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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贤 亮:在 文 学 与 城 堡 之 间
杨天林(宁夏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宁夏银川)
一、从炼狱中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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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张贤亮刚刚高中毕业,18岁的他带着母亲和妹妹离开北京远赴宁夏,住在贺兰县一个叫京星的村子,那个地方就在黄河岸边。当时的说法是支援大西北,实际上是由于家庭出身不好或由于别的历史原因,在建设“新北京”的政治运动中被遣赶到了宁夏。那是1955年一个炎热的夏天。
一年后,由于甘肃省干部文化学校缺少教员,张贤亮就被安排到那里任教,当时,宁夏只是甘肃省的一个专区,干部文化学校就在今天银川市的北门附近。对张贤亮来说,虽然离开了首都北京,但宁夏乡村般纯朴的风光和清澈的蓝天足以让他忘记了所有的烦恼。
他在别人的歧视下过日子的情景已经成了历史的记忆,何况他又有了自己的工作,还是人民教师。他的新生活才刚刚开始,在一个全新的环境中,他对未来又充满了希望。这希望就藏在他为自己写的那些诗歌中。他一边教学,一边进行诗歌创作,到1957年,已发表诗歌60余首。
1957年7月,张贤亮在《延河》杂志上发表了《大风歌》。这首以重叠排比句开头的长诗揭示了作者昂扬的激情、生命的张力和对新生活的渴望。这是一首献给创造物质和文化的人的颂歌。诗一发表就给当时人们的心灵以冲撞,给人们的思想以深刻的启蒙,据一些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说,当时有大学生在教材的下面或书桌里放着一本刚印出不久的《延河》,有人还把《大风歌》工工整整地抄录在自己的本子里。
那时候,正是全国“反右运动”最激烈的时候。就在人们还没有从那首充满激情和生命力的抒情诗中缓过神来的时候,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严厉的批判文章《斥大风歌》,在当时,人民日报的权威性不容置疑,所以,《斥大风歌》就是充满神圣战斗力的批判号角。紧接着陕西日报发表了《这是一股什么风?》的批判文章,甘肃日报等报刊相继发表了一系列批判文章。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了批判《大风歌》的浪潮。
从那时起,命运注定要使这位未来的作家经受炼狱之苦,历史注定要使这位诗人的缪斯梦如陨星般幻灭。张贤亮因此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开除公职,押送劳动教养。
之后的22年,历史把他的人生中最宝贵的一段是这样分配的: 1957年被划为右派,1958年5月送入劳改农场劳动改造,1961年释放,押送到另一农场当工人,1963年被划为“现行反革命”,法院判管制三年,但在“社教运动”中又押送到劳改农场劳改,1968年释放后,旋即被“文革”专政,关押到1969年,1970年又遇“一打三反”运动,抓起来投放到监狱,1973年再次被释放。1979年9月彻底平反。至此,22年的“改造”生涯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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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跟他开了一个玩笑,因为这首叫做《大风歌》的诗,还因为他的家庭出身。这里先不去评说诗歌的艺术,在社会属性方面,《大风歌》没有任何问题,不信你亲自去看一下。他只不过是说了一些真话而已,但我们也不得不深思,如果讲真话就会带来厄运,那这个社会会有多么狂热和疯狂,且不说民主和法治。
苦难可以毁灭很多人,不一定是生命;苦难可以成就少数人,也可以是思想。张贤亮就是在经受了苦难的炼狱之后成就了自己的思想和坚毅性格的人。及至后来,这位从黑暗中爬过来的人成为一位卓越的小说家。他的那些优美的带有抒情色彩和哲理风格的文字就是从那苦难的汤里生长出来的。
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中,他肯定有过“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出自屈原的《离骚》),那是一种屈原式的哀叹。不仅哀他自己,也哀身边千千万万的人民,哀那个时代。但他没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清高,他始终就是底层民众中的一员。
因此,他的历史使命感是明确的,他在后来的一系列作品中对那些底层人物的内在美的深度挖掘,告诉我们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他对一个完善社会的不懈追求。在那个已经逝去的年代,这大概还有一些理想的成分在内。
张贤亮的人生告诉我们,苦难是弱者的坟墓,是强者走向成功之路的垫脚石。
二、他的作品就是为历史作证
宋人陈与义曾作词曰:“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出自陈与义的《临江仙·夜登小阁忆洛中旧游》)。800多年后,当张贤亮从横罹政治祸难20余年的边地找回自己时,也一定有过慷慨苍凉的悲歌,这就是他创作的带有伤痕痕迹的作品。对于饱经沧桑的张贤亮来说,他长期积淀于胸的那种像梦一样的心境,无疑潜在地影响着他的小说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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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垮台后,先是解放“文革”中被打倒的干部,平反“文革”中的冤假错案,接着是为“右派分子”及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迫害的人平反甄别。1978年底,在那个寒冷的冬天,终于在全国农村摘掉“地富反坏分子帽子”。这是遍及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使数以亿计的人改变命运的大事。就其规模、人口数量及解放的彻底性来说,超过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奴隶解放。
正是由于这一次解放,他们自身和他们的下一代,在中国社会的每一个领域都做出了卓越贡献,也成就了自己辉煌的事业和人生理想。在我们党的建设中,积极吸收他们加入,由此改变了我们党的知识、文化、年龄和专业结构,使我们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充满了朝气和活力。党内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充满了民主的气氛。
那时候,张贤亮虽然基本上不再受严格的管制,但还没有获得平反和解放,他已经看到了黎明的曙光,那曙光就在不远处向他招手。
他耐心地等待着,他也经常想,怎样才能引起高层的注意?当时,张贤亮认为自己对经济学、对马克思有一定的认识,就写了几篇这方面的文章加以阐述,投给了《红旗》杂志,他不知道《红旗》杂志是组稿的,不接受自由来稿。
一天,一个朋友提醒张贤亮,他对张贤亮说,中国没有政治经济学,不过是“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而已,你何不写一写文学作品,引起人们注意,好让你们农场尽快解决你的问题。一语惊醒梦中人。张贤亮及时改弦更张,一晚上写了一篇四千字的小说《四封信》,投寄给《朔方》(当时叫《宁夏文艺》),很快,这篇小说就以头条位置发表了。
宁夏的《朔方》杂志在张贤亮再次踏上文学之路起了关键作用。
紧接着,张贤亮在《朔方》连中三元,都是发表在头条位置。当时,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文联的领导同志多次在会议上提出给张贤亮落实政策。这引起了当时任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的陈冰同志的关注,在他的过问下,张贤亮才获得彻底平反。
在写这一段文字的时候,我们应该记住这些难忘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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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从劳改农场出来的张贤亮已过了不惑之年,他身上背着一个铺盖卷,左手提着一个热水瓶,右手提着一个纸箱子,箱子里装着他心爱的《资本论》,这是张贤亮最值钱的东西。
在一个新的时代,张贤亮开始书写自己的生命。也是在那个命运的转折关头,他开始在社会和历史的大时空范围内认真地思考了自己的命运,他把个人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及社会的发展联系了起来。
张贤亮以直接控诉林彪、“四人帮”的《四封信》重新走向文坛后,文学一直是他心目中最神圣的事业。之后的《四十三次快车》直接描绘“四五”天安门事件,以及后来的《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都是在历史和现实关照下的经典作品。
之后的短短几年间,张贤亮以《邢老汉和狗的故事》、《浪漫的黑炮》、《土牢情话》、《龙种》、《河的子孙》、《男人的风格》、《肖尔布拉克》等小说,回顾历史往事,抒发心底伤痕,展现心路历程,揭示人性光辉。在这些小说里,作者的激情和作品的诗情充溢其间,我在阅读他的作品时常常被这些东西所感染。他的小说还具有一种哲学的思辨风格。
总体来说,张贤亮的作品贴近时代脉搏,应合历史呼唤,绽放出了思想的光芒。在强烈的社会效应背后,却体现出了他对人生、对历史及对未来的全面思考,发出了“我的命运是和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的”这样的心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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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的张贤亮在自己面临厄运时,首先想到的不是要进行简单的控诉,而是要对自己的存在进行合理的构设。在《绿化树》中,他借章永璘的思考做出了这样的表述:“我所出身的这个阶级注定迟早要毁灭的。而我呢,不过是最后一个乌兑格人。我这样认识,心里就好受一点,并且还有一种被献在新时代的祭坛上的羔羊的悲壮感:我个人并没有什么错,但我身负着几代人的罪孽……我受苦受难的命运是不可摆脱的。”当这样去想时,他在那一瞬间就认为,自己真的是时代的羔羊了。
在当时,人的欲望、渴求是被扭曲了的,那是一种人性表达的痛苦,是一种心灵深处的痛苦。对它们的宣泄就是对现实的一种反抗。在中国的作家中,没有几个人能够像张贤亮那样坦诚而率直地揭示这些。
比如说饥饿。饥饿是一种比较容易获得体验的苦难。除去不分白天黑夜的劳动、揪斗外,张贤亮无法忘记的首先就是饥饿,这是渗入他头脑中最真实、最深刻的东西,或许可以说,张贤亮对饥饿的印象远远超过了对死亡的印象。
那时候,如果能多吃到半个稗子面馍馍,或能多喝半碗混合着青菜的稀粥,就是一天最幸福的事情,它甚至会成为一生难忘的记忆。在劳改队里,是一种求生的希望支撑着他,那是一种在古老土地上的最悲壮的行为。
在那个造就了张贤亮的年代,仿佛人们的感觉也在发生着变异。张贤亮在《我的菩提树》中说:“眼看着人一个个地在我的身边死亡的时候我还能放声歌唱”,“如果能让我吃饱,肯定我还会写出千百首颂诗”。但吃顿饱饭,在那个时代就是一个幻想。一顿饱饭,几棵黄萝卜,也许就是他全部的欢乐所在。
这不禁使我们对那个已经逝去的时代产生怀疑。肯定是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出了严重的问题。正如张贤亮所说:“如果饥饿还不能使人怀疑政治,那么这个人便是天生的奴隶。”(《习惯死亡》)
炼狱之苦并没有抑制他对美的渴望。这从他后来的作品中可以窥见。在他看来,植根于大地深处的自然的生命形式才是美的,才可以在人们的幻想中保存着一份纯真的记忆。这种自然的生命形式只有在那些明显保留着人类童年特征、原始而荒凉的地方才会有。
那是一种生命的感觉,是一种在感觉中可以把握的灵魂,是一种思想在风中的波动。
那种对生命的关注,表现了他对生命本体强烈执着的回归意识。在他的小说中,生命不仅是社会存在的象征,不仅是精神存在的象征,它同时也是一种自然存在的象征。
我们仿佛能听到,他的笔触拨动着往日的琴弦而发出的苍凉的声音,而奏出的重叠着人生况味的颂歌和哀歌。在他后来的作品中,你能强烈地被一种叫做“岁月感”的东西所感染。
只有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张贤亮、理解他后来的文学、他的创业历程、他的社会责任和忧患意识,以及由此而来的一切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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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贤亮在《习惯死亡》中曾说:“文学就是表现人类的幻想,而幻想就是对现实的反抗”。在这句充满睿智和哲理的表达背后,我却看到了他由于长期遭受精神和肉体的双重压抑和压迫而凝结于胸的痛苦。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想象,张贤亮并不轻易示人。他大概无法在心中抹去那长达20余年的政治苦难所带来的巨大的心理创伤。我猜想,只有在幻想中,他才能自由翱翔于生命的真境。
张贤亮在20余年漫长的政治监禁和迫害中承受了巨大的灵与肉的双重折磨,结果必然就酿成了他的对原初生命本能的悲剧性压抑。我认为,张贤亮小说创作的深层原因在于,它实际上是在一种遭致严酷的现实生存境遇和极左的政治文化象征的压抑下,伺机寻求释放和宣泄的途径,那是一种无意识本能欲望的表达。
面对压抑,不同的主体会做出不同的应对。压抑并非都引起反抗,它还可能导致屈从。屈从实际上是一种主动或被动的沉沦,而反抗则是对压抑的一种主动的超越。在精神分析学的意义上,所谓超越就是本能的升华,而沉沦则是本能的被动放弃或主动自毁。
人在这种压抑中诞生和死亡,历史在这种压抑中寻找着自己的出路。
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主体在心灵中创造艺术的瞬间本质上就是幻想的时刻,即超越压抑的时刻,也是本能欲望升华的时刻。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人都可以是诗人,因为他们都是不同程度上的幻想家。
在西方美学史上,弗洛伊德并不孤独。前有尼采,后有荣格,弗洛伊德式的梦幻写作理念既有渊源,也有传承。我不敢说张贤亮有意这么去做过,但他的生态环境造就了他的人生传奇,包括他的写作风格。在他的人生长卷中,很多看似随意的东西其实是有深刻的必然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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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了《绿化树》中那一首纯西北风格的民歌,在《绿化树》的开始,车把式海喜喜的民歌给章永璘的心灵带来了极强的震撼。
哎──
打马的鞭儿闪断了哟噢!
阿哥的肉呀,
走马的脚步儿乱了;
二阿哥出门三天了呀,
一天赶一天远呀──了!
哎──
扑灯的蛾儿上了天了哟噢!
阿哥的肉呀,
哈蟆蟆入了个地了,
前半夜想你没睡着呀!
后半夜想你个亮呀──了!
……
那时,他就觉得,“海喜喜土生土长的民歌旋律似乎给他注入了智利诗人聂鲁达所歌颂的那种北美拓荒者的沉郁和忧伤的旋律,那歌声、那山鹰、那广阔无限的苍凉的田野,那静静的连绵不绝的群山,那山的绵延就是有形的旋律……整个地在他的心中翻腾。”(《绿化树》)。
“可以说,没有一首歌曲使我如此感动。不仅仅是因为这种民歌的曲调揉和了中亚细亚的和东方古老音乐的某些特色,更在于它的粗犷,它的朴拙,它的苍凉,它的遒劲。……它全然是和这片辽阔而令人怆然的土地融合在一起的;它是这片土地,这片黄土高原的黄色土地唱出来的歌。……他的歌声唤起了这苍茫而美丽的土地的精灵,唤醒了在我胸中沉睡了多年的诗情。”(《绿化树》)
那跟着宇宙周期性旋转的天空,那孤独的山鹰从原野闪过的一瞬间,那被这歌声抚摸过的土路突然间让人觉得十分的亲切。民歌的生命力使每一个人都忘记了饥饿的感觉。在劳改农场那样一个地方,特别是像章永璘这样的人,他的一切欲望都要靠无穷的想象力来完成。这首民歌就更显示出它的巨大力量,这是一种来自生命底层的力量。
这种生命力凝聚着雄奇深沉、刚健洒脱、悲怆婉转的高原气质,注入到章永璘的孱弱病态的躯体里,就使他的性格和心灵获得了一种新质,使他的精神和思想获得了一次提升。
这就是自然的艺术。自然的艺术是至真至善的艺术,是具有视觉冲击力的艺术,是具有历史深度的艺术。我认为,艺术的深度也一定是灵魂的高度。
张贤亮对这一情景的感性描写,深刻地衬托出了西北民族民间文化的精魂。在一个生命力普遍受到压抑和摧残的地方,这首来自黄河岸边劳改农场的土路上的民歌是以审美的形态出现的,表现出最狂放不羁的生命力。这成为一个时代真实的一景。
在张贤亮的创作中,19世纪西方文化中的人道主义精神, 是他理解民族民间文化的思想基础。他在对那22年的社会反思中,既有思辨的哲学色彩,又有深刻的历史关照,从而使他的小说形成阔大深沉又富哲理的美学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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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贤亮的作品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孤帆远影”的飘逸景致,也听到了“大江东去”的豪放之音,也感受到了“窈窕淑女”的艳丽和丰润。张贤亮深知,一切人物形象的塑造必须基于它生存的土壤。否则,一切理想的追求就会蜕变为理念的说教。在他对梦中“洛神”的描写中,在他对理想与现实的把握中,真的是做到了“酌奇而不失其真,翫华而不坠其实”(出自(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辩骚》)了。
张贤亮曾说,他的作品中那些美好感人的妇女形象,都是他各种各样罗曼蒂克梦中的“洛神”。无论是《灵与肉》中的李秀芝,《土牢情话》中的女看守,还是《绿化树》中的马缨花,《肖尔布拉克》中的米脂姑娘和上海姑娘,尽管都带有各自的伤痕,却都散发着圣洁的光辉。
如果说弗洛伊德的俄底甫斯情结还是一个客观存在的话,那“洛神”情结更是一个普遍现象,它始终生活和生长在男人的世界。在张贤亮生活的劳改农场里,那就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向往了,因为那里是没有女人的。
这些“洛神”,和他始终隔着一条河,一条悬在梦里的河。在张贤亮的作品中,人的性爱本能让位于作为社会的人的思考,崇高的心灵执着地遏制着一己私利。他的小说中的人物不断地在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列宁所赞颂过的“未来式”的爱情中,闪耀着自身的历史光辉。
一方面,那个时代本身就赋予了她们的悲剧色彩,另一方面,她们凭借自身的柔韧力量不断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在艰苦贫瘠的土地上,在成就自己梦想的过程中培养起来的生命韧性和高洁精神令人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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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贤亮在他的审美理想追求上,继承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在他对那些“洛神”的颂歌中,表现了独特的艺术个性和审美情趣。在漫长的底层生活中,给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些来自劳动人民的温情、同情和怜悯,还有他们渗透在骨子里的粗犷和原始的东西。
她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美,是一种内美,甚至还是一种大美。这种美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文学作品表现的永恒主题。张贤亮的作品中除了那些端庄美丽、刚健婀娜相交织之外,还有另一种连绵不绝的感觉扑面而来。这种感觉是朦胧的,潜在的。在他的小说中,苍凉的意味与鼓舞的力量总是相生相随的。这种相生相随的整体美感是由作品中的许多人物关联在一起的。
《土牢情话》里的乔安萍说:“你们右派都是好人”,《灵与肉》里的李秀芝听丈夫说自己“在政治上获得了新生”,从今往后就和别人一样了时,毫不在乎的说:“啥子政治新生,在我的眼睛里你还是个你”,《绿化树》里的马缨花给章永璘说:“你倒挺像咱们的人”。这些话语即充满了温情,又散发着善意,它多么像一条流淌着爱的河流,沐浴着一个右派分子受伤的心灵。
她们仅凭一个底层劳动者直观和淳朴的是非观念和价值判断就洗刷掉了极左政治强加于知识分子身上的不白之冤,使他们在被社会抛弃的角落里、在蒙羞受难的生存环境下重新确立了自信和生存下去的勇气。来自底层劳动者的深挚的爱情、温情、无私的关怀和友善也使他们超越了动物般的生存,恢复了人的精神力量和人性的尊严。同时我们也懂得,社会的普遍善良也深深地藏在民间,藏在普通人民群众的心里。
还有爱情,虽然那是作者的幻想,但我们通过他的作品中对爱情的描写了解了宁夏这片土地上民风的特点和宗教的痕迹。
让我们看看《绿化树》中的片断。在《绿化树》中,马缨花的爱情誓言是:“就是钢刀把我头砍断,血身子还陪着你哩。”那是一种以个人的毁灭来证明爱之坚定的誓言,它带给人们的心灵一种怎样的震撼啊!我就感觉到,弥漫在其中的是一种强烈的宗教式的爱情,一种为爱情而可以殉情的烈女子形象直透纸面。
我想起了《乐府诗集·上邪》中的“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这也是一种爱情誓言,但它对爱之坚定的表达似乎不够,因为这样的表达是以自然灾变之类的外部条件证明其爱情之坚定。这可能与自然地理环境及民族气质有关。西部广袤的土地和生长于此的人民的血液里铸就了这种执着和包容一切的精神。
在《灵与肉》中,当李秀芝以一种辛酸的、近乎荒谬的形式与许灵均结合,就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和淳朴的爱情,牢牢地支配着自己和许灵均的命运。
她是个善良、乐观、勤快的女人。她的生活目标很简单,她的想法很单纯,有一间干打垒的黄泥小屋,有几只鸡或几只鸭,有一块地,她就能收获自己的理想。这就是她的世界,她的世界非常纯净。
她的脸上总是洋溢着“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笑靥,她那梦幻般甜蜜的催眠曲,冲淡了她命运中令人心酸的悲剧性,使她成为给自己的男人带来温暖和慰籍的幸福的星辰。那种劳动者的心灵和情操,那种劳动者自食其力的尊严感,都属于她和她所在的那个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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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底层劳动者粗犷原始的内心美、人情美、人性美和在他们身上所蕴含的民族民间文化,显示出了无限的诗意和诱人的魅力,也给他的身体以无比的温暖,给他的心灵以巨大的安慰。这一切给予了他超越自身局限的栖息地和自信心,也使那个时代所有和他一样的知识分子获得了新的生命。
他的作品自觉而深刻地揭示了底层劳动人民的喜怒哀乐,表达了他们的善良和温情,也深刻地体现了一个人道主义作家高尚的情怀、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良心。作为作家,张贤亮的意义远不止于这些。
《灵与肉》中,在许灵均将要被批斗示众的时候,几个牧马人借口转场保护了他,在他处于最艰难困苦的时候,他的婚姻、婚事也都是他们为他操办的。一口锅、几斤粮、几尺布票,每家五毛钱,他们就是这样给他凑出了安家基金,为他安了一个家。而他也“在他们身上闻到了马汗味,闻到了汗水饱满的青草味,闻到了浓烈的大自然的气息。他们给他带来那么熟悉的、亲切的感觉……” (《灵与肉》),他把这些永远当作一种特殊的温情,当作一种心灵的安慰深刻地保存在记忆中。
小说《肖尔布拉克》中,生活在新疆的陕北姑娘和上海知青,虽然气质、个性和文化修养都不一样,但都有一颗金子般善良的心和坚韧的力量。从她们朴素的语言、执着的信念和深沉的眼神中,透露出来的是一个平常的女性在艰苦的环境和严峻的命运面前表现出的坚忍不拔和勇气。在她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在逆境中开辟自己生路的伟大力量。这种力量凝聚着一个人的内心。
张贤亮笔下的这些性格迥异、经历不同的底层劳动妇女形象,即属艺术构思,又让人觉得生机盎然,似曾相识。这一个个从他的小说里走出来的女性形象,渗透着作家的感悟和直觉,映射着作家的观察力和对人的把握。
他不只是透过艺术的媒介去观察美,他也不满足于在田间、在锅碗瓢盆的声音中发现和研究这些女性,他是在对人性的深刻解剖中完成了这些劳动妇女的人物定型和人生归属。他用他的心去感受,用他的心去表现。他写出了她们真正的悲和欢、希望和失望、美德和微疵,他写出了传统,写出了理想,也写出了时代,写出了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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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曾经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如果将这一说法作为审美要求来衡量作家创作的话,张贤亮的很多作品正是体现了这样的审美要求。他将史家笔法搬入了小说,将诗歌式的激情贯注到了字里行间,他的作品具有历史的纵深感与现实的广阔性。
他在对历史纵深和现实生活多维层面的开拓中,将哲理与诗美熔于一炉,从哲理的高度,高屋建瓴地透视生活并将生活中的事物凝聚为准确的焦点,将诗化的情感宣泄于如水的行文中。特别是,他不仅以独特的感受关照过去,还以一双慧眼预测未来。
他成功地把诗歌的幻想情绪与哲学的思辨风格融合在了小说中,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令人神往的世界,犹如荒原里的一棵树,一个你永远也离不开的家。在历史的纵深感和艺术激情的融合方面,显示了张贤亮对现实生活进行审美和全方位关照的特征。
在张贤亮的心目中,文学肯定也是人学。文学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幻想的表达、压抑情绪的释放、视觉审美、文化涵养的提升、对人与社会的多层面的关注,等等。它们都能找到自己存在的空间,也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但我在张贤亮的作品里看到的是,他对人的把握超过了对物的研究,对社会的理解超过了对自然的关注。这是隐藏在他的作品背后的东西,或者就是他的作品直接告诉给我们的。
他描写了极左路线造成的巨大不幸,同时,他又通过主人公求生存的抗争和挣扎告诉人们,希望之光和理想之火就在不远处。
他的小说以题材的丰富多样、内容的深厚凝重、西部的荒原气息和表现历史及人性的深度震撼了中国文坛,他和那个时代的一些著名作家一起,首开“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和“反思文学”之先河。
他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一度吸引了读者和评论家的广泛关注,引发了当时最为激烈的争论。渗透在他的小说中的“饥饿心理学”和“性心理学”曾勇敢且深刻地触动了时代和社会的神经,成为我们认识那个时代极左政治路线和浓厚封建色彩专制下的社会历史的一面镜子。
他以对秉承着“五四”文化和文学传统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苦难命运的抒写和对他们负荷着时代痛苦而摸索前行的受难灵魂的剖析见长。自始至终,他都深切地呼唤着人的理性精神,通过对人生和社会现实的全方位的审视,表达了一种理想,反映了当代知识分子的心底祈盼和现实要求。
在外在的非人的生存处境和内在的精神崩溃所造成的灵与肉的双重煎熬中,知识分子走向自身存在的虚无及对自身文化构成的怀疑和批判,在他的作品中均有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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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时代,极左的政治路线并没有彻底泯灭劳动人民的良知和是非判断,他们以人性中的淳朴和良知作为判定是非善恶的起码尺度,丝毫不理会意识形态中的极左倾向。他们对那个时代很多自暴自弃、面临着精神崩溃的知识分子的拯救源于他们人性中圣洁的一面。
他们的生命存在是自然的,自然生命以其纯真、充满活力的形式成了审美关照的聚焦点,这种对自然生命的极力推崇,显然源于他对中国社会和沉积于其中的传统文化心理的深刻体验和认识,显示了一种深刻的历史意识。
在他的小说中,那些在文明社会被很多现代人所不容的愚昧、粗俗和落后,却被他转化成一种美的形态,得到了读者的认可和赞扬。那是一种源于生活和高于生活的表达。
他所赞颂的那些有着大自然般顽强意志的人们,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扭曲的时代生活在黄土地里的生命的美丽。从他们骚动不安的情绪中,从他们充满野性的生命力的张扬中,我们看到了一种生生不息、坚忍不拔的刚健之美。
张贤亮小说中为我们展现的这种生命形式,不仅使我们重温了人类自身的发展历程,也深化了我们对这种生命形式的认同感,它撼动着一个经验的世界。他对生命原型的处理,是一种实证式的,是未加修饰的,也承载着乡风民俗和地域文化的特色。
他的小说表现了人类对特殊时代人性萎弱的共同关注。他的历史原则和思想情感,使他在关注人的自然存在的同时,也能重视人的社会存在和精神存在。
一些优秀的小说特别突出了叙事的技巧、结构的裁剪、布局的设计和意境的营造,在艺术上它们毫无疑问为自己赢得了一席之地,也深刻地揭示了生活或灵魂的某一个细节。
对张贤亮来说,除此之外,他更着重于人物性格和思想在社会背景下的展示。一种粗犷的力量贯穿在他的小说中,一种生活的宏大场面展现在我们眼前,给我们以视觉的冲击力,给我们的大脑以时代和历史的启蒙,也在一定程度上让我们找到了人的经验判断在社会变化的那一瞬间是多么重要。
他对宏观的把握多于对细节的着墨,他对时代脉搏的领会多于对具体事物的感受,他对情感的关注多于对生活琐事的叙述,他对心路历程的描写往往建立在社会生活的深远背景之上。这与他的知识结构有关,与他的历史视野有关,也与他的忧患意识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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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汉代以来,士这个阶层一直是作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在承启社会的发展与变革,一个新时代的来临更是激起了他们政治意识的高扬与自觉,而张贤亮的出身背景及那个时代在他身上留下的记忆使得他在他的作品中就有这种强烈的表现欲望。
由于家庭的关系,张贤亮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和文化熏陶。他虽然生活在绝地之中,但他内心始终昂扬着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支撑着他在极端扭曲的时代铸造着生命的韧性。这种精神和韧性在经历了时间的打磨和炼狱之苦后愈加闪射出灿烂的光泽。
马克思曾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人身上反映着全部人类历史文化和文明的积淀,在于人具有创造性的智慧,具有多层次的丰富细腻的情感和作为生命个体的自我体验。
他的作品往往从知识分子人性的残破和被残害了的精神世界的层面来批判曾经横行在华夏大地上的极左政治的暴虐和荒谬,深刻地揭示了野蛮、血腥的“思想改造”和文化专制怎样摧毁了人类的文化和文明,使人变成了非人。我们从中看到的是一个极端扭曲的社会。
他总是把笔下的人物放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间,放在一个传统性、地域性及民间和宗教的多元参照、多元互补的文化空间里,在对他们的命运、性格、精神世界的揭示中去沉思一个民族的历史及其发展规律。
如果说美的虚假存在是喜剧的本质的话,张贤亮把悲剧性和喜剧性同时揉合在一个情节里则体现了一种水准。他的作品表达了一种真实的想法,浸透着自然和精神的崇高,也传达了积极乐观的情绪。他的美学范畴寄托着自己内心的期待,也开阔了当代作家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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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笔下的人物跟着黄河岸边的日月星辰而动,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与贺兰山一起在岁月的古道上定型。山体的皱纹里潜藏着历史的风尘,黄河水的泥沙中积淀着幻想的光芒。他早就有了一种旷达的态度,一种粗犷恢弘的气概,一种在思想的光芒处不失其真的率性和情韵。
在那里,生活感受和审美心理结构相辉映,思辨精神和理性主义风格互渗透。从他的笔下溢出的,是一个时代的生活,是一段历史的重要记录。
不论是他的作品,还是他这个人,都深刻地展示了积极探索人生的思想敏锐性,展示了他对生活整体美感的把握能力,展示了他统摄思维活动的总括性与产生思想的能力,展示了他丰富的联想能力及洞察幽微的预见能力。
在历史的层面上,张贤亮必将会显示出自己独特的存在价值和意义。他没有杜甫那种“四顾茫茫全是俗”的哀叹,他也没有鲁迅那种特立独行的清高。他的最优秀的品质,就是从来不鄙视平凡的人,不仅如此,在他的作品中,他们是真正具有生命力和可以信赖的。
他跟这片土地是真正地融合在了一起,他是真正地走进了人民的心里,他真正地把自己放在了一个蓝天里飘着白云的地方,才成为一个有突出的个性、有深刻的思想、抒发着生命的活力和张力,承载着一个时代深远背景的作家。
他的作品就是为历史作证。
那时候我们是多么熟悉他的作品啊,因为那是一个公众阅读的时代。
13
张贤亮长期生活的宁夏的地理环境、风貌和民俗,都是他获取创作灵感的重要源泉,那“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观,那“风吼沙嘶乱石飞”的凄清苍凉,那“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好景致,给他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历史就如黄河,邃古悠悠,几多沧桑。正如一句诗中所说,它“源出昆仓衍大流,玉关九转一壶收”,一个民族的摇篮就是这样造就的。它沿着祖先的思维曲线向前流儿流,流成一个美学的形体,流成一个思想的标符,流成一个瞬间的记忆。这就是历史,深沉又豁达,古老又新奇,有限又无边。
多少年来,他就走在黄河边,黄河一直在他身边流淌,那是我们的母亲河,母亲河上飘荡着历史的歌谣。它对张贤亮的人生和思想肯定有过深刻影响的,这种影响是不知不觉的,是潜意识的,或者就是直接的。
是宁夏这片土地,给张贤亮的艺术思想浇灌了塞上人家浓冽的勾人心魂的民族风情和习俗,同时,张贤亮通过他的作品又为宁夏这片土地注入了一种特殊的西部悲情与岁月苍桑。那裹着红头巾、只露出两汪秋水的马缨花们,那酿造过黄河绝恋的情人们,那塞上的沃土里长出的红高粱,都成为一个时代独特的一景。
张贤亮本身已经具有了地域的、民族的和时代的色彩,他的存在就是一种重要的文化标符。从他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地域跟文化的关系,看到了一个人思想和性格的形成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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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贤亮的作品是以宁夏深厚的文化为背景和根基的。他的人生苦乐都是在黄河两岸的那一大片土地上得以体验的,那里自古以来就是宁夏的黄金地段,是河套平原的丰饶之地,“天下黄河富宁夏,黄河文化汇宁夏”指的主要就是这里。
张贤亮以他的小说和散文,以他的社会实践和经济思想为宁夏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在历史上,没有哪一个人能像他那样,同时在多个领域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新锐思想和开拓事业的勇气而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使宁夏在当代中国的文化版图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他的事业成就了一个时代重要的风景,成为一部在时间的流逝中激动人心的史诗,也成为人们生活中有限的记忆。
文学是思维的艺术,自战国以来,文学就开始了它的风雨历程,它差不多和长城有同样悠久的历史。思维是随意的,想象是自由的,文学就在这随意和自由中诞生和成熟,如生命的绿色在遥远大陆的蔓延,如灿烂的星光在冥冥天宇里的穿行,如一粒种子在时光的流逝中对自己基因的记忆。
张贤亮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源于自然的语境,我在阅读中收获的是一种浑然自在的思想,是一种来自浑厚土地的声音,是一种面对自然亲情的感同身受,是一种对生命故事的认同。
故事不会结束。因为生命将会以另一种形式演绎。
三、站在历史的高度
1
历史的经验一再证明,当知识分子遭到厄运和毁灭时,这个国家和民族也就陷入灾难的漩涡中了,在中国,文革十年的厄运就是一个例子。除非没有亲身经历过,还有谁能说“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全民族的灾难呢?而且,那场灾难并不是从文革发生的那一天起才开始的,张贤亮22年的磨难使他对此深有体会。
“文化大革命”对每个亲历者来说都是一场灾难,灾难就意味着整个世界的毁灭和理想的幻灭,对张贤亮来说,那还不仅仅是他自己的灾难,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灾难,即使是纯粹个人的不幸,也值得所有人同情。“以人为本”、“关注民生”、“尊重每一个生命”的思想基础就在这里,文明社会的价值也体现在这里。
所以,我们必须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则,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就会充斥整个社会,就会渗透进年轻一代人的大脑,特别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它的直接后果就是使那些狂热的价值观、盲目的斗争情绪和荒谬的浮夸风及传统的个人崇拜重新控制人们的行为,甚至它还会借用某种所谓民主的形式。
2
从社会和文化的功能看,知识分子不仅是知识和文明的传承者,更应是思想和文化的创造者,他们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就是标杆的作用,所谓的“民族脊梁”就是他们集成的群体。
知识分子社会影响力的消长,是那个社会对知识尊重和对文化需求的晴雨表,毫无疑问,这跟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及政治体制有关,对知识分子来说,可怕的不是被某种阴影笼罩,而是缺乏走出阴影的勇气。
当人们反思历史的时候, 也受历史观的局限,特别是受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和社会意识的制约,一个时代的文化铸造了一代人的思想方法,决定了他们的思维和认识世界的视角,世界就在他的生命过程中展现和体验。
在理想的情况下,历史应是过去事情的真实记录,历史不应为了政治的需要而改变自己的面目,研究过去的历史,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历史的面目全非实际上是社会政治畸形发展的一面镜子。
我们一定要谨记,我们千万不要用那些听起来崇高、实际上虚伪的道德、信仰或所谓的主义绑架人生,它的邪恶之处就在于它很容易误导公众、愚弄淳朴、欺骗善良、强奸民意,最终诱使整个社会和国家机器走向极端和疯狂。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灭绝人性也淹没文化的时代,文化虚无主义纵向割断了和民族历史文化的联系,横向封闭了和世界文化的联系,闭关锁国的事情就发生在那时,夜郎自大的精神也在那时膨胀。
那种畸形的社会背景正好迎合了极左政治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信仰主义和教条主义的解释,狭隘的阶级论、精神高于一切或机械的程式化的东西就成为人们的必然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使人们对复杂的社会问题和价值判断采取非此即彼的简单态度。
重新归来后,那种知识者的反思、内省意识以及混杂着心底渴求和表达的欲望,通过记忆中的苦难历史,在他的作品中常常不由自主地将读者引领到一个渗透着感伤的诗意和幻想的激情、理性的思考和拥有几份神话性质的世界。
张贤亮以自己对生命和社会的理解、不竭的求索历程和昂扬的奋斗精神诠释了他对国家整体命运的关注以及对社会个体自我价值的重新确立,是非常具有时代色彩的。
20世纪80年代初,张贤亮就倡导作家首先应当是社会主义的改革者,这种改革实施的原动力,就是他对历史及社会发展的深刻认识,他以自己的经历告诉人们,历史是不应该被忘记的,忘记历史就意味着你不可能准确地把握未来。
3
他在艰难的环境中培养着生命的韧性,在极左思潮下凝视着右前方,在贫瘠的土地上创造着浪漫的细节,在河流的彼岸想象着命运的洛神,在乌云压境的日子里向往着太阳的光芒,在荒野大漠里铸造着生命的城堡。
我们的往圣心中的人生理想是:立德、立功和立言。那么,在我看来,张贤亮的作品就是立言,他创意、成功运作且泽被一方的镇北堡西部影城则是立功了。他的立功是建立在立言基础上的,是与立言互为表里的。他的立言和立功其核心体现的都是文化。
在我的印象中,张贤亮虽然在接受采访、发表演讲时充满激情,但生活中的张贤亮十分低调,他重实际,不喜欢形式,他思想敏锐、意识超前,对当前中国社会体制和运行机制方面明显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东西敢于直言不讳地提出自己的意见。他的很强的开拓能力赋予了他很多宝贵的品格,他是一个睿智的人,他比一般人站得更高,往往能高屋建瓴地看到问题的本质。
4
今天再读《大风歌》,我们很容易感受到张贤亮的超前意识,诗的副标题“献给在创造物质和文化的人”正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人,而且,张贤亮在诗中还提到了知识的重要性以及知识与经济建设的关系。这不是随便说说,这有诗为证,那可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作品啊。
当我读到诗中“任那戈壁滩上的烈日将我折磨/忍受深山莽林里的饥渴”时,我就想,张贤亮简直就是一个先知,他对自己的谶语是用优美的抒情长诗表达的。你要想知道那个时代的谎谬和没有理性,那你就站在历史的高度仔细阅读张贤亮的《大风歌》吧。
今天的人们不用再担心被政治的风暴牵动自己敏感的神经,市场经济的大潮在思想界和社会领域的影响有目共睹。知识和文化曾一度被一种力量挤向了边缘,那多半都是体制和机制严重错位的结果。
张贤亮的作品始终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他关注的是人,研究的是社会,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一个美好的明天,但他的作品又是唯美的产品,这就是我们要研究的一个重要现象。我想,对所有有志于文学事业的人来说,把美和善完整地结合在一起应是他们的至上追求。
今天,我们又常常进行着某种历史的回望、反省和思考,希望找到那些纠葛于历史与记忆之间的真实。
毕竟我们的终极使命不是以历史代替现实,让自己长久地徘徊在已逝的历史中,而是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成功地建立起一脉相承的血肉联系,防止某个时代的创造者因为捍卫自己的局部利益而走在荒谬的单行道上。
改革开放后,张贤亮仍然保持了这种超前意识,譬如下海运作文化产业,譬如新时期的一系列论说,从中都可见到他的思维的敏捷和意识的超前。他总是站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总是站在思想解放的最前沿,因为他说过,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
我们知道,在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中,文学做出了重要贡献,张贤亮是当时中国文学重要的启蒙作家之一,也是解放思想的积极参与者和倡导者,更是中国作家中勇闯禁区的标志性人物。
张贤亮身上所具有的那种“大风”精神,那种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对现在和未来的准确把握,那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与他的作品一样,与他的镇北堡西部影城一样,已经成为贺兰山下黄河岸边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那是1993年的春天,全国人大会议和全国政协会议正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有记者采访张贤亮关于文人下海的感受,张贤亮说,文人下海是文化人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社会定位,他的目光看着远方, 似乎在思考如何进一步清楚地表述自己的观点,他说,“从前,文学艺术为政治服务,而现在不同了,现在是市场经济。国家不把文化人当部队养, 文化人就面临着一个‘复员和瘦身’的问题。”要知道, 那是20余年前的事了。
仅从这一个例子,你就能体会他的思想的超前,要知道,直到今天,在我们国家,文化产业和文化体制改革才真正地驶入了快车道。实际上,关于他思想超前的例子还有很多,在他的小说中,在他参政议政的一系列言论中,在他的文化产业的实践中,在他的一系列演讲中,在他的各种版本的散文随笔中都能见到。他的《小说中国》《中国文人的另一种思路》《一切为了人的解放》等都体现了他的深刻思想、开放意识和始终站在改革最前沿的精神,他的言论和著作、他对政治的参与和一系列社会实践引领了改革开放的思潮。
这都需要一种品质,这种品质就是超越。我想,超越别人是一个梦想,也应该是一个努力的方向,但首先需要超越自己,只要勇于坚持,超越自己总是能够做到的。
5
说到张贤亮的改革精神和超前意识,让我们了解一下他是如何理解和运用马克思的《资本论》的。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艰险沿着崎岖小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马克思的这句话曾经鼓舞了多少人,特别是在拨乱反正、科学的春天刚刚到来的时候,这句话就是我们生活的座右铭,我们在这一精神的鼓舞下,认真完成学业、探求科学真理、展望美好明天。这段闪耀着思想光辉的文字就出自《资本论》。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著作之一,它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开始对人类的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迄今为止仍然在持续着。
《资本论》是一部鸿篇巨制,全书共分四卷,前三卷是理论部分,主要研究资本的运动,即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和资本的总过程、总形态,在这里,马克思实质上探讨了剩余价值的生产、流通和分配的过程,这三卷构成了一个以资本和剩余价值为核心的理论体系。第四卷是历史的批判部分,即《剩余价值论》。四卷《资本论》是具有内在联系的科学和艺术的整体,理论部分和学术史部分是紧密联系和互相补充的。
在张贤亮的作品中,《资本论》是反复出现的符号,在《绿化树》中,它成为引领知识者前行的精神象征,也是作品主人公章永璘反省、超越自己的精神动力源泉。它又与《圣经》、《古兰经》、《浮士德》等一起成为章永璘成就自己心灵世界和价值判断标准的基本构件。
同时,《资本论》也成为作家政治参与激情及在经济领域拓展个人生存空间的引导媒介,在《绿化树》中,那个大学讲师把《资本论》送给章永璘的时候,是作为强烈的政治符号来体现的,试图借此来反思人们的所作所为。
张贤亮的小说对《资本论》的解读显示出了他早期对商品经济和价值交换规律的特殊敏感,当主人公以困惑、虔敬的心情阅读《资本论》的第三章《货币或商品流通》时,他通过那些经典的文字分析了商品向货币的转化、马克思的资本家与工资劳动者关系的变形图景,以及货币的形式已发展到了世界货币还原为贵金属原来的条块形态。
而张贤亮当时生存的世界,土豆和黄萝卜,黄萝卜和稗子面馍馍还在进行着以物易物的交换,货币作为价值符号是极不可靠的,理论与现实差距是如此之大,都是因为一个时代的荒谬。
如果说张贤亮在写《绿化树》时对商品经济的表述还是谨慎的话,那么在他以后的文字里,这种观念的表述则越来越直接,也越来越贴近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属性。在1985年发表在《收获》杂志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主人公直接引述这样的话:“列宁说,试图完全禁止、堵塞一切私人的非国营的交换的发展,即商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发展,那就是愚蠢,那就是自杀。”
他借与马克思的对话对当时的中国经济发出了这样的评价:“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只有列宁一个人清醒而深刻地肯定过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不可逾越性。我们不能迁就由于极左思潮造成的恐惧心理和感情倾向。关于种种强加于资本主义头上的污蔑不实之词,现在是需要我们的理论工作者大力给予平反的时候了。给资本主义平反,将会使我们更好地解决我国当前政治、经济、法制改革中的种种实际问题”。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
我们在研究张贤亮时,不仅发现他的思想很超前,他的实践也很不同于一般。当他还戴着右派分子帽子的时候,就苦读《资本论》,一心研究政治经济学,最后却以小说著称于世。后来,正当他在著名作家的行列中顺风顺水时,却又向市场经济和文化产业拓展,成了中国作家中的首富。不说别的,这就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
著名作家蒋子龙把这叫做“张贤亮现象”。
这种现象在中国文坛上独一无二,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很少见的。
6
过去,我们往往赋予伟人太多的神话色彩,结果是把他们放在神坛上受罪,以至于我们自己和后来的人在走进他们的精神世界时,不知道他们是神还是人,这恰恰表现了我们对他们的不尊重,实际上也是对历史的不尊重。
对任何人而言,其历史局限性都是无法避免的,包括以思想的深刻而立命的人,包括以天下为己任的人。非科学、伪科学的及反自然属性的东西都会在人类进步的历程中碰到,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面对这些现象。
马克思本人也不可能集人类所有先进的思想和文化于一身,我们今天的社会发展和人文生态是马克思远远没有想到的,不仅包括物质方面,也包括政治、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领域。
在所有人类精神文明成果的汇集方面,中国共产党已经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当然也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因此,我们党提出,借鉴全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继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想正在给我们的社会带来很多有形的和无形的利益,我们正在全社会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以人为本、民主法治的和谐社会,这些都是我们党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们的市场经济社会,我们的法制社会,我们的民主政治,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和一切公益事业,包括我们党的自身建设等,都向着越来越科学的方向稳步推进。
看到这些成果,有深刻的忧患意识、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当了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张贤亮也和我们每一个参与改革和建设的人一样,他的欣慰是从心底发出来的。特别是他从一个荒谬的时代中走过,又亲自投身到了一个充满生命力和朝气的社会建设。
他的人生经历、智慧和社会实践决定了他比一般人看得更远,想得更深刻,他的思想中有一种历史的厚重,他对社会现象和未来发展的前瞻性认识不仅基于他的人生历练,基于他从客观实际出发的唯物史观,基于他敢说真话的事实求是的精神,也基于他的知识,以及由此汇集成的一切。
作为连续5届全国政协委员,张贤亮以作家的身份参政议政25年。他所提出来的很多建议都是从实际出发,他第一个提出要给拖欠民工(员工)工资的用人单位制定惩罚条款,第一个提出不能形成拖欠链,第一个提出发展职业教育要树立多途径成才的观念,第一个提出要培养技能型的劳动者,要根据毕业生家庭状况选择就业。在这一系列提案中,张贤亮思想的前瞻性有目共睹。他自己说他的意见不一定都是真知灼见,但他往往能看到事物的本质。
7
今天,当我们回望刚刚走过的脚步时,我们会真切地感受到,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发生了太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对我们来说不仅仅是两个时代之隔,简直就是两个世界之隔了。这样的情况在历史上、在世界上也是很少见的。
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发表时,中华民族的包容性、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就更值得我们欣慰,包容首先是肯定,是融合,是吸收和消化,也是在此基础上的创新。
我们应该珍惜已经取得的成绩,我们也应该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在一个理性的社会里,经济的发展应该有利于调动人的个性的发展,经济学应该符合自然规律本身,符合生产及经营过程中的科学规范和游戏规则。它可能涉及到以不同经济条件为基础的不同阶层。
每个阶层都有自身存在的合理依据和天然土壤,它们应互相尊重各自的存在,而不是以搞什么阶级对抗为目的,不是以对抗为幌子借助于某种充满饥渴和极端幻想的情绪图谋不轨,践踏人类社会普遍拥有的善良。否则,一个反自然属性、反人性、虚伪且极端扭曲的社会现象就会出现。如果是那样的话,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灾难就会到来,良好的社会秩序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建立起来。
对文化的包容需要一种宽容精神,我们的社会需要这种宽容精神,我们的生活圈子需要这种宽容精神,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培养这种宽容精神。包括对某一个人的宽容,对不同观点的宽容,对某个人的某种错误言论的宽容,甚至也包括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间内对历史惯性的宽容。但我们绝不应该宽容社会的腐败,宽容思想和体制的缺陷长期存在,宽容某种风行一时荡过每一寸土地的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眼看着它们荡过之后留下的是一片狼藉而无动于衷,我们的所作所为不能背离理性的严谨和科学的精神。
我们应该有属于自己的信仰,而不应该成为某种信仰的奴隶,不应该成为某种似是而非的思想和被幻想的色彩虚饰的某种主义的孝子贤孙。否则,作为极具精神象征的人类,我们还会在哪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希望呢?
创建一个文明、民主、法制的社会,使我们的社会运行规则和运行体系建立在科学发展的基础上。为了我们的下一代,使他们能够在一个和谐、宽松的环境里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这些都是非常紧迫的。其深远的意义和价值绝不是以牺牲环境和浪费资源为代价而创造的GDP增长率所能相提并论的。
因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谁也不可能超越于时间而无限久地守住自己的既得利益,真正有意义的人生都是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的,人民群众的素质也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提升的。
张贤亮在一篇散文中就说:“良好的国民素质是完善的法制社会、民主的社会制度与良好的文化生态培养出来的,而不是只有良好素质的国民才配享受这些。历史证明,专制制度只能产生大量的贪官污吏和暴民刁民。”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只遵循自己内心的指引。
8
站在历史的高度才能把握改革开放的思潮。说到改革开放的思潮,我们不得不承认,思潮总是和精英联系在一起的。精英总是少数,精英不可能混同于一般的老百姓,像他们那样,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其所思所想都是如何才能在有限的土地上多打一些粮食、或外出打工多挣一些钱养家糊口。
仔细想一想,这其实就是《人权宣言》中所谓的生存权的首要问题,是人权中最基本的和第一性的。对一个社会和国家权力来说,不是你给不给他们的问题,而是他们生来就自然赋予的,所谓的“天赋人权”的重要性就在这里。我们必须改变自己的思维定势,如果连这一点权力都需要别人施舍,那这个社会运作所构成的一切就是值得怀疑的。
在每一个社会和每一个时代,杰出人物所起的杰出作用都是毋庸置疑的,不仅是在政治领域,也不仅是在经济领域。真理未必就在多数人手里。解决一个根本的政治问题或进行深层次的社会改革也未必要从社会底层开始。重要的是,你必须为他们设计美好的明天,你必须为他们明天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这就是以天下为已任的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
在社会层面上,每个人的存在都具有双重属性,即他们是为社会活着还是为自己活着,这决定了他们在公与私两方面的矛盾和冲突。在公与私的天平上,每个人的表现与这个人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有关,与这个人的社会责任感有关,与这个人的知识和素质有关,也与这个人的人生经历有关。而在私下,每个人总是为自己考虑的多。这是一种客观现实。重要的是社会如何规范人们的行为,重要的是大家都应该遵守社会协调运行的游戏规则。
从这个角度看,“政府经营环境,企业经营市场,人民创造文化,法律全面监控”才是对社会资源的科学配置。只有社会资源的科学配置才能保证自然资源的合理配置,才能从本质上遏制社会腐败、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科学发展才能有最起码的保障,否则,这个社会就是畸形发展的。
9
我想起了北宋范中淹在《岳阳楼记》中的一段话:“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我们应该有这种精神。
我想,张贤亮以他的文字,以他的社会实践,也以他的人生际遇,重叠着古代先贤的脚印,将历史与未来,将理想与现实,也将一个作家的心路历程与特殊地域下的文化情结紧系在一起。张贤亮在不断的超越中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度。那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永远值得敬仰。我们应当遵循内心的选择。
四、北方天空下的那一座城堡
1
有一个地方因为张贤亮而获得了很大的声誉,成为人们必须要去的景点,它就是宁夏的镇北堡。
镇北堡在银川西北约30公里处的贺兰山脚下。镇北堡有两座古堡,右边一个叫明城,是明代的建筑,后来因为地震而坍塌,一直没有恢复;左边一个是清城,是清代的建筑,城墙虽在,但墙体却千疮百孔。两座城堡之间相隔200米,据说原来是明清时代的边防军营,辛亥革命后,成了破羊圈,城砖被附近的农民拆下盖房。“大跃进”时,还在这里大炼过钢铁。
在宁夏,像镇北堡这样的边防戎寨,明、清时代屯兵的兵营有四十多处,准确拥有地名的就有二十多处,如平吉堡、张良堡等。现存的比镇北堡规模更大、保存更为完整的还有四五处,如同心县的红城水古城,盐池县城所在地的盐池古城等。
多少年来,镇北堡一直以苍凉和颓废的样子消磨着自己的时光,堡子里有十几户人家,他们随太阳的节奏年复一年地劳作着,每天日出日落时分,如云朵一般的羊群静悄悄地进出。
里面有个小集镇,熙熙攘攘的人群穿梭在堡内,有人带来蔬菜和烟叶,有人带来鸡鸭和牛羊,还有人带来了黄萝卜和土豆,用最原始的以物易物的贸易方式进行交换。里面小小的集市上,以物易物的吆喝声随风飘逝着。
身边的贺兰山以它弥久历坚的形象衬托着镇北堡的每一个瞬间。它在宇宙的某个角落,在遥远的大地之腹,在北方的天光云影之间默默演绎着生命的故事,倾听着自然的絮语,也使每一个走进它的人在充满质感的声音里收拢自己的脚步。
1961年,张贤亮偶然发现了镇北堡这个地方,觉得它具有一种衰而不败的雄浑气势,在贺兰山脚下的莽莽大漠中,它的存在平添了黄土地的特殊魅力。20世纪80年代,张贤亮将镇北堡介绍给了中国电影界,从此,镇北堡与电影电视结下了不解之缘。
2
张贤亮是去那里买盐的,那一天,张贤亮穿过镇北堡北边的旷野,他看到的是一种植根于大陆腹地的一个古老的生命符号,他感受到的是一种悲壮的精神在遥远的天地之间的延伸。后来,他把镇北堡写进了他的小说《绿化树》里,因为镇北堡在他生活、劳动的南梁农场南面,所以在小说中他把这个荒凉的古堡叫做“镇南堡”。
走进之后,张贤亮才发现所谓的镇北堡其实就是两座古堡的废墟,孤独地耸立在一片荒滩之中,周围没有任何建筑物,连一棵树也没有。张贤亮感到很震撼,古堡虽已坍塌,但气势犹存,城墙上斑驳的累累伤痕更隐含着一种悲壮,他强烈地感受到了一股发自黄土地深处的顽强的生命力。
后来,他在《绿化树》中这样写道:“所谓集镇,不过是过去的牧主在草场上修建的一个土寨子,坐落在山脚下的一片卵石和沙砾中间,周围稀稀落落地长着些芨芨草。用黄土夯筑的土墙里,住着十来户人家,还没有我们一队的人多。土墙的大门早被拆去了,来往的人就从一个像豁牙般难看的洞口钻进钻出。但这里有个一间土房子的邮政代办所,一间土房子的信用社,一间土房子的商店,两间土房子的派出所,所以似乎也成了个政治经济的中心。今天逢集,人比平时多一些,倒也熙熙攘攘的,使我想起好莱坞所拍的中东影片,如《碧血黄沙》中的阿拉伯小集市的场景。”
在张贤亮写《绿化树》的时候,还没有对宁夏的古城堡做过深入研究,所以就误认为镇北堡是过去的牧主在草场上修建的一个土寨子了。
3
荒凉,在中国和世界各地俯拾皆是,但并非每一处荒凉都能卖钱,关键是你得赋予荒凉以历史、文化和艺术的内涵,将其转化为一种资源,进行富有创意的开发,才能实现它的价值。在追求价值的过程中,智慧和思想是非常重要的,将人文因素和文化品味注入在荒凉之中,就能提高它的附加值。
张贤亮以一个民营经济决策者的智慧,介入文化产业,将镇北堡这个古老的兵营废墟变成了中国著名的影城,国家AAAAA级旅游区,靠的就是文化人的创意和一个智者的思想,我们或许可以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和中国深厚的文化传承及他对未来社会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的总体把握中找到线索。
他说,影视城的两座废墟只有通过文化艺术的加工,才能够在旅游业上站住脚。来镇北堡西部影城拍摄影片的艺术家在他们的拍摄过程中借用的是文化载体和理念,他们的智慧与西北深厚的土地是结合在一起的,他们没有别人创造的高科技可以利用,全靠在古城堡上延伸出去的创意去拍摄已经远逝的风景,那是一种非常纯正的艺术。
当“文化产业”这一概念还没有在中国出现的时候,镇北堡西部影城已经在张贤亮的手中初现雏形,他所打造的西部影城是中国文化界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
因为他在一个既无自然风光,又非历史遗迹,更没有文化内涵的荒凉不毛之地,只投入了很少的资金,依凭艺术家的智慧和创意就打造出如此规模的人文景观,充分显示出了知识经济的作用。
在张贤亮看来,文化是一种力量,既是一种精神的力量,也是一种物质的力量,是一种助推经济发展的力量。
在经济思想方面,张贤亮的信条是,要实现个人在市场上的最大利益,必须把别人的需求放在第一位,所以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为人民服务的经济。
张贤亮凭着对市场经济的深刻理解,不靠任何高科技与雄厚资金,将西北地区遍地可见的土寨子,打造成蜚声中外的镇北堡西部影城,把一片荒凉绝地变成了凡是来宁夏的人都想去看一看的著名景点,以最小的投资建成了“东方好莱坞”,正如媒体所说,他出卖的就是荒凉。
4
镇北堡西部影城是宁夏文化产业的一张名片。这张名片是张贤亮领着一帮农民工兄弟亲手打造的,因为别人没有这样尝试过,这种现象就显得弥足珍贵。
有多少电影电视明星的故事与镇北堡有关。镇北堡成就了他们,镇北堡也因为他们的成就迎来了自己的辉煌。
2004年,银川市就因为镇北堡西部影城的广泛影响,才在众多竞争的城市中赢得了全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的举办权。
在宁夏,在镇北堡西部影城,当你对张贤亮有了更深层的理解之后,你也许会想,在这么一个多元化的时代,有这样一个人在他已经过了不惑之年后的三十多年里从零开始,竟然创造了一种令世人瞩目的现象,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文化经济效应。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一个奇迹。
因为三十多年前,他还一贫如洗,他甚至还连一个家都没有;因为二十余年前,他才开始下海经商,他以78万元的投资开始创业,到今天已经拥有数以亿元的有形资产。
就“变废墟为文化载体,化腐朽为神圣奇迹,点黄土为金色童话”来说,张贤亮确实创造了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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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稍稍回顾一下历史。1981年,当中国的第五代导演张军钊带着当时还没有名气的摄影师张艺谋来到宁夏取镜时,张贤亮把剧组带到了荒凉的镇北堡。《一个和八个》是镇北堡与中国影视的第一次触电,这次触电的火花造就了张艺谋脱颖而出,第五代导演的开山之作就此确立。同年,由谢晋执导的《牧马人》是张贤亮文学作品的首次“触电”,这是一部第一次被公认为中国新时期的经典影片。古朴苍凉的镇北堡为《牧马人》成功表现淳朴民风、民情提供了绝佳的艺术“舞台”。一亿八千万人观看影片的票房记录让中国人记住了《牧马人》和张贤亮,也通过张贤亮知道了遥远的宁夏。
此时的镇北堡却依然默默无闻。真正的转折发生在6年之后。当张艺谋执导自己的第一部影片《红高梁》时,他的目光再也绕不开那充满羊粪味、极具艺术性质的镇北堡了。后来,当张艺谋捧起第38届西柏林电影节金熊奖时,巩俐、姜文也迅速从古堡中崛起,三人成为中国第一代走向世界的电影人。《红高粱》的成功拍摄开启了张艺谋日后众多国际奖项的大门。
我们知道,蝴蝶是从毛毛虫蜕变来的。当巩俐被评为“20世纪最美丽的东方女性”后,张贤亮在镇北堡写下了“世界上最美丽的蝴蝶从这里飞起来”这句话。在这一年,仅仅只是《红高粱》的一点点余热,影片中的月亮门、奶奶的新房让镇北堡昔日的荒野土堡第一次被世人注目。
《红高粱》的成功拍摄,第五代导演的领军人物张艺谋从影视城的发轫,以及后来在这里拍摄的影片连续获得多项大奖,“金鸡”最佳摄影奖和最佳男主角奖等,坚定了张贤亮要将镇北堡改造成为影视基地的信心。张贤亮相信,影视城的黄金时代到来了。
尽管葛优在八十年代已经以《顽主》名噪中国影视界,但真正把葛优带到国际舞台上的影片却是拍摄于镇北堡西部影城的《黄河谣》。这部由著名导演腾文冀执导的影片后来获得了西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影片中的“铁匠营”留在了影视城,而葛优却走向了世界。自此之后,葛优的戏路也越走越宽,最终成为中国一代“影帝”。名不见经传的巍子也随着《黄河谣》的展播,被广大影迷所熟知,成为活跃于中国影坛的男影星。在中国导演的目光中,镇北堡西部影城越来越具有魅力,是一个他们每时每刻都会想起的拍摄圣地,这多半都是因为它的苍凉和古老。一时间,这里成为以拍摄武林侠客、西部土匪为背景的最佳拍摄地。
1993年,以讲述西北土匪故事为背景的《五魁》再次将拍摄地点放在了镇北堡西部影城,那浓郁的民风、民俗和古老的西北集镇吸引了欧洲人的目光,同时也将荷兰鹿特丹电影节大奖留在了中国。同年,擅长前卫艺术的导演王家卫将张国荣、张曼玉等港台明星带到镇北堡西部影城,在这里拍摄的影片《东邪西毒》获得威尼斯电影节最佳摄影奖。
恐怕很难有人说得清影片《大话西游》美在何处,但这部片子在中国网络上的影响力绝不亚于微软的视窗软件。《大话西游》中那种创作的随意性也开创了中国电影的无厘头时代。那个被现实感情与神间道义所困扰着的孙大圣,从“清城”堡下渐行渐远的画面成为定格于中国影迷心中的经典镜头。更多的年轻人不仅喜欢上了《大话西游》,同时也对镇北堡西部影城的神秘充满了向往。
1993年,镇北堡西部影城正式挂牌成立,张贤亮的文学作品《邢老汉与狗的故事》也是这一年被改编成电影并在这里拍摄的。为此,张贤亮请来了著名导演谢晋捧场。当时的新闻炒作盛况空前。镇北堡西部影城借这次拍摄被中国大大小小的媒体大肆宣传,紧接着,更多的剧组纷至沓来。陈凯歌、谢添、黄建新、周星驰,林青霞、斯琴高娃等国内外知名导演和影星光顾了这里,七十多部影视剧在此取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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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镇北堡采访的那天,阳光灿烂,春风拂面,白云飘逝,在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几个大字。
自镇北堡西部影城1993年9月开业以来,这里已经拍摄了《牧马人》、《红高粱》、《黄河谣》、《黄河绝恋》、《老人与狗》、《大话西游》、《新龙门客栈》等70多部著名影视剧。
因为与电影业打交道多了,张贤亮对中国电影业的发展前景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应当抓住国家在体制机制向越来越科学的方向转变的宽松环境和有利条件,把电影业当作一种文化产业来办。
到镇北堡西部影城拍摄的每部影片都会留下一些由摄制组搭建的场景,它们自然和镇北堡那古朴、浑厚、苍凉的原生态景观相谐调,那些都是电影美工师精心设计的艺术造型,这些艺术造型不是古代建筑物的再现,它们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生活气息。
电影拍摄人员走了以后,张贤亮就领着他的农民工兄弟们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加工,当然,这不仅是简单的制作和加固,而是在剧组搭制的场景中融入了更多更深的文化内涵,譬如张艺谋的《红高粱》里有处“酒作坊”,他们在加固完善的同时,就在里面展示出古代烧酒工艺的整个流程;腾文骥的《黄河谣》留下了一座“铁匠营”,他们就在那里再现了古代打铁的工艺;由陈红、马景涛主演的香港电视连续剧《新龙门客栈》有处“赌坊”,他们就搜集了所能收购到的中国古代赌具在里面集中展出。
一个高智力的运作开始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荒凉的土城堡显示了财富的价值,张贤亮把剧组留下来的任何点点滴滴,包括场景、道具、演员行头、明星轶事都变为资源加以利用,并迅速成为资本,游客们把玩着演员们用过的东西或在模仿秀中虚拟着从现实到梦想的飞跃。
这些无形的价值使镇北堡西部影城的一街一巷、一石一景、甚至一草一木都成为了文化和艺术的载体,每年吸引着30多万游客前来观光旅游。张贤亮改变了土城堡,同样也改变了曾在这个城堡中世世代代生活着的人。那些曾经生活在影视城的村姑和小伙子在张贤亮点石成金的手下,也被培养成了优秀的导游。
这里的每一处变化都浸透着张贤亮的前瞻性和严谨的思想,对于那些出价高却有可能破坏影视城整体风貌的意向拍摄者,他总是婉言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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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把荒凉推向辉煌,产生文化卖点的效应,张贤亮在古堡里写下了这样的广告词:“镇北堡西部影城在中国众多的影视城中以古朴、原始、粗犷、荒凉为特色,在此拍摄的影片之多、升起的明星之多,获国际、国内的影视大奖之多,皆为中国各影视城之冠,故被誉为‘中国一绝’。”
当你了解了这些背景,你就知道“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的真实内涵了,在他那里,文化艺术就是生产力,创意越好、文化艺术含量越高的商品,它的价值也就越大。
把生活的感受变成优雅的文字是一种创造,把心中的梦想变成永恒的家园是一种创造,把文化变成产业也是一种创造。这些创造都是值得人们敬重的。
但张贤亮把它们结合得非常好,他懂得文化产业中产品结构的有效组合,他深刻地理解了一种东西的文化符号和意义。哪怕在别人看来几乎是一个没有任何用处的东西,在他手中都能打造成心灵的标符,都能赋予其魅人的形态和文化的韵味,他具有点石成金的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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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人们沉醉在美好梦想中时,张贤亮却认为,影视城已经是夕阳产业了,受美国影片《星球大战》和《侏罗纪公园》的启发,他相信,随着计算机模拟和图像信号处理技术的发展,电影电视所需的场景将越来越多地采用电脑制作,未来的影片将不是拍摄出来的,而是制作出来的,影视城也将逐渐丧失其为电影电视提供拍摄场地的功能。
所以,在2005年,他及时做出重要调整,要将镇北堡西部影城从一个影视剧的拍摄基地向中国北方古代小城镇化主题公园转型,这就是张贤亮的前瞻性,这就是张贤亮的文化创意和智慧。
他的主导思想是,让人们在漫步中穿越时光隧道,在品味中增长历史知识,在欣赏中体验古人生活。从那之后,镇北堡西部影城正在向中国北方古代民俗文化小镇的方向转变,这一转变或许是历史性的。必将会成为张贤亮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里程碑。
具有前瞻性、思维超前的张贤亮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古董收藏,由于出手早,他才能花较低的价钱从山西、陕西、北京、山东各地搜集来许多明清时代的老家具、老门窗、老雕刻、老戏台、老私塾、老的烧酒器具、织布工具,等等,才使他的镇北堡西部影城内充满了真正的古董,也为未来中国北方古代小镇的打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他不仅搜集保存了许多物质文化遗产,还把诸如拉洋片、皮影戏、旧式婚礼以及各式各样古代制造业的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聚集在这里,使这里也成为中国古代北方民俗文化博物馆。难怪当年的文化部长孙家正说这里“真好玩”。我就想,能“玩”出奇迹的人就可以称之为玩家。
目前,在中国现代化、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大量中华传统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正在流失,镇北堡西部影城更有责任将它们收集起来,展示给远道而来的客人,展示在古老的天地之间,使每一个到过这里的人在穿越这一时光隧道时,看到的却是已经消逝了的过去。
在张贤亮的心目中,未来的这个以中国北方古代小城镇民俗风情为主题的文化大观园展示的将是中国古代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它将和西夏王陵一样永远矗立在中国的西部。
在这里,游客不仅可以看,也可以亲自操练,想织一段布也行,想操作赶毡也行,想酿一杯农家酒也行,想体验一次石器时代的生活,用石碾子碾米也行,甚至想披盔带甲、体验一次当古代将军的滋味也行。
这就是镇北堡,它融和了历史和文化,它带你穿越了时光的隧道进入到了一个古老而文化底韵十足的从前。这就是艺术,这就是文化,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家其实就是历史老人,而在岁月的流逝中被自然之手雕琢出来的东西,具有一种至高无上的境界和内涵。
他被中国收藏界评为“2007年十大收藏家之一”,他在90年代中期搜集的大量精美的古旧建筑构件和古董家具的价值不断上涨,这些古董也彰显着文化的深厚底蕴,凡到这里来参观的人,细细地品味一遍这些收藏,也就等于上了一堂历史和传统文化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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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自治区党委、政府十分重视发展宁夏的文化、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宁夏的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在这一大背景下也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张贤亮在这个过程中以自己的智慧和实践完善着一个具有光荣和梦想色彩的事业,由此,他又有“宁夏之宝”,中国文坛上的一宝、一绝的称誉。
离开镇北堡的时候,我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世界的道路是通向镇北堡的,它不仅连接着过去和现在,也必将紧系着未来。
是宁夏这片土地成全了他的文化世界,是他的文学才华和经济思想帮助他缔造了他的文化产业公园,是他的文化产业公园为宁夏旅游业的发展增添了靓丽的色彩,张贤亮的人生价值也由此得以体现。
他在荒野大漠深处缔造着冬天的神话,他在文化产业公园里演绎着人生的传奇。命运给了他这片土地,也注定他要在此付出全部的生命,并终生牢牢地牵系于此,没有遗憾,也无怨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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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面的世界越来越现代,镇北堡里面却越来越古旧,古旧的让你想起了那些遥远的往事,想起了黄河岸边古老的石磨旁如歌谣一样的声音,有一群人在大地之腹演绎着祖先的梦想,还有那些盛开在荒野中的马缨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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