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老人杨苡的“遗恨”

  8月20日中午，我去南京图书馆参观一周前刚刚落成揭幕的赵瑞蕻杨苡专藏室。我在南京图书馆，从一楼往上一层一层问工作人员，没有一个工作人员告诉我专藏室在哪里。我只好每一间房子都寻找一遍，还是没有结果。后来终于在南京图书馆四楼房子里找到了赵瑞蕻杨苡专藏室。可是，中午1点半依然没有没有开门。我只好在在对面的椅子上，静等工作人员来开门。

   本文作者在赵瑞蕻杨苡专藏室门前等候

2点半，工作人员睡眼朦胧地打开赵瑞蕻杨苡专藏室大门，一转眼也不知去哪里了。我一个人在没有空调、没有电扇的两间房子里仔仔细细的参观。一个小时里没有第二个参观者进来。赵瑞蕻杨苡专藏室展厅分为五个部分：展现赵瑞蕻杨苡的家学渊源和求学之路的“传奇人生 美无倦意”，展现两人的文学成就和在德国的执教经历的“文坛伉俪 译界先锋”，展示了两人的手稿文献，包含了他们与文艺界好友的来往书信、签名珍本等资料的“群星闪耀 文人雅集”，展示了两人的部分藏书和藏品的“春风化雨 泽沐后学”，重现了赵瑞蕻和杨苡在南京市鼓楼二条巷53号故居生活的场景，走进这里仿佛穿越时间，还能看到他们伏案工作、奋笔疾书的身影的“故居复原区”。 专藏室通过现代科技手段与传统展出相结合的方式，生动再现了两位先生的人生轨迹、学术成就和生活场景，让观众可以近距离感受他们朴素高远的学者风范和丰富多彩的生活情趣。

赵瑞蕻杨苡专藏室有关杨苡学历与工作经历的文字，引起了我的特别注意：

杨苡在1960-1980年在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工作二十年，一直是一位普通教师。我有个疑惑：杨苡在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工作二十年真的一直是一位普通教师？她教过书吗？培养过哪些学生？

她的学历还是学术成就不足以获得教授职称吗？带着这个疑问，我再一次仔细阅读《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

   该书通过对百年历史中许多值得纪念的时刻和人物“场景式的回忆”，我们有幸以跨越时空的方式“阅读”杨先生波澜壮阔的传奇人生，感受她的天真烂漫的初心。可是，翻遍全书，关于她在南师工作的情况居然没有一字提及，尽管该书只写到1945年复员从重庆到南京。这样，本书的标题就有点不合适了，没有一百年，顶多是《我的前半生：杨苡口述自传》，或许补一个（上），即《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上）。当然，可能是还没有整理出来，以后我们会看到。

本文作者拍摄的赵瑞蕻杨苡专藏室里的展板

我忽然想起不久，我遇到过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77级学生，也是做外国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教授，居然从未听说过杨苡是南京师范学院的教师。

2021年，我有个很好的朋友，东南大学出版社高级编辑请我吃饭，并介绍她的丈夫给我认识。她丈夫是一所211大学的外语学院教授，年纪可能略比我小一点，曾在加拿大攻读比较文学的博士，被作为学科带头人引进回国任教。

   初次见面，我对他的印象很好，英俊、沉稳，睿智、幽默，一表人才。但是，我们交流起来比较拘谨，加上他在北美多年，好像没有什么共同话题，有点尴尬。我虽然做教授也有二十多年，毕竟离文学，英美文学相差十万八千里。我绞尽脑汁，搜肠刮肚，终于想起来2019年在美国湾区刚见过一位在伯克利加州大学学比较文学的博士研究生，她是放弃哈佛大学的比较文学博士项目而选择伯克利的，因为华人在比较文学方面颇有成效卓著的学者刘禾就是伯克利加州大学比较文学系的教授。这位博士研究生是南京外国语学校的毕业生，比我儿子低几届。她热情地带我们游览了校园，讲解学校的故事，并详细解释了比较文学究竟研究什么。我就借这个话题交流起来。一时顺畅多了。我主动提及南京大学原副校长范存忠，他可是美国哈佛大学英国文学博士、中国比较文学的一代宗师。他是我中学同学范家宁的父亲，我70年代在他家见过他。范存忠的中西文学的学养深厚，在三、四十年代就注意比较文学的研究， 是我国几位颇有影响的比较文学研究的拓荒者和奠基者之一，也是最成功的一个。他在美留学期间，着重研究了中国的思想文物对西方的影响。抗日战争前后．他集中研究了十七、十八世纪的中国戏剧和诸子百家等所代表的中国思想对欧洲的影响，特别是启蒙时期的英国文学及中英文化关系问题。解放后，范存忠写出《赵氏孤儿力杂剧和启蒙时期的英国》（1957）和《中国的思想文物与哥尔斯密斯的“世界公民”》（1964）两篇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补充了新的材料，并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思想倾向，作出比较完整而具体的综合性论述。前者涉及中西文学关系问题， 后者着重阐明中英两国的文化思想交流。（叶明：《风范长存，忠厚学者：一代宗师范存忠 》，《 凤凰台上》 2024-03-30）。这时才让他兴致勃勃、侃侃而谈范先生中英文学比较方面的成就，这样我们的交流才畅通起来。

   在交谈中，这位比较文学博士告诉我，他是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77级学生。为了与他套近乎，我立即大肆赞美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教授----翻译《呼啸山庄》的杨苡。出乎我意料的是，这位英国文学博士一脸茫然。他坦言，当然很熟悉这部名著，也知道译者是杨苡，但不知道杨苡是南师的老师，大学四年从未见过她，更没有听过她的课或者讲座。这是，我心里想，南京师范学院外文系77级学生，居然不知道这么有名的英国文学作品的译者在自己系里，甚至毕业后几十年从事英美比较文学研究，依然完全不知情。我甚至怀疑，他的南京师范学院外文系77级学生的身份，是不是哪里有问题。

当然，也有特殊学生可以可以通过特殊管道认识杨苡，并且成为私淑弟子。70年代，我的学妹朱小蔓---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首届工农兵学员，结识了外文系教师巫宁坤，希望他能指导她的弟弟朱小棣英语学习。巫宁坤说有位学姐就在南京，可以就近指导，于是介绍朱小棣认识了杨苡。朱小棣后来也是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77级学生。他曾撰文：“当年我77级考入南师外语系，虽然她也是编制在册的教师，却没让她教课。据说多年来基本上不让她教课的原因，一是怕她“放毒”，宣讲西方文学，二是说她美式英语发音，不会国际音标。总之，挺可笑的。”（朱小棣：《百岁恩师春常在》，2019年5月22日《文汇读书周报》）因此，“北美比较文学博士”不知道自己系里的著名学者就十分自然了。

2019年杨苡百岁留影 （摄影：杨苡先生的儿子赵苏）

 出身“最后的贵族”的杨苡“生正逢时”，1919年正是五四运动那一年。1927年，8岁的杨苡进入著名的教会学校天津中西女校读书。杨苡在天津中西女校读完了小学到高中的课程，历时十年，可谓极大的丰富与奠定了她今后的走向。这是一所基督教会所办的学校，近乎是全英文教学的，比如其中一门课用的就是英美比较文学的小说、诗歌、散文、话剧的国外原版教材。 1937年，杨苡从中西女中毕业，保送至南开大学中文系。当时教会学校有保送的制度，所有高中课程成绩平均八十分可以上南开大学，杨苡选择报考南开大学中文系。

1938年7月7日深夜，杨苡登上英国太古轮船公司的“云南号”豪华客轮，成为“平津流亡学生”中的一员。她将转道香港，投奔战时在昆明成立的清华、北大、南开共同组建的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复课后，杨苡听从了沈从文先生的建议，进入外文系。那时的联大，名师云集，学风自由，外文系里，叶公超（剑桥大学文学硕士）是系主任，教大一英文。“大一国文”，许多老师合教，每人讲一两周，老师有陈梦家、朱自清、刘文典、闻一多……没有教材，他们各人讲各人的。皮名举（哈佛大学世界史博士学）讲西洋通史，陈序经（伊利诺斯大学社会学博士）讲社会学。陈嘉（耶鲁大学文学博士）教莎士比亚，冯至（德国海德堡大学文学博士）教德文，吴宓（哈佛大学文学硕士）教欧洲文学史，陈福田（哈佛大学教育学硕士）教英国小说，莫泮芹教英国散文，谢文通教英诗，……。给杨苡上课的老师都是英美名校的硕博士与成就卓著的教授、名人。杨苡在同学中有Young Poetress（年轻女诗人）之称，在《大公报》副刊上发表过不少的诗歌散文，还译出英国诗人拜伦的叙事长诗《栖龙的囚徒》，发表在靳以主编的《现代文艺》上。

1940年8月13日，淞沪战役纪念日这天，赵瑞蕻杨苡在报纸上刊登了结婚启事。一段时间后，他们的女儿出生了，杨苡休学了。

1942年，赵瑞蕻到重庆中央大学当助教，因为生孩子耽误学业的杨苡也跟随他到重庆，在中央大学借读，同时担任助教。家道中落，母亲也已搬到重庆，她接纳了困境中的小女儿和幼小的外孙女，让杨苡得以继续学业。杨苡的大学三、四年级是在重庆的中央大学借读完成的。当时中央大学外文系，范存忠（哈佛大学文学博士）是系主任，教过杨苡的语言史，楼光来（哈佛大学文学硕士）教名著选读，陈嘉（耶鲁大学文学博士）教“维多利亚的是个与散文”，柳无忌（耶鲁大学文学博士）指导杨苡的本科毕业论文，关于勃朗宁的。

大学毕业后，杨苡先后任中学教师，一边教书，一边写儿童文学、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抗战胜利后，杨苡到了南京国立编译馆翻译委员会做翻译。南京国立编译馆除了审定科学名词，还翻译了不少文学名著与学术典籍。杨苡在国立编译馆翻译委员会工作，参加过《罗马帝国衰亡史》和《马可波罗游记》的翻译，还译过英诗、随笔等，发表在杨宪益和吕叔湘各自主编的报纸副刊上。

解放初，杨苡曾任中学语文教员。她在文学创作上的成果早早便得到认可，1950年加入南京文联和诗联，1957年成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解放初她从英译本转译的两部苏联短篇小说集《永远不会落的太阳》及《俄罗斯性格》连连重印，销量极大，使她仅凭版税收入便过上了几年颇为宽裕的日子。

1956年杨苡奉派赴民主德国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东亚学院讲授了一年中国现代文学，次年回国后任《雨花》文学月刊特约编辑，并开始了儿童文学创作。她的儿童文学作品尽管得到了京沪等地一些文坛名家的肯定，但在江苏却很快就受到了批判。有人说她的《成问题的故事》、《电影院的故事》等儿童小说是为右派分子翻案，配合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猖狂向党进攻，并丑化了祖国的花朵。不过，与此同时，她的《北京——莫斯科》被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儿童文学选》。1959年，她的儿童诗《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还获得了建国十年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奖。

儿童文学创作可谓让杨苡尝遍了酸甜苦辣。1958年，杨苡因为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与《呼啸山庄》遭到不公正批判。杨苡翻译的《呼啸山庄》1955年由上海的平明出版社出版，当时极受欢迎，但好景不长，在“整风”与“反右”斗争中，有人指出，有些右派分子在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时，曾引用某些外国古典作品中的片言只语企图颠倒黑白，混淆文艺作品的时代背景，宣扬有害的资产阶级思想，以达到他们的罪恶目的，这表明如何分析和批判外国古典文学遗产，仍是个战斗任务。1959年杨苡进一步受到批判，不过当时批一下也就算了，并未戴上什么帽子。

1960年起，杨苡在南京师范学院（现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任教，头两、三年属试用期，是“临时工”，后来才“转正”。她先在公共英语组，后去英语组教英美文学名著选读。她当了六年教员后，便到了“文化大革命”，便开始了长达六年的“靠边审查”。这时有人对她算总账了。她一次次地挨批斗遭拳脚，一次次地作检查，长期受隔离，参加这样那样的劳动以便“改造思想”，全是因为那本她从少女时代起就魂牵梦绕的的《呼啸山庄》以及上文提及的那两篇儿童文学作品。她每次检查都得套上自己译《呼啸山庄》“宣扬了阶级调和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宣扬了爱情至上”、“流毒甚广”等罪名。在接连不断的批斗声中，她译的这本书自然就销声匿迹了。

1972年，杨苡被“解放”了，便接着在南京师范学院当教员，先教泛读课，后又调到联合国文件翻译组。“解放”后的八年中相继四五次“换工种”。她进南京师院后的二十年中，不论让她干什么，她都顺从了，但总要同时背负着一个沉重的问号！最后，经过申请她总算拿到了“干部退休证”，以打过七五折的每月七十余元的工资，离开了那风景如画的校园。

1980年在杨苡的生活道路上从多方面来说都可谓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一年。这一年，杨苡发表了她在新时期的第一篇文章《坚强的人》，让她背上十多年沉重包袱的《呼啸山庄》由江苏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这次，《呼啸山庄》一炮打响。虽然，我很早就知道杨苡翻译的《呼啸山庄》，特别是她的哥嫂杨宪益夫妇因出版了英文版《红楼梦》，让我们知道他还有一个大名鼎铭的妹妹在南京师范大学。但是，阅读《呼啸山庄》全书则是1980年。

  本文作者珍藏的80年版的《呼啸山庄》

杨苡一生为人师表，言传身教。她热爱学生、生活朴素，她克己奉公、乐于助人，是一个敬业的楷模，师德的模范，为人的榜样。虽然在高校工作多年，但有人称她“教授”时，杨苡一定要指正：“我不是教授，我是教员。”有谁可以体会到其中的“遗恨”。不仅不是教授，甚至连起码的上课权利都长期剥夺。杨苡未获或者本人也并未钻营要去求得一教授职衔，尽管她一直都是在编的教员。

在1960-1980年期间，中国高校有两次比较大规模的职称评定，一次是1963年，一次是1979年。按照一般常规，凭杨苡在著名大学（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本科毕业，并且在学术机构工作15年以上，学术成果也比一般教授并不差的条件，评上副教授应该绰绰有余。可能是《呼啸山庄》曾遭到批判，在追求“政治正确”的年代，严重影响了职称评定。

但是，1979年，文革结束后第一次较大规模的职称评定，很多在文革前与文革中遭受不公正待遇的知识分子都获得了的一定程度的肯定。可是，一个正规名牌大学（西南联大、中央大学）毕业生，杨苡在国立编译馆、民主德国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东亚学院、《雨花》文学早直射与南京师范学院外文系等教学科研机构工作了25年，在外国文学研究上成就卓越翻译家，依然没有评上高级职称。南京师范大学是不是欠杨苡一个道歉，或者对公众一个历史的说明？现在还厚着脸皮在自己的校史与系史中晒杨苡的光辉业绩，还以“娘家人”的身份出席各种纪念活动，发表各种赞美之词。

我们仅从杨苡“为什么不是教授”以及“为什么不能教书”等问题出发，可以窥见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在民国以来大学毕业生在战乱中艰辛求学、在政治动乱中艰难生活的历程，疼痛与感慨日益萦绕在心头。

好莱坞名片《魂归离恨天》（《呼啸山庄》旧译） 这个讲述爱与复仇的离奇故事，曾令年轻的杨苡如醉如痴，什么是爱得那么深邃和极端——有些话只有懂得爱的人才会明白那些疯言疯语。杨苡的一生，虽然平凡，但很传奇，她的英名与她翻译的文字，在中国文学史上显得熠熠生辉。但是，在大学工作20年一直没有得到南京师范学院等教育机构的承认，不能做一个外国文学的普通教授或教师，终究是百岁老人杨苡终身的“遗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