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论诞生的历史背景和科学基础

实际上，古代人类就有过关于生物进化、物种可变的说法，那是一种非常朴素的认识，而且还是感性认识。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西方的自然科学在哥白尼“日心说”的鼓舞下，得到了迅速发展。这叫做以点带面，从中可见思想解放的力量。到17世纪末，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力学已逐渐从神学桎梏中解放出来，但是生物学仍然禁锢在旧的藩篱之内。

那些虔诚的信徒们说：“上帝才是真正的造物主，一切生物均为上帝所创造。”他们进一步强调说：“地球上的各种生物从造物主那里获得永恒不变的构造与功能，包括生活习性。”在他们的心目中，物种要么是神创，要么就是不变。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让生物学充当“神学的婢女”，生物学家的工作就是对《圣经》故事做一些注释。

当时已经有了一些物种变化的实验观察证据。毕竟证据不足，物种不变论就借势不可挡的宗教势力取得了一统天下的局面。有一个时期，物种不变学说成为“神创论”的重要支柱，牢牢统治着生物学界。当时的生物学界是一个敏感领域。任何新思想的出笼都要再三掂量。

从18世纪末开始，一批自然科学家先后提出了进化论思想。在达尔文之前，关于生物进化的问题已经有了若干解释。德国胚胎学家卡弗·沃尔弗(1733-1794年)在研究鸡组织器官形成过程时发现，动物器官的形成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从原始的胚胎到一只完整的小鸡，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变化。在此基础上，沃尔弗提出了物种渐变的假说，1759年，沃尔弗发表了《发生论》，在这本著作中，沃尔弗对物种不变的思想提出了质疑。

1778年，法国博物学家布丰在《自然史》中描述了生命的进化过程，提出各物种可能拥有共同的祖先，布封的论点和论述都是基于自己的感觉，而缺少实验根据。在写到有关生物进化的过程和原因时，其特点是思辨胜过事实，推测替代了观察。正因为如此，虽然他在书中也涉及到了进化思想，还是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1809年，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系统地阐述了生物进化的过程，拉马克的思想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用进废退”，另一个是“获得性遗传”，这两个法则成为支撑拉马克进化思想大厦的重要支点。拉马克的生物进化学说为日后科学的生物进化论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但拉马克在论述自己的主张时，主观推论成份依然十分浓厚。

德国自然哲学家奥肯(1779-1851年)认为，人是整个宇宙的缩影，是自然界发展的顶峰。奥肯还说，精神规律与自然规律有相似之处。表面看来，奥肯所说与进化论没有多少关联。但是，如果往深处看，奥肯是在更高层次上图解进化的历史，特别是从哲学层面看宇宙进化及人类思想的进化。奥肯的类比之妙就在于他的思想漂移在形似与神似之间。如何理解那就是个人的事了。

1827年，德裔俄国生物学家、人类学家和地理学家，比较胚胎学的创始人冯·贝尔(1792-1876年)发现了哺乳动物的卵，这可能是冯·贝尔一生中最伟大的贡献。冯·贝尔在其主要著作《动物发生史：观察与思考》中指出，所有脊椎动物的胚胎都有一定程度的相似，关系越近，相似程度越大。冯·贝尔说：“在发育过程中，门的特征最先出现，然后是纲、目、科、属、种的特征。”这就是胚胎学上著名的“贝尔法则”。冯·贝尔的生物进化思想都表现在、或隐含在《动物发生史：观察与思考》中，甚至还有相当明确的形式。

从1831年8月开始，达尔文乘“贝格尔号”战舰进行了历时5年多的环球航行，沿途采集了大量动植物标本和古生物化石，从中发现了许多物种演变的证据。返回英国后，他开始整理这些资料，并继续收集物种演变的证据。同时，他从拉马克的生物进化学说和英国地质学家赖尔的地质渐变学说中汲取营养，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进化思想。

与此同时，另一个英国生物学家华莱士（A.R. Wallace，1823-1913年）也在做着与达尔文类似的工作，并得出了近乎相同的结论。除此之外，对达尔文进化思想产生影响的还有法国动物学家圣提雷尔（E. Saint-Hilaire, 1772-1844年），英国博物学家兼诗人伊拉兹马斯·达尔文，这个人是著名生物学家、《物种起源》作者达尔文的祖父，德国植物学家卡尔·尼古拉·弗腊斯(1810-1875年)，俄国动物学家路里耶(1814-1858年)等。他们的工作共同推动了一种思想的传播，这就是进化论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