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记历史  砥砺前行

——写在中国遗传学重建45周年的日子里

冯永康（生命科学史研究者）

遗传学在中国，经历了一个“孕育—初创—曲折—重建”的长达100年筚路蓝缕的发展历程。

        1949年之前的中国，处于长时间的战乱状态。以陈桢、李汝祺、卢惠霖、李先闻、谈家桢、李景均等为代表的老一辈遗传学家，以自己的艰辛努力和执着追求，为现代遗传学在中国的创生和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1952—1956 年，由于苏联李森科错误学术思想的干扰与影响，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在中国受到了批判。1956年，在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方针指引下召开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纠正了把遗传学分成无产阶级科学和资产阶级科学的错误，纾解了积压在中国遗传学家心中的压力。特别在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召开之后，毛泽东多次专门接见谈家桢，鼓励他要“把中国遗传学搞上去”的谆谆话语，增添了中国遗传学家坚持真理、不断追求的勇气、智慧和力量。

1966年到1976年“文革”期间，遗传学也和其他自然科学学科一样遭到了批判。中国遗传学界几乎失去了与国际遗传学界的各种联系与学术交往。但处于艰难困境中的中国遗传学家克服重重困难，坚持进行着有限的遗传学教学和少量的遗传育种工作。

从1952年到1978年，在近三十年的坎坷与曲折中，在异常艰辛的条件下，中国遗传学家始终没有放弃对科学真理的执著追求，仍然秉持着坚定的科学信念，并以多种不同的方式，为中国遗传学的薪火相传不断蓄积能量，为中国遗传学在国际遗传学界争得一席之位，展现出中国遗传学家的独特智慧和精神风貌。更为重要的是，遗传学工作者培养和储备了一些遗传学专业的教学和研究人才。这些人才在高等院校、研究院所，以及工业、农业和医学等各个领域，通过更加艰苦、勤奋的工作，成为1978年以后中国遗传学重建和发展的中坚力量。

1978年，当科学的春风吹拂到中华大地时，面对着国际遗传学领域内的基因工程技术的产生和迅猛发展，以李汝祺、谈家桢为代表的中国老一辈遗传学家，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自己肩负责任的重大，他们重新集合并迅速组建遗传学队伍，以自己有限的人生，为中国遗传学的真正崛起和走向世界，开始了新时期的奋力拼搏。

 为了重建中国的遗传学，实现李先闻、谈家桢等老一辈遗传学家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就已立下的成立中国遗传学会的夙愿，1978年3月，李汝祺、祖德明、许运天、李继耕、吴鹤龄、钟志雄、邵启全、黄鸿枢、方宗熙、李竞雄、施履吉、鲍文奎、徐冠仁、童第周、谈家桢、奚元龄、胡含、薛禹谷、邓炎裳等19人，在北京召开了中国遗传学会发起人会议。会议推选了中国遗传学会筹备组成员，并向学术界发出了成立中国遗传学会倡议书。

1978年10月7日，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和筹备，中国遗传学会在南京正式宣布成立。来自全国各省区市的230名遗传学工作者会聚一堂，讨论通过了中国遗传学会章程，选举产生了以李汝祺为理事长，谈家桢、祖德明、金光祖、钟志雄、胡含、卢惠霖、沈善炯、奚元龄、方宗熙为副理事长，由70名代表全国各省区市（台湾省暂缺）的理事组成的第一届理事会，共商中国遗传学重建与发展的大事。李汝祺在成立大会 上，号召全国的遗传学工作者，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强团结，共同担负起重建和发展中国遗传学的重任。

        中国遗传学会的成立，是全国遗传学工作者盼望已久的大喜事， 是被称为在中国遗传学发展史上，真正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一次会议。

 在中国遗传学重建过程中，加快遗传学知识的普及和提高遗传学的教学水平，对中国遗传学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1978年开始，高等学校的遗传学教科书在编写上逐渐呈现出多版本、多类型，及时反映遗传学最新研究成果，加强实验研究方法和遗传学发展史的介绍等鲜明特点，为培养多方向的遗传学研究人才提供了基本保证。其中，在国内享有盛誉的遗传学教材当属刘祖洞、江绍慧编写的《遗传学》。该教科书至今仍被多数高等学校作为本科生的主要教科书和重要参考书广泛使用。1980年代以后毕业的遗传学工作者，很多都是读了刘祖洞编写的教科书走进了遗传学的研究领域。

   在中国遗传学的百年风雨兼程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变化发生在1984年。

是年，为纪念遗传学奠基人孟德尔逝世一百周年，中国遗传学会和各省区市的遗传学分会举行了规模空前的隆重的大型学术纪念活动，科学出版社为此专门出版了由中国遗传学会编辑的《孟德尔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文集》。

        在《孟德尔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文集》的开篇，便是谈家桢撰写的《纪念孟德尔逝世 一百周年》之重要文章。

谈家桢在《纪念孟德尔事实一百周年》的文章中，着重谈到了开展纪念孟德尔逝世一百周年活动有三个重要的目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把1950年代初期，李森科错误的学术思想曾经一度支配过我国的遗传学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以致严重地阻碍了我国遗传学发展的窘况，彻底纠正过来；把过去多年来被歪曲了的孟德尔的形象，彻底纠正过来。

谈家桢在该篇纪念文章中，还专门就苏联遗传学界已经发生的变化，谈到了值得我们瞩目的两点：（1）1965年，是孟德尔法则发表一百周年。捷克政府在布尔诺举行了隆重的国际性的纪念活动。苏联派出了比任何外国代表团人数都多的代表团出席了这次纪念活动。苏联采取这一举动就是无言地表明苏联将纠正过去的错误方向，重返国际遗传学界，致力于真正的遗传科学的发展。（2）1960年代中期到1984年短短的20年间，苏联已经组织起一支庞大的遗传学研究队伍，在分子生物学各个领域中积极地开展研究，并取得了相当的发展。

在该篇文章的最后，谈家桢重点谈道：“为了促进我国遗传学的发展，我们应该汲取各国的长处。”

弹指一挥，四十余年。几代遗传学人以其坚韧不拔的努力，使中国遗传学在遗传学研究的各个分支领域，已经进入国际遗传学界的主流，并逐渐稳步行进在国际前沿课题研究的发展阶段。

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也是一本最好的教科书！

简要回顾中国遗传学在20世纪的岁月中所经历的风风雨雨，缅怀与追述中国老一辈遗传学家“追求真理、严谨治学，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可贵精神，总结与反思中国遗传学百年发展历程中的经验与教训，是每一位生物学和农学等中国科学界的学人，应该静心研习的必修课程。

[本文原载《遗传学在中国的初创与曲折变迁》一书的“结语”（上海教育出版社，2022）。本次发布时，做了标题的更改和插图的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