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政权基石的粮食

蒋高明

“民以食为天”，自古而然，也可见粮食对于人生存的重要性。在很多时候，粮食对国家政权的稳定起着非同凡响的作用，既体现在经济上，也体现在政治上。

1949年5月27日，人民解放军占领了上海。

上海解放，意味着军事上国民党已经失败，但在经济上他们并不甘心。国民党残余势力勾结资本家，企图采取饿死新生人民政权的办法，逼迫共产党退出上海。他们天真地认为，既然共产党秋毫无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那么吃饭也就得遵守市场规律，你来买粮食，我就不卖，让你们的人民挨饿。只要上海的市民对共产党不满了，就会把共产党赶出上海。当时的上海是国际化的大都市，但同时上海完全是个消费城市，全市粮食的50%—60%，棉纺业所需原棉的60%，都依靠进口。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市场依存度非常高。

当时的上海，尽管战事已经平息，但是物价飞涨。以全国13个大城市1948年12月的批发物价指数为100计，1949年1月上升为153，4月为287，7月为1059，11月达5376。民间企业家对实业毫无信心，资本大多用于投机——北京、天津两市200家银行钱庄中96%的资金直接或间接从事投机活动。1949年5月前后，上海24个商品交易市场和30多个茶会市场，也都被利用来大搞投机活动，全市200多家私营银行、钱庄全部在从事金银外币、证券股票等投机买卖，加上金号、证券号、银楼、钱兑业，以及地下钱庄和职业性的金钞贩子、银元贩子等，全市金融性投机活动者竟达30万人之众。

在蒋介石封锁上海口岸后，一些投机商趁上海存粮不足和外国棉纱进口困难之际，掀起了以粮、纱、煤为主的涨价风潮。他们的具体做法是，以米价为龙头，纱布跟进，从而拉动物价全面上扬。从6月23日到7月30日，上海物价上涨了一倍多，并影响到华东、华北和华南等地。

资本家扬言，共产党军事100分，政治80分，经济是0分。国民党特务也公然叫嚣，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 （“两白”是指米和棉，“黑”是指煤），就可以置上海于死地。

一、打赢“银元之战”，稳定货币

上海市市长陈毅认为，要想在上海站稳脚跟，就必须先夺回金融话语权。买粮食需要钱，然而新生的人民政府恰恰没有钱，资金短缺是很严重的。长期的战争破坏与国民党溃逃前的疯狂洗劫，使新政权面临着极大的财政经济困难。没有钱，在乡村，善良的农民还能够支援革命力量；而在城市里，没有钱就很难办事了。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首要任务就是打击不法资本家的金融投机，展开“银元之战”。

上海解放当日，陈毅就颁发布告：自即日起，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人民币与金圆券的兑换比例为1∶10万，在6月5日前，暂准金圆券在市面上流通。因为金圆券已成废纸，兑换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到6月3日，收兑的金圆券已堆满了所有的银行库房，装运的汽车从外滩沿九江路排到了四川路。可是，金圆券收上来了，人民币却花不下去。

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使得市民对纸币失去了信心，投机商乘机炒作“黄白绿”——黄金、银元和美钞。银元，俗称“袁大头”或“孙大头”，指民国期间铸造的两种银元，因分别印有袁世凯和孙中山的头像而得名。在5月底和6月初的10天里，银元价格暴涨了将近两倍，上海的批发物价指数随之上涨两倍多，大米和棉纱的价格涨了一倍多，南京路上的四大百货公司开始用银元标价，其他商店闻风而动，相继仿效，拒用人民币。

解放军进了上海城，可是人民币却进不了南京路。一开始，军事管制委员会采取了抛售银元的办法，可是，10万银元抛出去，马上被投机商吃进，如泥牛入海。坐镇北京的陈云意识到，在金融上所遇到的敌人，已不是软弱的金圆券，而是强硬的银元。他判断，如果用正常的抛售办法对抗，势必牵动全国的货币市场，造成全国游资围攻上海，形成决战态势，我方没有那么多的银元可以攻防，即便足量抛售，局面也是大乱。所以，他与陈毅商量，决定采取断然的军事手段。

6月8日，军事管制委员会通过报纸、电台进行阵前喊话，敦促投机商停止对银元的炒卖，要求商家接受人民币。10日上午，上海市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宋时轮亲自出动，带领全副武装的军警分五路包围了设在汉口路422号的上海证券大楼——远东最大的证券交易所。

在人民政府强有力的打击下，第二天银元便从2000元猛跌至1200元，大米价格也跌了一成。第三天，米价再跌一成，食用油价格跌一成半。“银元之战”成了人民政府与上海旧经济势力交锋中的第一次胜利，初步稳定了人民币的地位，为控制市场、打赢粮食战争创造了必要前提。 

二、打赢粮食战争，稳定物价

能否解决当时的上海经济问题和稳定全国物价，就要看共产党掌握“两白一黑”的情况。这三种物资中，关键的是大米和棉纱。一个是吃，一个是穿，是市场的主要物资。人心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在农村主要靠纱布。资本家手中的主要物资除黄金白银外，也就是大米和纱布。

陈云亲自指挥了这场平抑米价的战争。1949年11月13日，陈云为中央财经委员会起草了《制止物价猛涨》的指示，提出12条措施。同时，陈云还指示全国各主要城市做好粮食准备，于11月底至12月初一齐抛售。

1949年秋季，华北粮区遭天灾，庄稼歉收，原本就紧绷的粮食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在筹划纱布大战的时候，陈云就非常担心北方的投机商集中攻击粮价，如果布粮同涨，南北一起开战，将两面受敌，局面难以收拾。他想出一计，在10月20日急电东北，要求每天发一个列车的粮食到北京，在天坛建仓存粮，而且每天必须增加席囤。这一计谋果然非常有效，北方的粮贩子们看到政府手中有粮，而且日渐增多，便不敢轻举妄动。

当时上海的存粮只有8000万斤，仅够市民吃20多天，防守力量非常脆弱，各大城市也都面临粮荒。粮食交易市场历来在春节休市，正月初五开盘后会有一波行情，俗称“红盘看涨”。上海的粮商们都把眼睛盯在那个开盘日，在整个12月，他们大量屯进粮食，把全部资金都压了上去，资本家们准备与共产党进行最后一场豪赌。

12月12日，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全国城市供应会议，对全国范围内统一调度粮食进行具体部署。在11月，陈云已经要求东北每天往京津地区车运粮食1000万斤，此次更是命令从四川征集4亿斤粮食支援上海，同时要求华中、东北在短期内运粮济沪以应急用。很快，他在上海周围完成了三道防线的部署，第一道是杭嘉湖、苏锡常一线现有的存粮，第二道是从江苏、浙江和安徽急速运粮，第三道是由东北、华中、四川组织抢运。据陈云计算，这三道防线合在一起，政府掌握的周转粮食大约有十几亿斤，足够上海周转一年半，京津、武汉等大城市的粮食也得到了大量的补充。

正月初五一到，上海等粮食交易市场上“红盘”开出，出乎所有投机商的预料，粮价不涨反跌，而且连续数日下跌。上海广泛开设国营粮店，持续抛售两亿多斤大米，投机商不得不跟进抛出，损失前所未见。

经过这场粮食战争，资本家再也不敢与共产党叫板了。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物价降到了正常水平，国内经济、社会局势趋于稳定，新生的人民政权也得到了巩固。粮食这一最基本也最重要的物资，关涉到国家政权的稳定与否，不可不重视。

（本文节选自蒋高明著《食物革命：食物真相与安全》，东方出版社，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