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难忘的一次学术会议——记中国科协首届青年学术年会  

   博主按：沈爱民老师曾担任中国科协学术部部长7年多。最近，他在中国科协的《科协亲历》第三期发表文章，详细回顾了1992年中国科协首届青年学术年会的组织过程。经他本人同意，我将此文贴在这里。

最难忘的一次学术会议——记中国科协首届青年学术年会

 沈爱民

 最近退休，在办公室收拾东西。平时看电影，经常看到有人离开工作单位的时候，用一个纸箱就把自己所有东西装走了。这让我很羡慕，因为我肯定做不到。在科协工作近30年了，又有点恋旧癖，不轻易丢资料，所以积压了很多东西。

绝大部分不准备带走，因为家里放不下。收拾的时候，其他会议资料都留下了，可看到一些与中国科协首届青年学术年会有关的资料时，亲切感油然而生，权衡再三，尽可能留了一些。说来也巧，《亲历科协岁月》编辑部崔建平主任来约稿，点名让我写写首届青年学术年会的情况。嗯，应了那句话，所见略同。或者说，命里注定。

我在科协近30年工作时间里，先后在学会学术部工作大约17年，包括担任学会学术部长7年多。进科协领导班子后，分管学会学术工作4年左右。科协系统（包括全国学会的二级机构和地方科协及学会）每年的学术会议开得不少，有几万个。因此，这么多年了，我组织和参加的学术会议不计其数。我平时有个习惯，收藏参加过的学术会议代表证，这些证件已经装了整整一大兜子。我经常开玩笑说，光代表证的绳子，解下来可以织一个鱼网了。

在诸多的学术会议中，如果要问我印象最深的是哪一个，我会毫不迟疑地说，是中国科协首届青年学术年会，而且没有之一。建平找我写这个会，可能是因为我作为年会执行委员会秘书长，是年会的主要负责人。实际上对我而言，这也是内心的一个愿望。《九州生气恃风雷  不拘一格选人才》，这是当时青年学术年会总结用的标题。多少年过去了，那些风雷激荡的210多天，那些充满阳光和笑容的年轻面孔，那些闪耀着理想光芒的眼神，至今历历在目。

这个会是1992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距今已经有20多年了。其实，在我负责组织过的会议中，不是规模最大的，也不是规格最高的。我之所以对此“情有独钟”，基于以下情况。

一、关于年会的社会效应

我的多年组织学术交流活动的经验是，虽然都是学术会议，但是对会议组织者来说，不能以不变应万变。不同的学术会议，需要根据目的、功能、类型的不同，使用不同的组织方法。

中国科协首届青年学术年会的目的和功能比较特殊，我们后来对此归纳为一句话，叫做“社会意义大于学术意义”。这话听起来与通常学术会议的基本定位有些不相符，原因是这样的。

上个世纪90年代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时期。当时，已进入跨世纪之交，并且是进入了公元第二个千年和第三个千年的跨世纪之交。这一时期的特殊性不仅仅在于这种历史时间上的戏剧性色彩，更在于内在性的变化。

90年代是极富挑战性又充满机遇的特定历史时期。世界局势发生巨大变化，国际政治、经济格局重组，世界性的竞争已集中表现为综合国力的竞争。科学技术日益成为现代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成为国力竞争的主要内容。科技人才特别是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科技竞争的焦点和基点。在这届年会征集的3600多条主题词中，“跨世纪”、“科技”、“青年”是使用率最高的词组，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年会召开的背景特点。

从国内来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已深入人心，中央提出的“把经济建设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的重大决策正在得到逐步贯彻，青年科技人才的培养已经提到重要的战略高度。许多报刊在报道年会消息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一句宣传口号作为标题：科技+青年=希望。这一公式的广泛引用反映了一种社会认同。

虽然我国对科技进步和科技人才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但是，也存在诸多突出问题，尤其是由于十年“文革”的滞后效应，“科技人才断层”现象日益显现，科研一线普遍缺乏三四十岁的科技骨干，已成为制约我国科技发展的瓶颈型问题。作为学术带头人和领军人物的老一辈科学家年事已高，挑大梁的年富力强的科学家比较匮乏。当时某高校有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实际从事研究的只有两个专业人员，老专家焦虑地说，“连抗日战争时期都没有中断的实验，现在快难以为继了。”青年科学人员未受到应有重视，在承担科研课题、发表论文、职称评定各个环节，“论资排辈”现象十分普遍，很多青年科技人员三十不能立，四十很迷惑。当时有一幅流传甚广的漫画，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专家坐在台上，听取他也是一头白发的弟子申请副教授的答辩，口中说：你还是年轻啊。

正是鉴于这种现状，1991年6月，中国科协常委会讨论决定，为青年科技工作者搭建专门平台，举办大型青年学术会议，为青年科技工作者成长创造条件。搭建这个平台的目的，可以归结为《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报道所言：对攀登者扶一把！可以说，启动这个项目，是中国科协决策层审时度势做出的具有前瞻性、全局性、战略性的重要决策。

1991年9月18日，中国科协首届青年学术年会执行委员会成立，年会筹备工作开始运转。1991年9月28日，年会指导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筹备工作全面展开。210天后，年会于1992年4月25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3200名充满朝气的青年科学家伴随着春天的气息参加了开幕式。4月28日年会圆满闭幕。年会达到了预期目的，实际上，效果和影响超出了预料。

由于这次年会的主要任务是唤起全社会对青年科技工作者的重视，推动发现和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为他们脱颖而出提供有利的社会环境，因此，年会执委会讨论认为，这次会议的重点，应该是努力扩大社会影响，提高年会知名度，在推动全社会形成关心、重视青年科技人才成长的良好环境、风尚和机制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社会意义大于学术意义”的基本定位就是依据上述背景确定的，这一定位决定了这次年会在工作重点、组织模式等方面，要与其他学术会议有所不同。通过一系列努力，年会基本达到了这一目标，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1.科技界尤其是青年科技工作者的热烈欢迎和积极参与。

当时，我国广大青年科技工作者亟需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舞台，“给我机会，我能行！”反映了当时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心声。年会的召开无疑顺应了这一趋势，因而得到广泛反响。青年科技人员对此十分珍视，许多代表发自内心地说“我们真是十分感谢中国科协提供的这次机会。”

年会正式代表为35岁以下的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少数特别优秀的可放宽到40岁），到会正式代表为646人（其中包括留学生代表39人）；特邀代表约85人（其中包括港台青年学者、省级科协和计划单列市科协代表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代表）；此外，还有部分列席代表。年会代表总人数约750人。他们当中既有我国青年科技工作者中卓有建树、获得各种称号和奖励的杰出代表人物，又有在科研和生产第一线努力工作、默默无闻的青年科技人员；既有来自国际著名大学、受著名导师指导的优秀青年学者，也有来自国内边远偏僻地区或仅有小学学历、自学成才的可敬青年。在正式代表中，获得博士以上学位的有221人，占34%，硕士学位的有207人，占32%，获得硕士以上学位的占代表总数66%，获得高级职称的有65人，占10%，中级职称的有216人，占33%，获得中级以上技术职称的占代表总数43%；女性代表有65人，占10%；此外还有西藏、新疆、内蒙等少数民族代表。

年会征集论文期间，应征论文络绎不绝，有从边远山区千里跋涉进京送稿的农村青年，也有专程乘机赴京送论文的留学生，应征论文数量创国内学术会议历史纪录。年会召开期间，全国各地都有人要求列席、旁听会议，有的不但食宿自理，还愿意为年会捐钱。远在四川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组织10名青年科技人员赶赴京城，自费旁听会议。一些青年学生来到年会各驻地，真诚要求为年会义务服务，分文不要。许多与会青年代表激动之情流溢于表，以至哽咽难言。年会执委会在会后征求代表意见时，不少代表要求有关部门把4月25日（年会开幕日）定为中国青年科技节，这个建议虽然冒失，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与会代表的真实感受。

社会各界通过年会对当代青年科技人员也有了更深的认识，许多老一辈科学家从会上看到从事的专业后继有人，感到十分欣慰。对“人才继层”的看法也有了改变，认为当代青年科技工作者人才济济，整体水平已具相当高度，并且具有现代科技素质和意识，只要政策配套，社会环境好，完全能够跨越“断层”，赶上国际科技发展的先进水平。

年会扩大社会影响的另一重点是海外。执委会外事组除在会前做了大量工作外，充分利用年会召开期间的有限时间，分别为留学生组织了两次座谈会，为港、台学者组织了一次座谈会，还组织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招待会。这些活动气氛十分热烈，有的座谈到晚上12时仍言犹未尽。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荷兰、俄罗斯、意大利、奥地利、瑞典、日本等国家回国的39名留学生十分激动，他们当中有些是回国探路性质的，通过这届年会，对我国有关政策心里有了底，消除了顾虑，深感国内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科技发展很快，纷纷表示要早日学成回来报效祖国。有些则表示要回去传达年会盛况和国内情况，在留学生中广泛宣传。留学生吃住均在分会场，与国内青年代表在一起，便于沟通和交流。

留学生对这届年会均感振奋和满意，说他们是“墙外开花墙里香”。执委会还为有些留学生联系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中组部、统战部、国家教委的领导同志高兴地说，过去对青年工作和留学生的工作缺少很有效的方法，年会为此提供了工作思路。深圳特区专为年会发来传真，欢迎与会留学生前去工作。举办年会的信息在海外留学生中不胫而走，产生良好反响。入选留学生以此为荣，未入选者十分羡慕。有媒体称：“祖国母亲一声召唤，这些海外学子作为中国科协首届青年学术年会的代表，跨洋越海，从世界各地汇集北京，向祖国汇报他们取得的成绩。”《人民日报·海外版》专为这种形式发表了题为《这样的学术交流多多益善》的评论，认为“是一个创举”。一些报刊认为年会把中华学子的“千万颗爱国心凝聚在一起。”

从总体情况看，年会已远远超出一般学术会议的意义，成为中华民族莘莘学子的盛大聚会和检阅，同时也成为一次爱国主义和科技强国精神的宣扬和教育。

2.党和政府空前重视和大力支持。

……

3.社会各界给予广泛关注并提供帮助。

许多与年会既无关系也不可能参加会议的普通工人、农民、军人、干部、作家、艺术家、海外侨胞大量热情洋溢的来函来电，还寄来众多的诗歌、对联和书画，表达他们的心愿，真挚祝愿大会成功，衷心感谢年会的组织者和设计者，字里行间反映的爱国、报国精神感人至深。“我从报纸上看到在北京召开首届青年学术年会的消息，万分高兴！我是旅日的一名中国画家，虽然不懂科技，但在海外多年，从心底希望中国能成为科技发达的伟大国家，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光荣与骄傲。”“我是铁岭的一名工人，不学无术，也没有一技之长，但我感谢你们为中国办了一件好事。”“我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女大学生，对我们的祖国有强烈的热爱之情，但也同时感到国家的贫穷、落后，为此而痛心疾首。我们不能再落后下去了，我们要向全世界证明，中国人并不比别人差。”一些来信指出：“贵协会能举办为社会未来着想的盛大年会，实为民族之大幸；我真想能以自己的微薄之力为大会‘鼓’与‘呼’！”许多人称“这是一桩利在当今，功在未来的盛举。”年会召开期间，各驻地以及中国科协电话和来访不断，社会各界纷纷了解年会情况，表示浓厚的兴趣和关注。一些国外驻京机构也打来电话，称赞中国科协“开了一个有意义的会。”

年会执委会面向社会征集大会主题词，共收到各界人士寄来的主题词达3613条，有的人一口气写了50多条主题词，有的人想起一条寄一条，先后寄了四次。执委会再三甄选，最后确定年会主题词为：“科技增强国力，青年开创未来。”这一主题词产生广泛影响，流传了很久，被很多类似会议、活动、讲话和文章选用。

年会分别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医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设置理、工、农、医、交叉学科分会场。北京大学勺园推掉了几个会议来接待年会代表。清华大学时逢校庆，校方把最好的留学生公寓让给年会代表，参加校庆的专家和领导同志住进学生宿舍。农科分会场和医科分会场召开座谈会，农业部、卫生部和农大、医大的领导以及老专家均来参加。师范大学把最好的英东楼提供交叉分部使用，并补贴了部分会议经费。

一些基层单位也专为入选代表举办欢送会送行。江西于都县卢泓入选，全厂乃至全县都感到自豪，赴会费由县里负担。珠海市人大副主任李阐道闻讯专程乘机赴京，从机场直奔会场，在与会代表中招兵买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纷纷派出代表到会上扎营，广觅人才。

会后，很多与会代表得到不同程度的褒奖，有的被破格提拔，有的晋升职称，有的分配了住房，有的得到奖金。对参与一次学术会议的代表给予这样的待遇，现在看来有些难以想象。

1993年，在全国高考模拟试题中，把年会的基本情况列为重大时事考题，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年会的影响力。

4.媒体表现出浓厚兴趣并给予积极配合。

年会宣传工作动手早，起点高。在年会召开前4个多月，就开始第一轮宣传活动，邀请了在京各主要新闻单位的领导、部门负责人和有关记者，介绍年会情况，提出报道建议，事后证明这一作法效果良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争取了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宣传部的支持。此外，年会还尝试了一种新的宣传模式，邀请有关新闻单位固定1—2名记者，从筹备期间就开始介入，参与各种工作会议，跟踪采访，熟悉情况，密切联系，这种作法也取得积极效果。

由于采取多种措施，新闻单位积极参与，形成了良好社会舆论，使年会和青年科技工作者成为报道的热点。与会记者达110多名，有些新闻单位派出采访全国人大、政协会议的记者阵容。中央电视台对年会破格对待，极为罕见地接连5次在《新闻联播》中播放年会情况。许多报刊和电台用显要版面甚至整版篇幅和黄金播出时间报道年会进展情况，其重要程度连采访记者本人也感到兴奋。10多家海外新闻媒介也竞相报道了会议消息。

各大报纸均采用了醒目标题：“全国青年科技群英聚会首都”；“青春热血荐轩辕”；“跨越断层，我们来了”；“拥抱科学，开创未来”；“时代呼唤科学，科学呼唤青年”；“年华似火红，报国正逢时”；“我们正年轻”；“相聚在1992”。美国《侨报》用大号黑体称年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青年科学家的学术盛会。”这些充满热度的大字标题，有效地吸引了广大读者眼球。

《光明日报》和《科技日报》分别发表题为《关键在科技，希望在青年》和《青年，科技未来的希望》评论员文章。一些媒体热情洋溢地评论道：“3000多青年学者聚着一堂，发出为21世纪大门筑起万里科技长城，用热血和智慧撞开21世纪大门的誓言”。各大报刊盛赞年会：“是科技界的又一大盛事”；称年会“大大提高了社会各界对青年科技人才和青年科技工作者的重视程度”；认为“这次会议必将进一步激发我国青年科技工作者为振兴中华而建功立业的热情”，“许多人投书大会，称中国科协为中华民族做了一件大事、要事、好事。”

除与新闻单位密切配合外，年会采用了多种宣传方式，有些是学术会议中首次采用。比如：

在通常的学术渠道外，执委会还利用大众媒体广泛征集论文，也是为了扩大社会影响。宣传工作的另一尝试，是在首都闹市区和科技密集区分别树立了大型街头广告牌，也产生明显宣传效果。联想集团为此撤除自己租用的街头广告牌，专门提供给年会使用。此外，执委会宣传组统一印发了充满朝气和语言生动的宣传口号，这些口号也被闻媒介大量引用。面向社会普遍征集大会主题词，也产生很好辐射效应。

各分会场也十分注重宣传工作，5所校园的广播和闭路电视都广泛宣传年会情况，分会场的横幅、街幅、标语、彩旗布置的如同盛大节日，以至吸引了许多过路青年在分会场摄影留念。

因为年会定位的重点是努力扩大社会影响，产生积极社会效应，推动全社会形成重视青年科技人才成长的良好环境，所以会后执委会专门在与会代表中征求了关于本届年会社会意义和社会影响的评价意见，其中认为“好”的占75%，“一般”的占25%，没有认为“差”的。许多代表写下热情洋溢的评价，如“在21世纪中国科技界鲜花簇簇、硕果累累时，历史会记住中国科协这次巨大的助推力。”

从社会效果看，年会已超出学术会议的范畴和作用，甚至有相当多的单位和青年把这次学术会议视同为全国青年科技代表大会。总之，年会起到了激励和鼓舞中华学子爱国精神、科技强国精神的良好作用。一方面，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另一方面，也是科协系统共同努力、全社会给予支持的结果。

二、关于年会的学术质量

年会虽然关注社会影响，但毕竟是一个学术会议，以综合性、多学科为主要学术特征，覆盖了主要自然科学学科。因此，年会始终将学术交流放在重要位置，坚持学术交流的高水平、高质量，注重抓了四个环节：

1.慎重确定主题。

广泛征求了科技人员、科研单位、科研主管部门，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保证了主题与国际学科发展水平和国内经济建设发展相适应。

2.广泛征集论文。

实行广泛征集和重点征集相结合的方式。由于是首次青年年会，尚不具备系列知名学术会议的品牌效应，原预计应征论文数量可能为1000-2000篇。为此，试行了利用大众媒体广泛征集论文的方式。征集开始后仅仅两个月，已收到论文约900篇。于是对预测进行了修订，认为有可能征集到4000篇左右。结果最后应征论文总数达到创纪录的8700多篇，远远超出国内学术会议一般水平。征集时间不到3个月，也远远少于一般学术会议的征集时间。8700多篇论文中约有60%是报纸征文的结果。

除了通过公众媒体广泛征求论文外，还选择重点学科重点人物，实施了有针对性的重点征集。有关专家评审意见认为，年会征集的论文有很强的覆盖性和代表性，能够代表我国青年科技工作者的整体水平，并紧紧跟踪国际科技前沿。相当多的论文作者学术敏感性强，研究起点高，研究手段新，知识结构完善，提出了一些富于创见的理论和方法，有些为该学科的国际首创。比如，理科分部认为该分部的论文中，有10%的学术观点是很有价值的创新观点。很多优秀论文因名额限制未能入选，使评委有遗珠之憾。

3.严格论文评选。

以论文水平作为唯一录取标准，每篇入选论文均经学会初审和学科分部专家组复审两轮评选。共筛选出594篇论文正式入选年会，并编入年会论文集（共6册）。由于论文基数大，论文入选率平均为14：1，最高的分会场达28：1，而当时国内学术会议入选率大多为2∶1—3∶1，入选之严为国内学术会议所罕见。医学分部征集论文2700多篇，入选90多篇，导致该分部负责人说，这比考大学难多了。

由于入选十分不易，从而保证了论文整体水平。青年科技工作者以入选为荣，认为能参与这样的学术会议才是真功夫。如当时北京电视台有个很受欢迎的相亲节目《今晚我们相识》，有个男嘉宾在节目上介绍自己长处时，将论文入选年会作为自己的重要优势条件。

论文入选者中获得博士以上学位的有221人，硕士学位的有207人，这两项占代表总数的66%；获得高级职称的有65人，中级职称的有216人，这两项占代表总数的43%。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因此普遍反映与会代表的具有较高学术层次。

4.鼓励学术争鸣。

本届年会在学术交流方面有两个特点：

一是学科多，综合性和交叉性强，专业讨论相对困难。针对这个问题，各分会场组织了有共性的“主题讨论”、“专题讨论”、“热门话题讨论”等，效果较好。有些主题讨论和热门讨论的气氛十分热烈，严格限制发言时间仍讨论到深夜11、12时。

二是青年人思路活跃、富于创见。针对这一特点，注重加强互动交流，鼓励不同学术观点交锋碰撞。规定论文宣读每人10分钟，然后答疑5分钟，使会场学术空气十分活跃，学术民主原则得到充分体现。主持人曾担心会有冷场现象，后来则发愁时间太紧张，会场上甚至出现抢话筒等火爆现象。所有分会场的学术交流场所均坐满了听众，很多人站着听，站着讲，没有迟到早退现象，甚至上厕所都小跑步。有些老专家感慨的说，这样热烈的学术交流场面已经多年不见了。一些留学生认为年会的学术交流达到了国际顶级学术会议的水准。

通过学术交流，年会推出了一批新人，在大会上作学术报告的傅惠民、彭练矛、王宏广和王毅，以及年会期间有关报刊专题报道的谢和平、潘钢和朱亚峰，都开始具有了初步的社会知名度，谢和平荣获中国青年科学奖，许多代表受到了所在单位的进一步重视。

执委会向代表征求了关于年会学术水平的评价意见，其中85%认为“好”，15%认为“一般”，没有认为“差”的。有些留学生反映，有些研究题目在发达国家也少见，无论是选题还是研究深度都是第一流的。社会有关部门也对年会论文质量给予肯定。北京图书馆要求收藏全部论文原稿，除部分应征论文转交“卫星会议”外，大部分应征论文均交北图收藏。

三、关于年会的组织形式

1.科协系统给予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中国科协全委会、常委会和书记处都认真研究过有关年会工作，并将年会列为1992年中国科协三件大事之一。朱光亚主席多次亲自听取情况汇报，为年会写主题词，出差返京连夜审阅年会文件。高振宁、高潮副主席对年会筹备工作提出许多重要指导意见。

年会专门成立了指导委员会和专家顾问组，对各个环节给予精心把关和指导引路。如年会执行委员会原计划年会规模在150人左右，指导委员会认为应大幅扩大。实践证明，规模的扩大使年会成为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青年学术盛会，增强了年会的吸引力。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协副主席庄逢甘先生百忙之中坚持莅临年会各主要活动，提出许多重要指导意见。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协书记处刘恕书记对年会倾注了很多心血，从提出创办年会的设想到年会整体方案的确定，从邀请中央领导同志到年会文秘材料的编制，都给予了十分中肯的指导。指导委员会秘书长、学会部林振申部长提出许多有价值的指导意见。指导委员会的专家们在百务缠身的情况下都尽最大努力参与指导工作，如高龄的学部委员鲍文奎教授坚持年会主要筹备活动必到，年会召开期间天天不离会场。

全国性学会和地方科协给予了很大支持和积极配合。尽管没有专门开会布置，中国科协所属159个全国性学会（协会、研究会）和30个省级科协都不同程度地积极参与了年会筹备工作，或推荐论文，或组织评审，或转发文件，或提出建议。参与初审的500多位专家义务审稿不要评审费。44个全国性学会和地方科协先后召开了年会“卫星会议”，使华夏大地上处处有青春和智慧涌动。

中国科协机关职能部门都为年会的举办作出了努力。综合计划局、办公厅、国际部、宣传部、组织人事部、调研中心都作出重要贡献，学会部更是全体动员，直接参与年会工作。因此，年会的成功不但是社会各界关心支持的结果，也是中国科协领导和整个中国科协系统工同努力的结果。

2.“青年人的会青年人办”。

上面这句话，是这届年会在组织形式方面的突出特点，也是我作为主要组织者，在多年以后，仍然对年会记忆犹新的重要原因。

这句话不是我们自己提出的，而是中国科协领导层的决定。为了体现青年人富于朝气、思想活跃的特点，中国科协领导研究决定后，提出“青年人的会青年人来办”的方针，放手给青年人压担子。

领导对我说，包括中国科协和学会部领导在内的领导层，对这次大会只负责宏观指导和重大问题的把关，具体实施和操作，由我组织由年青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全权负责。还说，可以打破职能部门限制，我可以在整个机关、事业单位和青年科学家中任意选人。

我当时也不算年轻了，已经38岁，职务仅仅是学会部学术联络处的副处长（差不多吧，记不清了，我很早就记忆力不好，主持全国会议时，介绍顶头上司忘了名字；上班时把公文包扔进垃圾箱，提着垃圾袋上了车）。至今，我感谢当时的科协领导能做出这样的决定，显示了胸怀、眼光和信任。

我开展的第一项筹备工作，就是点兵选将，成立执行委员会。而且，从一开始就没有按照惯例出牌，对执委会人员的选择，采取了有些另类的方式---考试。

我抽选了机关一些年轻干部，并且让全国学会推荐一批学会专职人员和青年科学家，共计60多人，集中在一间教室里，通知中并没有说是干什么，弄得大家都有些茫然。我要求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经验，起草年会实施方案，也可以是大会的专项方案，比如学术、会务、宣传、安保、外事等等，2个小时交卷。如果对筹备年会没有兴趣，可以退出。

根据这些考卷，从中选择了34人组建了执行委员会。经请示领导，邀请冯长根教授担任了执行委员会主席，那时冯教授还没来中国科协书记处工作。由我担任执委会秘书长，朱雪芬同志担任副秘书长。34名执委分别来自科协机关、学会、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有78%获得中级以上职称，4人有高级职称，6人有博士学位，5人获得国际、国内学术荣誉称号，平均年龄33岁。嗯，应该说，我拉大了执委会年龄，否则，平均年龄会更年轻。呵呵。

在年会筹备期间，还邀请了白春礼、陈章良等著名青年科学家参与有关工作，并在后来几届的青年学术年会执委会担任领头人。

执委会最后提交了具有创新性、可操作性和比较周密的年会实施方案。这个方案，是在参加考试的60多份卷子中，取其精华，凝聚而成。方案强调本届年会的特点应该是：“朝气、创新、高效、俭朴”，并以此形成具有借鉴意义的良好学术会风。

后来，有位记者将“不设主席台”、“卫星会议”、“人民大会堂作学术报告”、“会场对社会开放”、“登报征文”、“街头学术广告牌”、“高新技术开发区参与学术会议”等作法以及“论文征集数量”、“学科覆盖面”、“论文入选率”、“筹备工作效率”和“执委会平均年龄”等共12项内容，诙诣地合称为“一打首创”。其中有些做法，后来已经成为国内学术会议的惯例，但在当时，还算是颇具新意。

比如，关于不设主席台。为树立良好学术会风，推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尚进一步形成，密切党和政府与科技工作者的联系，年会开幕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但是不设主席台，仅为青年科学家的学术报告设立讲台，出席开幕式的领导同志均在台下与青年代表坐在一起。最早提出时，中央有关部门和人民大会堂都表示不太可能，不合规矩，后来经过反复争取才得以确认。5个分会场也均不设主席台。这一作法得到社会各界和新闻媒介的普遍关注和好评。《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短评，称“吹进一股清新会风”；，有的报道的标题就是“打破了中国开会的套路”。《科技日报》的一篇题为《清正务实话开会》的文章写道：“几千人大会没有主席台，仅设一讲台，一些德高望重、两鬓斑白的前辈和领导，均坐台下凝神洗耳恭听。”这一做法，后来成为中国科协重大学术会议的传统，比如，中国科协年会也均不设主席台。有趣的是，2008年，在我国举办奥运会时，在开幕式主席台的布置上，国际奥委会的传统方式与我国习惯做法有所不同。当时奥运组委会的有关人员，还专门来中国科协，找我了解青年年会不设主席台的详细情况，以资借鉴。

为吸引更多的人关心、参与年会，年会试行了学术会场对社会开放的作法，青年科技人员、学生、平民百姓和各界人士，只要对交流内容感兴趣，无需证件，均可自由进入年会各个学术交流场所。

除学术交流外，各分会场组织了丰富多彩的图书展示、成果展览、“科海春潮”、专家报告、专题讲座、科技咨询、各种座谈、高新技术参观以及联欢活动。大会闭幕式也打破常规，采取简短闭幕式与“千人大舞会”相结合的方式。

大会强调勤俭办会，不接送站，食宿在学校宿舍，被褥自叠，房间自扫，一日三餐，都是家常伙食。大会文秘用品在体现简朴实用的同时，还结合青年特点，力争别具一格，新颖雅致，受到一致好评。许多代表对一次性文秘用品舍不得丢掉，做为纪念品、艺术品带回去长期保存。

为了给广大青年科技工作者提供更为广阔的社会舞台，年会还创造了“卫星会议”形式，不同学科、不同地区结合实际情况，酌情组织相应青年学术会配合年会召开。有44个全国性学会（协会、研究会）和省级科协组织了卫星会议，许多卫星会办得十分出色，有的规模还超过了总会，华夏大地上处处可见“现代燧人氏”（陕西卫星会的流行词）。

除学术交流外，年会还讨论产生了两个文件：有关青年科技工作者培养和使用问题的政策性建议书和致全国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倡议书。倡议书已通过新闻媒介传播，政策性建议书将通过不同渠道和形式向有关领导部门反映。

组织形式的改革增强了年会的活力和魅力，报刊称年会“充满朝气与时代气息”，“别开生面”，“开创崭新会风”，“青年学子一进北京就感觉到了此次会议的与众不同”，“清正务实的首届青年学术年会，是转变会风的喜人之举”。

3.执行委员会成员充分体现了团结、高效和奉献精神。

全体执委齐心合力，团结一致，相互理解，相互支持。高效是执委会奉行的原则之一。本届年会筹备时间之短，在国内大型活动中是少见的。又由于执委都是单位骨干，均为兼职年会工作，因此用于年会筹备的工作时间极其紧张。所以讲求效率成为一条自觉形成的纪律，录取执委时就有两人因迟到而落选。

540万字的6册正式出版的论文集，从征集截止到送厂发排仅有20多天时间，需要完成两级筛选、编辑和两级审稿。有的分部聘请的专业编辑称几天的工作量是其平时几个月的工作量。为了保证论文集质量，执委会组织有关单位打破常规，采取分层编审、齐头并进、多厂印刷、交叉排校以至边排边校、驻厂盯校、作者自校等多种形式，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的老编辑春节期间也全部加班。经过十分艰苦和紧张的努力，终于在2个月内完成了6000册精装论文集的正式出版。论文集的质量受到一致称赞。有位从事多年科研工作的老同志说：“很少见到如此精美的论文集”。中央电视台称“钱花在了该花的地方”。社会各界以及中央领导同志都纷纷索购论文集。后来，中国科协还将这套论文集作为赠送台湾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先生的礼物。

朱光亚主席在开幕式上的讲话稿，从审阅修改到印刷完毕，再发到3200名参加开幕式代表手里，只用了一个晚上时间。庄逢甘副主席的闭幕词，从定稿到印刷完毕，发到代表手中只用了15个小时。大会指南从定稿、发排、印刷到发到所有全国性学会仅两天半，中间还有1个星期天。资料袋制作仅用了3天。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现在需要的时间可能会更少，不过，那是在20多年前，很多印刷工作还依靠码铅字排版呢，也没有快递业务。

除了效率，执委会委员也体现了良好的奉献精神。所有执委都是义务为年会兼职工作，付出了大量心血和辛勤劳动，没有任何报酬。筹备期间特别是1992年1月以后，筹备工作进入极为紧张阶段，所有执委全部超负荷工作，加班加点成为正常，有时通宵达旦。如此高强度、快节奏的工作，有的委员说是生平头一次。胡学恺带病工作，以至虚脱；潘新春父亲病故，自己高烧近40℃，带病赶回湖南，来回3天处理完后事，又投入年会工作；张晓军爱人出国，既要照顾幼子又是所在单位几项大型活动的主要负责人，同时承担年会工科分部负责工作，其母星期六病故，星期天处理后事，星期一又埋头筹备年会；杨益先教授家就在学院边上，却一个月没怎么回去过，到香港去讲学前一天还在为年会奔波；许多执委把孩子放在亲友家照顾，有的孩子学习成绩下降也无暇辅导，有的孩子生日也顾不上参加；有些执委动员家人和亲友一起帮助筹备年会；有的执委父母住院却没时间去照顾；有些执委不得不放弃得来十分不易的研究课题。

全体执委的努力是年会成功的重要因素。年会代表对执委和全体工作人员在年会中的服务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好”的占反馈意见的92%，是各项指标中评价最高的。代表反映：“所有工作人员尽心尽力，大家认为本届会议服务工作堪称一流”；“整个会议期间如同在家里一样”；“无可挑剔”；“终生难忘”；有的代表半幽默半认真地填写一条建议：“强烈建议将年会剩余经费奖励工作人员，否则我们都会失望。”

210天筹备时间过去了，执委会委员结下了兄弟姐妹般的深厚友谊。年会闭幕，执委会吃了散伙饭，分手时，执委们相拥而泣。很多年过去，这些人中，有的成了院士，有的成了大型国企的当家人，有的成了大院大所的负责人，尽管很多人提议全体相约再见一次，可是，一直没实现。

代表们对年会“组织形式”的评价意见中，86%认为“好”，14%认为“一般”，零差评。一些代表写下如下评价：“确实是青年人引以自豪的一次会议，希望能保持这种风格”，“青年人自己办自己的会，富有朝气，节奏快，思想新”，“是我参加过省、空军、全军、全国学术会议中最好的一次”。

四、关于年会存在的问题

由于年会是首次召开，无先例可循，青年人也有一些不成熟之处，因此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主要有：

1．对如何召开综合性、多学科学术年会缺乏经验，交流主题失之过散，综合讨论不够理想。

2．论文征集组织不够严密，学会没有完全发动，征集存在死角，有些青年科技尖子不知道年会召开消息，论文学术水平参差不齐。

3．筹备时间过于仓促，许多好的设想不能付诸实施。

4．组织结构尚有商榷完善之处，如是否应增设学术工作委员会，5个学科分部划分是否科学等。

5．政策建议书和倡议书讨论不够充分，未能充分表达代表意见。

6．未入选论文登记、处理、反馈工作不及时，影响部分单位和青年的积极性。

7．代表们对未设优秀论文反映比较强烈。

一位青年代表为年会创作了一幅对联：学术盛会，理、工、农、医并举，促进科技进步；科技青年，东、西、南、北齐集，致力民族振兴。这幅对联可以看成是对年会的一个概括。年会闭幕后，参加年会的青年学子带着“今日北京相会，明天在科学顶峰集合”的豪情，分赴到祖国四面八方和世界各地。“科技增强国力、青年开创未来”是本届年会的主题，也成为了与会代表对历史的承诺。可以预料，全国青年科技工作者砥励进取、奋力拼搏之时，将是我国科技事业腾飞有望之日，这也是中国科协举办青年学术年会的初衷。与会代表对中国科协留下了强烈的希冀和期望。对此，中国科协领导在年会期间也形成了初步构想，决定召开系列青年学术年会，形成制度，继续为青年科技工作者的成长铺路、搭台、架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