存百家学说。相关著作或以古人之名义，或以传人之名义。虽或有失真之处，其来源不容泯灭。“先儒”【按：章氏所言之“先儒”，即《汉书·艺文志》作者为代表的汉儒】或以其言辞不甚高古，从而对其真实性有所怀疑，这是由于对古代知识与文化传播，以及古代文献性质的片面认识所造成的。

       章氏上述论断，在判断出土战国文献的性质方面，也颇具启发性。以清华简为例，即使是整理者，也对其所示年代有所怀疑。这是不明以上所引章氏所述之道理的缘故。清华简《诗经》类文献中，有《周公之琴舞》一篇，其小序明确作者为周公与成王，且成王之作的部分内容与传世本《诗经》的《周颂·敬之》篇高度相似，当断为《敬之》别本。面临此铁证，参与整理的学者，仍然怀疑其为战国时人伪托。此种情形当援以章学诚氏上述论断辨析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