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高明

一、什么是食物主权？

1996年4月，由来自37个国家的农民及相关人士组成的“国际农民运动”组织，在墨西哥召开会议，并发表宣言：我们致力于创造一个尊重我们的自己和地球、食物主权和自由贸易为基础的乡村经济。

这是食物主权（food sovereignty）这一概念的首次提出，之后该国际组织多次召开会议并发表宣言，对食物主权这个概念进行丰富和完善。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是主权国家的农民自主生产食物的权利；二是反对新自由主义和WTO强制实施的国际粮食贸易对农民生活、文化和自然环境带来的破坏。

2002年，世界银行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发起国际农业知识与科技促进发展评估项目，简称IAASTD。后来该项目完成了一个报告，将食物主权定义为：人民和主权国家民主地决定其农业及食物政策的权利。

当然，对于食物主权这个概念，每个人的理解并不相同。比如作为消费者，拥有不拥有食物主权？实际上，食物主权也属于基本的人权范畴。消费者肯定拥有选择健康、安全和营养的食物的权利。因此，每个人对食物都应该拥有自己的主权。

但是，很遗憾，从历史上看，食物主权并没有掌握在普通民众和广大消费者手里，其生产权、贸易权、消费权等权利一直掌握在利益集团手里。

今天，各种关于食物的信息已经误导了我们的大脑。对于食物，我们根本没有知情权，更没有选择权，我们把食物主权拱手让给了资本和商家。

今天我们食用的每一餐都充满了农药残留、激素、抗生素，甚至重金属、转基因成分。消费者根本不知道食物是怎么生产的，是怎么加工出来的，用了哪些技术……我们大概只知道食物的口感大不如前了。

很多化学名词不是在教科书中学到的，是我们“吃”出来的。食物中的有害化学物质通过媒体不断曝光，我们才了解围绕食物链，人类向食物中投放了哪些化学物质。今天的人们不得不思考食物与疾病的关系。

粮食是生活必需品，也是国家战略物资。无粮不稳，有粮不慌。无论制度如何变换，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吃饭都是人类的头等大事。然而，在摆脱了物资匮乏，吃饱了肚子、吃足了油水之后，人们却发现能够放心吃的食物越来越少了。消费者对食物安全性的主导地位在历史前进中反而倒退了，食物主权沦丧了。

是谁剥夺了人们的食物主权？是那些贪婪的资本和商家，是被资本收买的专家学者们，他们一直在误导人们消费，让无数消费者成为他们利润链上的一环。

二、食物主权危机

食物主权是内涵很丰富的概念，现在这一概念在中国逐步为人所知。今天，人们的食物主权面临着很多危机。

第一，盲目追求GDP增量导致粮食主产区萎缩。

中国耕地资源仅占全球9%，淡水资源仅占世界6%，却要养活占世界20%的人口。中国曾在粮食安全方面有过世人瞩目的成就。改革开放初期，全国有30个省市区中有21个是粮食调出省（包括江苏、广东、浙江）。但根据《瞭望》杂志的报道，近年来全国粮食产区出现萎缩、粮食调出省持续减少，2003年全国有13个粮食调出省，2008年减少到8个，目前仅剩黑龙江、河南、内蒙古、吉林、安徽5个省区。[1]为了追求GDP的增量，地方政府采取了以土地换取资本的粗放发展方式，导致了粮食主产区萎缩，严重威胁了国家粮食安全。尽管中央有18亿亩耕地的政策红线，以及2005年的《土地管理法》对耕地有“占多少，补多少”的恒量原则，遗憾的是，近年来城镇化发展占据的是大量的良田，补回的多是贫瘠的山地、荒地和滩涂。这种占补根本就不是对等的。

第二，资本的介入导致农业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主体性丧失。

以资本为主导的农业产业化，正在生成新的半无产化和无产化的农业雇佣劳动力。农业资本化和工业化经营，不仅导致外向型粮食进口趋势，并且直接减少了中国的主粮种植面积，农户生计受到国际价格波动的严重影响。由于整个产业链条被资本牢牢控制，因此他们对生产过程、储存、销售等所有环节基本没有话语权。农业，正在成为资本谋利的工具。

中国曾有一套完整的农业技术和知识推广体系，品种改良和推广也有一个推广和采纳的互动过程，基层组织会通过自己的试验、观察、总结等创造性地消化吸收新的品种和技术，从而推动农业、农村良性发展。遗憾的是，这一切都已成为历史。

农民失去了几乎所有技术上的主体性，现在只能是被动地购买、使用农资。在农资价格上，农民鲜有议价权。国家在推动家庭农场、大户、合作社、小农户等多种经营主体进入社会，然而这依然不可能解决上述问题，因为生产者的主权并未得到根本的保障。

随着资本日益深刻地卷入农业生产和流通环节，多种经营主体之间也产生相互的矛盾，不同经营主体的关系在不断演变，甚至造成环境灾难，如种植业与养殖业的分离：一方面，被畜禽带走的养分无法返回土壤，使得人们不得不依赖大量化肥；另一方面，含有重金属、抗生素与激素等成分的畜禽粪便进入耕地，又加速了耕地退化。

第三，绝大多数农业利润在流通领域而非生产领域，在资本家手中而非农民手中。

资本不仅攫取了农业流通领域的几乎全部利润，而且还通过压低收购价，挤压、侵蚀农民在生产领域的利益。以玉米为例，它虽然有国家保护价，然而收购商给农民的价格往往远低于国家的保护价；在经济作物方面，生鲜蔬菜经过长距离多环节贩卖，销售环节的利润常常是生产者收入的几倍；在养殖业的产业链中，以超市为代表的商业资本不仅把养殖的全部风险转嫁给基层养殖户，而且获取了利润的绝大部分 。

第四，消费者没有话语权变成“被喂养者”，同时食物浪费惊人。在全社会不断刺激消费的情况下，有人会问：“消费者是主权个问题吗？”回答是肯定的。获取健康、足够的食物是基本的人权，也是消费者主权的前提。在美国，98%的人口住在城市，不到2%的人当农场主，雇人开机器种地，99%的人通过超市买卖食品，一切环节都标准化，很令发展中国家的人羡慕。然而，美国的农业模式不仅大大降低了食物多样性，而且消费者在其中也没有主权可言。至今转基因食品在美国不用标识，许多美国民众还在为基本的食品知情权而斗争。 在全球范围内，饥饿与浪费并存。 在资源已经相当富有的美国，依然有20%的美国人有时吃不起饭。自1974年来，美国人均浪费增长了50%，每人每天达1400卡，每年因食物浪费造成1/4的人类利用淡水资源和3亿桶原油浪费。

在中国，消费主义导致国内浪费型需求增加。目前我国的粮食进口量（包括谷物、豆类和薯类）达1.6亿吨，相当于约2.5亿人的口粮。据粗略估计，每年我国约有三分之一左右的食物没有通过人类的胃直接变成了生活垃圾。中国每年浪费的食品价值超过2000亿元。从浪费食物总量来看，进口的粮食在餐桌上直接变成垃圾。食物越来越多，但人们对食物的安全却越来越不放心。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量消费肉、蛋、奶、油的饮食习惯似乎已经走向了健康、合理的营养结构的反面。消费主义不仅无益于人类健康，而且给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进口造成极大的和不必要的压力。

浪费是在市场化的发展主义体制下，因消费促增长产生的问题。在中国这样人地、人水资源长期紧张、保障粮食安全任重道远的国家，食物浪费显得尤其荒诞，因此迫切需要我们对市场化的发展主义本身进行深刻反思。在世界范围内，约10亿人还在遭受饥饿。联合国粮农组织就此指出：饥饿不是因为自然灾害或其他原因造成的粮食歉收。研究发现，大规模的饥饿，其主要原因在于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体制，其中农业公司和零售巨头垄断食物体系，导致农牧渔业的小生产者的生计难以为继。

第五，生态安全威胁严重，获取安全食物越来越难。

物种安全、生物多样性、生态可持续性等方面的问题日益令人担忧。从1980年到现在，我国化肥用量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农业产量增加速度。中国农民在单位面积上的化肥用量已是世界最高，为世界平均用量的2.5—3倍。2010年《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显示，农业（包括种植业、养殖业、水产业）已成为中国的第一大污染源。 这种污染不仅威胁着生态环境，同时也构成了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深重危机。以破坏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为代价的掠夺式生产，导致人们越来越难获取安全健康的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