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独立的学术探险

----我的学术口述史（技术创新研究）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Nobel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授予三位经济学家：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荷兰裔美国人）、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法国）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加拿大），以表彰他们在“创新驱动的长期经济增长”（innovation-driven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领域的奠基性贡献。

2025年的这一奖项，既是对三位经济学家学术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反映了全球经济在转型期对创新驱动发展的迫切需求。在当前技术快速演进的背景下，获奖者的研究为我们理解未来增长路径提供了深刻指引。

本次获奖的理论，使我想起了40年前，我从技术的哲学研究转向到技术的经济学研究，开始技术创新研究的艰难过程，那是十分具有挑战又充满激情的十年。

                  研究的起因

1983年春天，我去北京府右街的中央办公厅机要局安装与调试我参与设计的设备。星期天，我去拜访知青时代的朋友，他领我去北京大学，见他的女友———北京大学79级国际经济系大四学生。

她是南方人，父亲是福建省外贸厅长，三明市委书记。她请我吃了黄澄澄的小米粥，这是我第一次吃小米，真香。在北京大学学生食堂的餐桌边上，她兴致勃勃地介绍了给她印象深刻的北京大学经济系的两位年轻老师：他们都是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都留校任教，年龄稍大一点入学时年龄小一点刚好大学毕业。

年龄小的是洪君彦，分流倜傥，学识渊博，课讲得十分好，他与章士钊的养女离婚后，娶了电影《五朵金花》里的一“朵”。洪君彦十分聪明但不用功，课讲得生龙活虎，学术文章不好好写。

年龄稍大的是厉以宁，他1946年转学进入金陵中学读高二一直到中学毕业。大学毕业后留在系里的资料室从事编译工作，使厉以宁有机会接触大量西方经济学著作和几十种国外经济学期刊。20余年资料室青灯黄卷式的生活，是他知识积累的重要阶段，他讲课的资料极其丰富，很受学生欢迎。

这时，我开始注意到洪君彦与厉以宁的学术动向。可惜，洪君彦没有什么信息，只是后来在章含之的回忆文章，作为一个负面角色出现，而厉以宁的大量论文与著作却是劈天盖地地涌来。

1988年，我读到厉以宁在国家科委发展研究中心做的学术报告《技术创新理论的由来与发展》（整理稿），十分震惊，怎么会有人可以将西方经济学浓缩在几千字的文稿中。

在厉以宁的引导下，我开始研读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两部巨著，根据厉以宁及其老师陈振汉的研究，使我对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2.8—1950.1.8）有一个清醒而全面的认识。

                         研究的初始

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熊彼特是理论学识最为渊博、思想倾向最为复杂的人物，意味深长的是，熊彼特是在马克思逝世那一年来到人间。同年延生的还有凯恩斯（J.M.Kevnes）。

马克思对于人类的历史的影响当然是无与伦比的。凯思斯在西方世界独领风骚近半个世纪之久，但在思想的深度和著述的丰盛方面，熊彼特是凯思斯所无法企及的。特别是熊彼特把资本主义概括为“创造性的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理解为一个在破坏中创新，在创造中毁灭的生命过程。

这种把资本主义看作一个动态的进化过程，从哲学的高度深刻地抓住了事物的本质。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讲，对资本主义最深刻的哲学表述，除了马克思，大概就要算熊彼特了，尽管他们构筑自身理论大厦的基础材料和体系归宿几乎完全不同，但从深层结构上看，有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

熊彼特的经济思想是一个庞大繁杂的理论体系，他的“学问视野远远超出经济学一门学科的传统范围，而是深入扩展到了历史以至哲学领域”（陈振汉：《熊彼特与经济史学》、《经济思想史论文集》，第8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陈振汉的论文是国内学术界早期探讨创新理论的文献之一。

一些西方经济学家们把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分析重点，从有效需求方面重新转向合理供给方面，从崇奉凯恩斯主义转向吸收与发展熊彼特的经济思想，他们不但提出了“熊彼特革命”的概念，甚至预言了“熊彼特时代”将会到来。

与20世纪的其他西方经济学家相比，熊彼特无疑是把技术进步视作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因素，并把它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的一位学者。 

熊彼特不仅是经济学家，更重要的是社会历史学家。所以，我把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做出如下概括：创新理论是熊彼特在成名作《经济发展理论》中初创，而后在《经济周期》中系统完成，并通过生前最后一部力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而将其阐释为是一种文化进程在资本主义整体背景上发挥极致的学说。

同时，我阅读了大量的国外相关研究文献，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写成一篇文献综述性质的文章《国外技术创新的八种理论》。    1990年初，《国外科技政策与管理》拟准备在同一期刊登我写的论文。按照刊物的规定，一般情况下，同一期不允许刊登同一作者的两篇文章，但是由于我的两篇论文恰好是同一主题，研究质量也比较高，刊物主编写信建议我，一篇用真名，一篇用笔名。

我写作论文没有用过笔名，我也想不出什么名字，只好用我唯一起的名字，那就是我刚出生不久的儿子的名字。

由于另一篇独立的思想观点较多，所以，偏资料综述性质的论文（叶梦尘，国外技术创新的八种理论》[J]，国外科技政策与管理，1990（2)：25-30）就用了我儿子的名字“叶梦尘”。

该文较为准确地总结了技术创新的基本原理与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机制，主要体现在市场结构论、经济增长论、线型序列论等段落，为后面的研究提供一个很好的基础。主要观点有：

（1）.最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市场结构是介于垄断和完全竞争之间”的所谓 “中等程度的竞争”的市场结构 。在垄断统治条件下，因为缺少竞争对手的威胁 ，不容易引出大规模的技术创新；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因为缺少保障技术创新持久收益的垄断力量，也不利于引发大的技术创新。所以，市场竞争保持在一定程度，技术创新的速度将是最快的，技术创新的内容也将是比较有价值的;

(2).在微观水平上，技术创新对企业的竞争能力起着决定性影响，决定着一个企业的生死存亡在宏观范围内，技术创新可以决定整个产业部门或整个国家的竞争地位，从而决定国家的强盛程度和人民的生活水平;

(3).技术创新是在“科学推动”与 “需求拉动”因素的复杂结合中产生的。技术创新往往以反映“需求”为特征 ，但同时也包含由于科研活动带来的新技术知识所提供的机会。技术创新的复杂本质，使得任何模式都难以成为通用、有效的标准模式。

                     研究的成果

经过几年的研读，我写出了一系列的文章，开始我独立的技术创新的理论机制与实证研究。

首先，对“创新”概念做了辨析（叶明，关于“技术创新”概念的辨析[J]，科学学与科学学技术管理，1992（4）：13-15）。要正确地把握一个概念必须把它放到这个认识之网上去加以考察，研究这个概念所从属的概念系列。我认为，“发现-发明-创新”是一根协调发展的链条。其中每一项都是这根链条上的一个环节，每一项的发展都是这条链条协调发展的一部分。

如果说发现是技术创新的潜在阶段，发明是技术创新的主导阶段，那么，创新则是技术创新的自身显现阶段。“发现-发明-创新”构成了技术创新发展过程的不可分割、层层递进的三个环节。技术开发、技术革新、技术突破等则是与技术创新在同一层次上意义相似或相近的概念，它们所反映的是程度不同，范围不同的同一类活动。

其次，对技术创新机制（发生—运行—扩散）的研究。我对建立在大量扎实可靠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之上的西方技术创新学说深入考察，全面地评述了技术创新发生机制实证研究所采用的三类方法及其特点（叶明，技术创新发生机制的实证研究[J]国外科技政策与管理1991（4）：33-35，26））。

技术创新运行机制是一个极其复杂且难度极大的研究课题，其研究目的是为了寻求一个关于技术创新的有用的和完整的理论体系，以便为改善有关的公共政策提供可靠的依据。在这一目标之下，技术创新运行机制的研究具有多种不同学科和观点的性质：经济学关注包括社会经济系统中商品交换和支付价值在内的技术创新行为；工程学把技术创新活动视为完成某一预定任务的工具；政治学着重研究包括通过形成大团体（如国家）以追求某种利益的技术创新活动及其社会后果（如社会利益分配）；心理学侧重研究技术创新活动中的个人因素；社会学研究重点是包括团体（比国家要小）和组织中人与人之间相互影响中所表现出来的技术创新特性。虽然每个领域都有自己聚集的主要范围，自己的语言，自己偏好的方法，然而有一点似乎是共同的，即对大量实证研究获得的感性材料和感性经验，运用理性思维的能力，把技术创新活动置于比较理想的、纯粹的状态下，简化复杂因素，纯化主要因素，忽略偶然因素，撇开次要因素，抽取出本质的、内在的、必然的东西，建立起技术创新运行机制的理论模型。其目的理论便于简化实际过程，揭示运行规律；易于超越经验限制，指明机制方向；利于透视表面现象，抓住创新本质。纵览欧美技术创新运行机制研究成果，可归纳出比较典型且影响颇大的三种理论模型：基于循环耦合的霍夫勒模型（Heaffne’s Model）；基于信息沟通的留基伯模型（Ljunberg’s Model）；基于管理控制的罗伯茨模型（Roberts’Moder）。（叶梦尘，技术创新运行机制的理论模型[J]国外科技政策与管理.1992（2）:9-12）。这对于我们技术创新机制及政策研究具有可资借鉴的方法论意义。关于技术创新扩散机制的研究，已经在《国外技术创新的八种理论》中较详细论述过，没有再写专文论述。

再次，我提出了对技术创新社会环境的研究。我移植软件支撑环境的理论模型，提出了制约技术创新的社会环境学说，社会环境是客观的，然而被认识和改造了的社会环境又融汇了技术创新的主体意识。社会环境可以作静态解析，但是实际存在的社会环境又是动态组合；社会环境是一定历史沉积的延续，可是社会研究的重心又是社会环境的今天和明天。以及相应的政策体系。当然，研究技术创新的社会环境的目的并不是崇尚环境决定论，而是在于能动地改造和利用社会环境，使之转化为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繁荣。社会环境它们为技术创新的发生提供生态因素，为技术创新的运提供激励动力，为技术创新的扩散提供途径渠道。（叶明，重视技术创新的社会环境研究[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1（2）：16-20）。这些论文为我1991年破格(任职年限不够)晋升副教授提供了坚实的论文基础。

我正在为取得一定学术成果而沾沾自喜的时候，遭到了南京大学，南京经济学院正统经济学教授的猛烈批判.

南京大学某教授以剩余价值理论批判创新获得超额利润的合理性，认为我们论述的创新追求的超额利润应该是风险的补偿的论述是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否定.

南京粮食经济学院某教授以劳动价值论批判我们论述的企业家通过创新推动经济发展、获得财务自由的合法性，他们坚持认为劳动者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角。

我觉得他们没有读好《资本论》，更不懂创新经济学，我对于他们食古不化、思想僵化，不屑与他们争论，不屑一顾，根本就没有任何回应，尽管我只是年轻的讲师、副教授。后来，他们偃旗息鼓、销声匿迹。

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厉以宁的演讲稿不知为什么一直没有公开发表，是不是他的政治智慧，敏锐感觉到公开发表后必然带来强烈的冲击。最近，读到2025年诺奖得主的著作，才认识到当年厉以宁的演讲，基本上涉及了他们的思路让我们第一次接触到新思想的最前沿。

最后，我花了很大气力开展了区域技术创新的实证研究与政策研究。在江苏省软科学研究的重大课题研究招标项目“江苏科技兴省的战略与政策”中，我独立主持承担了“鼓励技术创新的社会环境研究”（独立一个人完成课题研究与报告撰写），发表了系列论文：叶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技术创新—江苏技术创新研究[J]，科技与发展，1991（1）：27-41；叶明，江苏省技术创新的态势分析[J].科研管理1991（5）：49-55）；江苏技术创新宏观分析及政策建议[J]软科学研究（1990（3）：32-35，43.。

后来，“江苏科技兴省的战略与政策”获得了江苏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1991年），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1993年），我在这个项目中，除了关于技术创新这个子课题的独立主持、一个人完成全部调研与报告撰写，还有与省科技情报研究所所长两人联合完成一个子课题，还有参与江苏省某研究会领衔的子课题，这是我参与较多的课题研究项目。

除了宏观区域技术创新实证研究说政策研究之外，我还进行了微观企业技术创新研究。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9170040）的部分研究工作，独立发表了论文（叶明，中国大中型企业科技队伍创新能力研究科研管理[J]科研管理，1995（1）：8-14）。

此外，还承担了几项江苏省科技计划项目与社会科学，发表了几篇论文：叶梦尘，大力推进大中型企业的技术创新[J].江苏企业管理，1992（2）：39-41；叶明，企业技术创新运行机制的分析评价[J]，中外科技政策与管理，1994（9）：53-57；叶明.海峡两岸高技术产业的合作创新[J]. 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 1995(4) : 65-67；叶明，鼓励技术创新的经济杠杆的选择[J].云南科技管理，1993（3）12-14；叶明，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政策的思考[N]科技日报，1993-5-3（3）；叶明，江苏省高技术产业发展新政策[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1993（9）：35-38; 叶明，技术创新的政策环境[J].中外科技政策与管理，1994（3）：32-35。

1993年，我在做学位论文的基础上，认真研究了评委的质疑，结合自己几年的研究，丰富了引证材料，强化了论证逻辑，完成了我的第一部个人著作《科技宏观分析》，该书的第四章吸收了我关于技术创新的理论研究的部分成果。同时，得到了钱钟韩先生的首肯，并亲自写序给予推荐。  

在《科技宏观分析》出版之后，我又完成了《科技政策分析》一书．两部书几乎是同一年出版的，《科技宏观分析》主要是1986年在钱钟韩先生、萧老师共同指导的硕士论文的补充与完善，《科技政策分析》则是1986年-1994年我独立参与研究的成果， 多项课题与学术论文的提炼与升华。

它们虽然是独立专著，但在思想观念上又是一个有机整体。《科技宏观分析》是《科技政策分析》的理论基础，着重探讨科学技术及其社会影响;《科技政策分析》是《科技宏观分析》的观念升华，专门探讨如何自觉运用科学技术这种强大力量来实现社会改革的目标。

注：本书的封面是修我课的建筑系94级研究生高金锁同学设计的

我在《科技宏观分析》的前言中曾写道：“它们的初步构思萌发于1982年，我有幸拜读了钱钟韩先生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一文，立即根据该文的两个重要主题，草拟了研究写作大纲。以后多年的学习、研究、教学大致上均围绕这一大纲进行（叶明，科技宏观分析[M]，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4:182）。

我的第二部个人著作《科技政策分析》则是“力图阐发钱先生当年提出的基本思想，并结合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新问题、新趋势，不揣冒昧地提出一些个人见解。” （叶明，科技政策分析[M]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4:2）。

钱先生对本书的选题、立意、构架、文字乃至成书产生过重要的建设性影响，他10多年前讲演的记录稿和10多年来的 “长期指导＂ ，以及他的有效性思想， 针对性强、 简沽明快的风格和跨学科综合研究方法等等， 不仅为我指明了学术方向， 也提供了 “研究范式” 。（叶明，科技政策分析[M]，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4年：4）。

《科技政策分析》的封面是葛寄曾（著名作家葛亮的父亲）设计的

这两本著作书名均冠以“分析 ”一词（包括以后我的其他学术著作，例如《科技经济分析》（2005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高技术企业成长分析》（2011年，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主要是强调对问题的研究并提出个人见解，而不自认为掌握了真理，终结了学问。

我的著作力求充分吸收国内外一流文献与第一手信息，结合多年潜心思索的研究成果，在继承前人与同时代学者成就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提出了一系列新颖而独到的理论观点。 

钱钟韩先生在我的《科技政策分析》一书亲自做的序中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与热情的鼓励：作者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苦苦思索着中华民族迅速腾飞的问题”。这是引导他深入持久地进行科技政策研究的精神动力。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在读者中引起共鸣，大家都来关心这个牵涉国家命运的重大课题。 

《科技政策分析》以技术创新的机制与环境为题，用了两章的篇幅，专门论述技术创新的理论研究（理论源流、概念厘定、机制分析与环境研究）与实证研究（重大技术创新、企业技术创新、区域技术创新与技术创新的政策环境）成果。

我在《科技政策分析》中，特别对中国科学院的韩盛芬先生的帮助表达了深深的致谢：

“当我将科技政策的专题论文投寄给中国科学院主办的科技政策的核心期刊时，韩先生破例在同一期上编发了我的两篇论文，将我这个初学者推向科技政策研究的‘竞技场’,她不仅就拙文的内容文字给予了精心修饰，而且还对科技政策的选题方向指明了主攻重点，是我在科技政策领域能顺利迅速成长起来，经过韩先生悉心指点和辛勤劳动，以后我连续在中国科学院主办的科技政策核心期刊发表了8篇论文。”（叶明，科技政策分析[M]，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5:4）所有这些成果有幸得到中国科学院《国外科技政策与管理》杂志的青睐，成为1990-1994年五年里该刊发表论文最多的作者。

在此之前，我和韩先生从未谋面，绝没有任何物质往来。在一个物欲横流、交易盛行的社会转型时期，我有幸得到韩先生等前辈学者无私的帮助，慷慨的提携，严格的批评，真是一种人生的幸福，感激之情语言是难以表达的。韩先生诲人不倦的敦厚形象，适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令我不敢有丝毫的“偷懒”与“怠慢”，不得不以更为辛勤的劳作，更为努力的人生面对未来的挑战。

1992-1995年，关于技术创新的社会环境以及区域技术创新、企业技术创新胡20多篇论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以及省部级科技课题10多项，以及《科技宏观分析》与《科技政策分析》两部个人著作，当然还有几门本科生与研究生课程的教学成果，构成了我1995年破格晋升教授的主要条件。

如今看来，我在35年前研究创新还是“方向是对头的，学术是成功的”。我对于技术创新的研究，到九十年代中期，我对高技术企业的成长问题发生兴趣，开始准备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994年终于获批。从此，花了几年时间，深入研究高技术企业成长机制，写出一系列论文，终于形成一部著作《高技术企业成长分析》。这部分的研究将另撰文详细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