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清教授来电谈《他们都是聪明苦干的中国人》（ 文汇笔会2024年09月04日）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24年9月6日发布 （第35212篇）

昨天晚上8：20左右，我的挚友袁清教授自美国新泽西普林斯顿大学附近家中打来电话，对我通报在文汇笔会上发表他的《他们都是聪明苦干的中国人》，即为中华书局即将出版的《袁同礼年谱长编》序，表示十分的感谢，说“从你那里知道文汇笔会发表我的序的消息，我还不知道呢”。

我说：是杨玉圣在网上看到后发给我的。我就立马通过电子邮件传给你了，如果你用微信就更方便了。

他说：我一直没有用微信，在美国使用有好处，有时也带来麻烦。

我问：你是否知道，你父亲的学术年谱《袁同礼年谱长编》何时出版？你何时能看到。

他说：听中华书局说还得要两个月的时间才能正式印出，有五卷。

我问：文汇笔汇上发表序的内容和你原稿有没有变动？

他说：没有，只有雷强说的极个别地方，我刚才和雷强通电话说到了。另外文汇报上的，照片很少，你发来的照片很多，只是有的照片不是全张的。

我说：我想办法再发给你。

他说：好的。

我问：出版《袁同礼年谱长编》终于出版了，你的感觉怎么样？

他说：太不容易了。也太感谢了，了却了我们家人的一个心愿，明年是他去世一个甲子，也告慰了父亲的在天之灵。1949年父亲带我们离开北京到美国的时候，许多资料都没有带，信件也没有带，现在要搞成年谱其中困难之大几乎是难以完成的。据统计《袁同礼年谱长编》中含有3368封信件，连最早1914年的信件都了，逐年信件都有统计，例如1935年有60封，1938年有59封等等。那些用英文书写的信件，年谱中要翻译成中文，是有困难的。对于中华书局发来的样稿，我们再短时间内动员了家人亲友的各种力量参与校译，尽量减少翻译上的错漏，真是费劲不少。也没想到还能够找出那么多1949年前的信件来。雷强他们确实下了的很大功夫。对1949-1965年间在美国的信件，在家父去世后我们家决定把这些书信交由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特藏部保存，即“袁同礼档案”，这些在《袁同礼年谱长编》中都利用上，而译文翻译和校对是很费时的。

我问：《袁同礼年谱长编》正式出版前准备做些什么？

他说：雷强说，准备书评工作，但是人不好找。

我说：是的，这类书评很难写，要找到合适人选不易，例如专业编辑、年谱中相关人员，或者专门学者。一般说来，这类书评在杂志上发表不如报纸上来得快，影响大。除了文汇集团，还可考虑光明集团和人民政协报，此外就是国图的院刊了。你可转告雷强博士。

他说：好的。

我们的通话还谈及相互间的健康状况等。

下面是互通电邮的内容：

安年， 你好！

我问了雷强关于文汇的序言, 现转上他的答复。 显然修改的地方只有一处！我想等一下給你去个电话,希望不晚。

祝    安好！

清

From: Lei Qiang <rhapsodymaster@live.cn> Sent: Wednesday, September 4, 2024 21:55 To: tsing yuan <tsingyuan@msn.com> Subject: 回复: 2024,09.04文汇笔会刊登你的序言

袁清先生您好：

抱歉，文汇笔会的老师没有通知我，但我查了一下，是北京时间9月5日发表，即今日发表，特将该页面的PDF奉上。

我工作太忙，暂时无暇核对。但您的大序，的确是修改了一处，即令尊大人生在甲午年，改为令尊大人生在甲午后。

匆覆，我马上要去展厅忙了。抱歉抱歉

雷强

2024年9月5日

发件人: tsing yuan <tsingyuan@msn.com> 发送时间: 2024年9月5日 1:45 收件人: Lei Qiang <rhapsodymaster@live.cn> 主题: Fw: 2024,09.04文汇笔会刊登你的序言

雷强博士，你好！

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出版？ 有几页靠边的文字看不见，你能否再给我转印一份？

祝      安好！

袁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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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9.6 上午北京时间收到袁清先生复信“

安年，你好！

多谢转来这12张照片和信件。 现在都可以看清楚了！有些信件很珍贵, 可是收取也很麻烦。法律上如写信的人在50年內没去世，我们还须要去问他们的后代得允许。 譬如院士李书华 （1890-1979）去世很晚，我们需要问了他的你孙女；任以都 (1921-2021, 任鸿隽，陈衡哲的大女儿，费正清的博士生）活到100岁，她有七封信給我父亲，我们需要问她的两个儿子，我要把这些信译成英文，花了不少时间！所以我也作了一些工作！

祝     安好！

清  

 他们都是聪明苦干的中国人 | 袁清

原创 袁清 文汇笔会

 2024年09月04日 20:38 上海

本文为中华书局即将出版的《袁同礼年谱长编》序，标题系编者所拟。

雷强博士多年辛苦勤劳所编的家父《年谱长编》就快出版了！我想借此短序不但要恭喜他编成这年谱，也要感激他为收集、考订如此巨量史料所耗费的心血和精力！

20世纪50-60年代初，袁同礼先生、袁慧熙夫人与袁清在华盛顿家中。

首先我要指出寻找家父资料的难度。家父和母亲带着我们姐弟三人离开中国大陆来到美国是1949年2月；由于我们那时在战乱中出国，匆忙之中无法将1949年以前的文件随身带出，而且家父本拟在局面稳定后返回北京，继续为国家服务。因此家中原本只有自1949年至1965年间家父与友人、中外各机构的往来书信。家父去世后，母亲和我们姐弟决定把这些书信交由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特藏部保存，即“袁同礼档案”，这些资料我和我的侄女袁书菲（Sophie Volpp）尽量设法供给雷博士利用。但留在大陆的资料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多已散失，1949年前的档案史料我本以为不可能收集到，幸得雷博士多方穷尽式地探询和搜集，基本上将家父在中国大陆工作时期的前大半生——也是他事业上最有成就最有光彩的时期全景式地展现给今人。雷博士的功劳有目共睹，我实在要恭喜并感谢他的毅力和执着！

袁同礼（1895.3.25-1965.2.6）

家父的大半生是在国家内乱外患中度过的。他生在甲午后，正值清政府签了《马关条约》，将（我国）台湾省割让给日本；他读北大时，日本强迫中国签订“二十一条”；他事业最成功的时期也正是中国面对军阀、内战、日本侵略的时期。

他最不朽的功劳应该是把那时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上图，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建设成为一个世界一流的现代化国际性图书馆。从图书馆的设计、基建，到图书卡片目录、采购善本、国际图书交换、图书保存，以及创办图书馆馆刊、季刊，各方面他都有相当的主导力。此外，家父有计划地栽培了众多人才，著名的有王重民、向达、赵万里、谢国桢、孙楷第、钱存训、张秀民、严文郁、汪长炳、徐家璧、顾子刚等。

1955年4月5日，杨联陞致袁同礼、袁慧熙函。

1959年3月13日，费正清致袁同礼英文函。

1959年4月23日，戴密微致袁同礼。

在美国的那些年（1949—1965），为了谋生、养家，他多方申请研究资助，并降低身份，谋取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编目工作——但这也是他伟大的一面，能屈能伸。在美国，他一边辛勤工作，一边作科研编书。他的巨作《西文汉学书目》（China in Western Literature) ，中国留美、留英、留欧大陆博士生论文目录，和“新疆研究丛刊”中的多种都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完成的。除此之外，还编纂“中国考古艺术目录”等未刊稿。

1919年2月24日，任鸿隽复袁同礼函。

我在北京出生时正好是卢沟桥“七七事变”后两星期，父亲八月上旬离开了北京，避免被迫成为日伪的傀儡。我半岁时，母亲带了我们四个孩子逃往内地。抗战时期，父亲因为工作需要，经常不在家。抗战胜利后我们回到北京两年多，他公务社交繁忙，我很少见到他。实际上我对父亲真正了解是到了美国以后，那时静姐、澄哥都先上大学、研究院，然后就业，只有我陪着父母在家。我们在华盛顿的公寓离国会图书馆很近，步行十来分钟可到。我记得路上父亲给了我很多劝告，譬如说我需要奋斗，不要放弃目标。关于国家大事，父亲有一句话我一直没忘：只要中国不打仗，一定会强大起来，因为中国人聪明苦干！很遗憾，他一生真没有体验过几年的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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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住在家时深深感觉到父亲总是把他的时间排得很紧。五十年代后半期，我们搬到华盛顿西北区，离国会图书馆有一段路程；他每天一早上班，傍晚六点左右才回家。晚饭时我们总是用无线电听国际新闻，有了电视后看新闻。晚饭后他继续做他的编目工作一直到深夜。周末对他来说也不是休息日，而是多出两天的工作时间。他虽天性好客——我们也有时请客到家吃饭，但他不愿意客人坐得太久。客人离开后几分钟，他又恢复工作了。我想如果他不这样勤劳工作，也许可以得享高寿。

1921级、22级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学员与教员合影。

雷博士的大作是一个显微镜，把家父的一生放大，让我们观看他的交往。从这年谱巨作我们可以看到家父和国内的文化界、西方的汉学家的互动。当然家父的专长在图书馆界，可是这年谱也很鲜明地表现出家父的学术范围包括历史学、文学、图书馆学、博物馆学、经济学、国际关系学等不同领域。《长编》的重要优点之一就是它把众人与家父交往的信件全文附上，这让读者能够更好地了解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中外学术界的动态和联系。因涉及人物众多，恕我不能一一道来，只能略举知名人物：中国文化、学术界人士有蔡元培、梁启超、李石曾、顾维钧、张元济、陈垣、徐森玉、周诒春、胡适、李大钊、陶孟和、赵元任、陈源、蒋廷黻、李书华、陈受颐、任鸿隽、洪业、李济、傅斯年、罗家伦、郭廷以、裘开明、劳榦、杨联陞、方豪、何炳棣、陈祚龙、王伊同、赵万里、王重民、钱存训、蒋彝、刘麟生等；老一辈的西方汉学家则几乎全都与家父有较为密切的联系，譬如伯希和（Paul Pelliot）、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钢和泰（Alexander von Staël-Holstein）、斯文·赫定（Sven Hedin）、大维德爵士（Sir Percival David）、西门华德（Walter Simon）、富路德（Luther.C.Goodrich）、恒慕义（Arthur W.Hummel）、田清波（Antoine Mostaert）、费正清（John K.Fairbank）、卜德（Derk Bodde）、毕乃德（Knight Biggerstaff）、戴德华（George E.Taylor）、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颜复礼（Fritz Jäger）、福华德（Walter Fuchs）、卫德明（Hellmut Wilhelm）、傅吾康（Wolfgang Franke）、图齐（Giuseppe Tucci）、德礼贤（Pasquale M.D’ Elia）、噶邦福（John J.Gapanovich）等。

1928年6月1日，恒慕义致袁同礼英文信（底稿）。

1928年12月7日，蒋廷黻致袁同礼函。

1934年8月25日，袁同礼致恒慕义英文信（Photostat影照本）。

因为父亲1949年离开大陆，1965年就去世了，他又从没去过（我国）台湾，现在两岸的年轻学者很多都没听说过他。雷强博士的《长编》有力地填补了当前中国学术界的空白！

再过两年，2025年，父亲就过世六十年了，今年我也八十五岁了。我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够很快见到雷强博士的巨作出版。家父一辈子吃苦耐劳。1949年他来美国时已过半百。他一边要继续学术研究，一边又要养一家五口。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中美关系决裂，（我国）台湾政情又有白色恐怖，他只好在美国留下，最后在国会图书馆工作到退休，1965年刚退休不久就因病去世了。雷强博士能把家父一生的经历，尤其是1949年前的一段，以年谱的形式编出，让读者能够从图书馆的角度了解中国现代学术史、欧美汉学史的发展脉络，这不仅可以告慰家父，更有功于整个中外学术界。不过对我——他的小儿子，父亲宽厚平和、和蔼慈祥的面容永远照亮我的心胸。

2023年3月6日，新泽西州平原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