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专业化和产业专业化与其他变量的关系

武夷山

Research Policy杂志2026年55卷2期（2026年3月）已经在线上先行出版。其中一篇文章是葡萄牙波尔图大学经管学院教授 Aurora A.C. Teixeira和同一学院的Alexandre Pinto助理教授合著的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specialisation,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Global evidence（科学与产业专业化、结构变革和经济增长：全球证据）。原文见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48733325002124。

本文是量化分析论文。作者认为，理解结构变化如何驱动长期增长，需要同时考虑产业专业化、科学专业化以及科学-产业协同三者的动态关系。本文开发并验证了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该框架融合了演化经济学、结构主义、复杂性理论及创新系统视角，用以评估产业与科学专业化、科学-产业协同、多元化以及全球价值链一体化如何共同影响经济表现。为落实该框架，作者构建了一套新指标，包括科学-产业匹配度（SIM）指数、动态进入与关联密度测度以及基于专业化的多样性指数，并将其应用于2000年至2018/2023年间142个国家的面板数据。本项估计采用了国家固定效应模型，并配合使用Driscoll–Kraay标准误以处理异方差、自相关和横截面依赖问题。

请DeepSeek翻译了本文的政策启示部分，我修改。

政策启示

研究结果在五个主要层面衍生出若干值得关注的政策启示：产业政策、科学政策、科学-产业关系、多元化战略以及全球一体化。

▪ 产业政策    在发达经济体中，强化制药、化工及能源/环境技术等领域的专业化的政策具有促进增长的作用，因为这些领域具有较高的溢出潜力和累积性学习动力（Cockburn and Stern, 2010; Cimoli et al., 2009）。在非经合组织的中高收入国家，仅当升级进入机械行业时才发生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且进入是路径依赖的。是充分利用现有能力的。在低收入经济体中，过早专注于计算机或机械等能力密集型产业往往导致脆弱的结果，这表明需要逐步推进升级路径并加强对吸收能力的支持（Hausmann and Rodrik, 2003; Stiglitz and Greenwald, 2014）。

▪ 科学政策    在所有情境下，对赋能型科学（数学、物理学、化学、能源与环境科学）的投资都至关重要，因为这些学科支撑着通用技术和系统性创新（Saviotti, 1996; Antonelli and Fassio, 2016）。对于发达创新体系，政策应将对赋能型科学的支持与对工业应用转化的激励结合起来。对于较弱体系，科学政策还应促进跨领域的多元化，确保更广泛的知识基础和抵御锁定效应的韧性（Saviotti and Pyka, 2013; Balland et al., 2019）。

▪ 科学-产业关系    在经合组织经济体，协同策略（如定向资助、合作研发计划）可能更为有效，因为这些经济体的吸收能力和制度基础设施较强（Lundvall, 1992; Cohen and Levinthal, 1990）。然而，在欠发达国家，过早强化学科与产业的协同可能收窄研究议程并导致僵化（Nightingale, 2014）。对于这些体系，政策应保护探索性研究，维持制度多样性，确保对新兴机遇的开放度。

▪ 多元化战略    研究结果表明，产业多元化应当是有所选择的和路径依赖的。贸然跨入不相关产业的“跳远”往往会损害增长，尤其在低收入经济体中更为明显（Hidalgo et al., 2007; Boschma, 2017）。相反，科学多元化通过扩展知识重组潜力和吸收能力，能持续促进经济增长，对于发展水平不同的所有国家均如此Saviotti and Frenken, 2008; Balland et al., 2019）。因此，政策应优先扩大科学组合的广度，同时确保产业多元化沿着连贯且相关的路径推进。

▪ 全球一体化    过度依赖出口蕴含的国内附加值会减少通过进口进行学习的机会和知识转移的机会，对较贫穷国家尤为如此（Taglioni and Winkler, 2016; Baldwin, 2016）。对这些经济体而言，应鼓励其融入全球价值链，以此作为能力建设和逐步升级的途径。相比之下，发达经济体凭借其广泛的技术和制度基础，可以在不严重损害经济增长的情况下维持较高的国内附加值。

总而言之，证据表明，结构转型和创新政策的战略必须根据国家的发展阶段和能力基础进行量身定制，而不要以为相关战略具有普适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