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名人与黄河文化

——《宁夏的名片》访谈录

王晓静（以下简称王）：“宁夏出了个张贤亮”，当初著名评论家阎纲说，宁夏文坛开始了人才辈出的新时期，其显著标志便是“宁夏出了个张贤亮”，你在《宁夏的名片》（注：发表在《朔方》2010年第12期）一开始，就把我们带到了3万年前的水洞沟，为什么要从水洞沟遗址写起？

杨天林（以下简称杨）：因为水洞沟是宁夏最重要的文化遗址，也是宁夏最悠久的历史源头，我是想把张贤亮放在历史的大时空背景下进行关照来引出课题。众所周知，张贤亮不是一般的文化名人，他在宁夏乃至中国的影响是全方位多层次的。他不仅仅是一个作家，他也是一个取得卓越成就的企业家，他还是一个在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公民。他的人生轨迹浓缩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他也亲自见证了我们的社会在各个领域发生的巨大变化。

在当代中国，既写作、又经营着一个企业、同时又广泛参与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的作家非常少，而且在这三个方面同时做出显著成绩的就更加难觅。在这三个方面，张贤亮所取得的成绩，哪一项都足以让人钦佩。你只要想一想，你在这其中的某个方面取得了多大成就，你就知道张贤亮的重要性了。

王：在宁夏就更不用说了，自古至今，在宁夏的历史上，像张贤亮这样的文化名人更是少之又少，可以说很稀缺，属于稀缺资源。即使把宁夏的历史拉长到一万年，一万年来，能有几个像张贤亮这样在多个领域取得重要成就的文化名人？

杨：确实没有。同时，我那篇特稿的题目是《宁夏的名片》，更具体的标题是：张贤亮与宁夏文化。对张贤亮来说，这样的题目当然首先跟文学有关，但对宁夏来说，就更应该与文化有关，那篇特稿是宁夏回族自治区重大文化精品创作工程项目，我把更多的内容放在文化层面，以此考察张贤亮在文化方面的影响。现在一般人都知道，在宁夏，除了水洞沟文化外，还有贺兰山岩画文化、长城文化、西夏文化、大漠黄河文化、塞上江南文化、丝绸之路文化、伊斯兰民俗文化及当代的文化建设工程。这就是宁夏文化的内涵。

从历史的角度看，张贤亮的人生既受这些文化影响，又是在此基础上生成的新的文化之树。当然，那应该是一棵耀眼的大树。有时候，这样的大树几百年也很难出现一棵的。他独立于塞外荒漠，扎根在黄河两岸，闪耀着独特的文化光辉。所以，我就想，我们应该像呵护千年古树那样呵护这棵文化大树，以此在全社会形成热爱文化、亲近文化和创造文化的氛围。因为只有全民参与的热情，文化建设才能够落到实处，文化之树才更加郁郁葱葱。

张贤亮真真实实地生活在这里，生活在我们身边。从青年时代起，他所有的人生故事都跟这块土地有关，而这种关系最重要的却体现在文化方面。仔细想想，历史是有选择的，决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够走进历史的。问题的关键是，不是你去选择历史，而是在时间的大浪淘沙中历史会不会选择你？我相信，张贤亮是能够经得起这种选择的。试想，在以后可以想象的时间段内，还有谁能够做到这一点。

王：很难。

杨：他不但出现了，而且还担当着一份历史责任。他的存在必定会打上特定的地理环境因素与人文环境因素的烙印。他的人生经历跨越了中国社会最让人难忘、也最应该令人反思的历史阶段，《宁夏的名片》就是从历史当中寻找这棵大树出现的偶然性和必然性以及在宁夏这块土地上繁荣至今的渊源，同时也在历史文化与当代文化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王：看得出你是在用历史学家的眼光评判个体，给个体的定位也是尽量客观的。根据你对张贤亮的了解，你认为是哪些因素决定了他今天的成就？

杨：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有三个重要因素必须要考虑，第一个是家庭的影响，他的爷爷和父亲均在美国哈佛大学留过学，毫无疑问，张贤亮出身书香门第，这样的家庭背景就给他提供了很好的启蒙教育，他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就更深一些。他的童年虽然不像今天的那些孩子参加那么多家教和辅导班，但他家的文化氛围就足以熏陶出一个少年天才。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理解和掌握也不是一般同龄人所能比的。听他讲话，很多古代的文献典籍能够信手拈来，这就不是一般的造诣了。另外，20世纪上半叶，他爷爷和父亲都曾经营过实业，或者说他是资本家出身。仅仅从经济的角度看，这样的家庭出身就足以提供他良好的受教育条件。当你看过很多名人传记，像关于梁启超的传记，关于钱钟书的传记，关于沈从文的传记，等等。你就会受到启发，这样的家庭出身跟一个人的成才有一种怎样的关系。当然，穷人家的孩子也能取得大成就，但那样的例子相对要少一些。

第二个是自身的勤奋和毅力。哪怕你没有见过他本人，你也不难从他的作品中感受。张贤亮青年时代就热爱文学，而且写了很多诗歌，也发表了不少。后来，当他因为《大风歌》被打成右派关进监狱的时候，仍然坚持看书学习，那时候很多有价值的书籍都被当成毒草而遭到禁封或焚烧，没有什么像样的书可看，但马克思的《资本论》是谁也不敢禁的。张贤亮一遍又一遍阅读的就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他不仅学，他也在思考。孔子的教导他一定牢记在心。也正是因为有了《资本论》的熏陶，他对后来我们国家的市场经济建设就特别敏感，不仅写了一些关于经济思想的文章，还亲自创办和成功运作了一个企业。

再从他的创作方面看，我仔细统计过，从1980年到1990年的10年间，是张贤亮创作收获最丰的10年，那10年里，他创作了多部（篇）足以影响中国文学进程、甚至影响中国社会进程的小说，如《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肖尔布拉克》《习惯死亡》等。创作灵感和旺盛的精力当然重要，但比这更加重要的就是勤奋和毅力。“从不言弃”是一种非常优秀的品格。他从来不放弃自己，不放弃自己的理想，甚至不放弃自己的梦想。因此他就不会沉沦下去。在张贤亮的身上，表现更多的是一种自信和豪放。他的小说虽然有悲情主义色彩，但他对未来充满了乐观主义情绪，他的身上弥漫着一种昂扬的精神。再后来，由于他有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同时又经营着一个企业，文学创作就少了些，但他仍然坚持写作，平均一年能出版一本书，包括小说、政论和很多散文随笔。可以想象，没有勤奋和毅力，这是很难做到的。

他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版的《张贤亮自选集》（注：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扉页上写过这样一段话：“在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经常使我吃惊的是：当我回顾过去，竟是一片空白，而展望未来，一切又都是在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之中。于是，时间只有‘现在’这个概念。不但是将来，即使是过去，都取决于现在的努力。”从中可见当时的张贤亮有多么清醒，他有一种强烈的时间紧迫感。

第三个因素是他的人生经历。他的经历是一般人所没有的。少年时代的张贤亮，可以说是生活衣食不愁、成长无忧无虑。高中毕业前，他在南京、重庆和北京三个地方生活过，这三个地方都是大城市，解放前，南京和重庆是国民政府的首都和陪都，解放后，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生活在这样的地方，他肯定见得多，见多必然识广。少年生活或许快乐，但很短暂。

1955年夏天， 18岁的张贤亮带着母亲和妹妹来到了宁夏，说是支援大西北，实际上是由于家庭出身和别的历史原因，被迁赶到了宁夏，有一些流放的意思。从此之后，张贤亮就在宁夏扎下了根。塞外的风景固然荒凉，但黄河两岸热情善良的人民接纳了他。他呼吸到了一缕清新的空气。

正如他在《中国文人的另一种思路》中所写的那样：“宁夏的自然和人情，对一向生活在大城市的我，完完全全弥补了失落感。况且，我在大城市也不过是一个既无业、‘出身成份’又不好的‘贱民’。宁夏的空阔、粗狂、奔放及原始的裸露美，竟使我不知不觉地喜欢上了它。”再后来，虽然张贤亮承受了22年的炼狱之重，但那是当时社会政治的错误，是国家机器枢纽中心运作程序的错误，一个时代就因为这样的错误而荒废了。但宁夏人民是无辜的。这就是非常重要的环境因素，是宁夏这块土地哺养和磨砺了张贤亮，也成就了张贤亮后来的人生。

王：你这么一说，我对张贤亮取得成就的主导因素有了进一步认识，能否再详尽地谈谈时代因素对他的影响？

杨：时代因素要从《大风歌》说起。1957年7月，张贤亮在《延河》杂志发表了长诗《大风歌》。这首诗一发表，就引起了社会的巨大反响。巨大反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人们争相传阅，特别是年轻人，因为当时的人们对社会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也对生活充满了很大的热情。但时隔不久，这首诗就引来了社会的广泛批判。当时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严厉的批判文章《斥大风歌》，紧接着，《陕西日报》发表了《这是一股什么风？》的批判文章，遂掀起了全国性的批判浪潮。从那时起，张贤亮才真正迎来了自己命运的转折点。之后的22年，他几乎没有什么人身自由。监狱和劳改农场就是他的家。也正是从那时起，命运注定要使这位未来的作家经受炼狱之苦，历史注定要使这位诗人的缪斯梦如陨星般幻灭。他的灵与肉必将要遭受苦难，受伤的不仅是他的筋骨，也包括精神和心灵；得到磨练的不仅是他的肉体，更是他的灵魂和思想。

王：你对苦难历程也作了诗意的解说，我能理解一个20岁左右、激情喷涌的年轻人，写一首长篇抒情诗无可厚非。我感兴趣的是《大风歌》到底是一首什么样的诗，能引起当时社会的如此关注？能引来主流媒体的如此批判？今天读《大风歌》还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杨：你不难从诗中体会作者昂扬的精神、奔放的激情、生命的张力和对新生活的渴望。我们常常评价唐诗宋词，用豪放型和婉约型等进行分类，张贤亮的这首《大风歌》就属于典型的豪放型。诗写得非常好，你想想，那是一个20岁的年轻人写的，你考察一下，今天很多20岁左右的年轻人的思想成熟了没有？对人生的目标选定了没有？

我建议对“张贤亮现象”感兴趣的人再去看看《大风歌》。即使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这首长诗仍然是精品。你再看看今天某些时髦大刊发表的那些诗歌，精雕细琢而缺乏思想，无病呻吟又浪费感情。

王：比较之后，你再给《大风歌》做一个冷静的定位吧。

杨：今天再读《大风歌》，如我在《宁夏的名片》中所写的那样，我看到的是一个青年人思想的奔放，是纯真的幻想随风飘来，是知识和力量在原野里的融合，我听到的是那澎湃的波浪和与浪涛搏击的声音，我感受到的是一个劳动者对于新时代的渴望。时隔半个世纪后，这首诗仍然充满了幻想的情绪和对新生活的热爱。当然，我们不能仅凭一首诗就预测一个人的未来，但我们现在是回望过去，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说，在《大风歌》里，已经隐隐约约地闪耀着张贤亮人生金色的光芒了。

另外，我还想说的是，《大风歌》使用的是中性的语言，你看不到任何有对抗当时社会的意思，不论是在意识形态还是在语言形式方面。所以，真正出问题的不是张贤亮，而是当时的社会。通过对历史的评判我们就会发现，在历史上，一旦社会形成一种惯性和趋势，引领人民走向疯狂，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有可能面临灾难。

王：理解《大风歌》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张贤亮的过去，对他改革开放30余年来社会在不断转型与变化中前进的轨迹也有了明晰的印象。如果对那个特定历史时期张贤亮的人生做阶段性概括，你认为怎样评价比较合适？

杨：他的那一段人生经历，正如阿·托尔斯泰所说的那样，是“在清水里泡过三次，在血水里浴过三次，在碱水里煮过三次”的，那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灾难，也是整个民族和国家的灾难，这种个人和整个民族混杂在一起的苦难经历在张贤亮的小说中虽有所诗化，但我们还是看到了一个时代的投影落在真实的土地上的那种记忆。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够深刻地体味那段历史的残酷和荒谬。所以，我们不应该忘记历史，不能让那些文过饰非的装饰淹没了历史的真实面目，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准确地把握当代和选择未来。

王：对张贤亮来说，那一段人生无疑是痛苦的，他那22年不是一般的艰难困苦，但他后来的作品却充满了诗意，作品中的男主角总是有爱相伴，作者的情感是如何在两者之间摆渡的？

杨：那22年，张贤亮还不是一般的“贱民”，他是一个被专政的对象，是那个时代所说的阶级敌人。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他还能有什么希望？更不要说自由、工作、参军、上学、提干、恋爱。在当时看来，他即使有明天，也一定是暗淡的。你说这是不是苦难？但世界上的事情都是辩证的。一个人，只有当他真正明白了这种辩证关系，他才能够冷静地面对现实，才能够淡然地对待一切。有一句话叫做：“苦难磨砺精神，思想成就未来。”在我看来，张贤亮是真正地做到了这一点。一个人能做到这一点，他就是伟大的，他就无愧于自己的时代和历史。

从他的作品中不难发现，炼狱之苦并没有抑制他对美的渴望。在张贤亮的内心深处，自然之美是美的最高境界，你看他的作品中有很多段落是描写他生活的土地的原始风光，描写黄河两岸的风土人情，描写塞外世界的天高地远。描写生活在这里的人民群众充满生命力的追求和向往。在他看来，植根于大地深处的自然的生命形式才是美的，才可以在人们的幻想中保存着一份纯真的记忆。这种自然的生命形式只有在那些明显保留着人类童年特征的、在原始而荒凉的地方才会有。那是一种生命的感觉，是一种在感觉中可以把握的灵魂，是一种思想在风中的波动。

阅读张贤亮的小说，有一种双脚被家乡的泥土沾湿的感觉，有一种回归自然的感觉，还有一种在绝望之境顽强地追求幸福的感觉。我常常在阅读中产生很多感慨，在那样的境遇下，作者的情感悄然游弋在理想和现实之间。

王：文学与社会是一种什么关系？仅仅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纠葛？

杨：大家都知道，文学不可能反映当时社会面貌的全部，但总可以折射出社会的某些层面。文学本身很少有意识形态上的倾向，它更多的是一种对理想主义的追求。有时候由于过于理想就不免坠落在幼稚的漩涡，变得不可信但又有某种诱惑力。文学对人的引导主要是精神方面的，它引导人们去实践一种高雅的生活，去寻找曾经被遗忘的伊甸园。

但张贤亮的小说却充满了现实主义色彩，尽管如此，还是有理想甚至梦想的成分存在。那些美丽而又善良的女主人公就是他为生活编制的梦想，是他在幻觉中为悲情世界找到的洛神，也是他从荒凉的边地为自己捡回的童话。这样的梦想和童话可以慰籍心灵，也寄托了作家对于生活的期盼和向往，是作家对人间真美的艺术挖掘，它最终通过广大读者而产生心灵共鸣。

王：我上大学时适逢“张贤亮热”，那个时代，静心阅读是一种非常好的享受和消遣。他的很多作品，像《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青春期》《习惯死亡》等，在当时引起了很多争议，有许多人在阅读和探讨。看得出《宁夏的名片》的重心部分还是落在作品研究上，你是理学博士、化学教授，为什么会选择研究张贤亮的作品？

杨：我也是文学爱好者，特别是因为我喜欢张贤亮的作品，认真阅读过他的各种文本。我也有过一个文学的梦想，在我身边，这种梦想的引路人就是张贤亮。对于张贤亮的作品，我是熟悉的。虽然谈不上系统，但也做过相当深入的思考和体察。更加重要的是，对于那个时代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我已有一定感性认识，虽然不可能生活在张贤亮的那个空间，但耳濡目染足以使我产生一种真切的感受。另外，我也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对这块土地不仅熟悉，也充满了热爱，寄予着厚望。我上大学的时候，张贤亮已经在中国文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我也常常通过文学作品来考察当时社会变化的某些轨迹，探究变化背后的深层原因。所以，研究张贤亮的思想、情感和人生，他的一系列作品就是首先要考察的对象。

王：有一个疑问想要请教。记得《绿化树》中，马缨花的爱情誓言：“就是钢刀把我头砍断，血身子还陪着你哩。”那是一种以个人的毁灭来证明爱之坚定的誓言，它带给人们的心灵一种强烈的震撼！著名评论家高嵩先生认为，马缨花的爱恋中带着乡风土俗，带着伊斯兰斑痕和中亚遗韵。说实话，我对高嵩先生和你在文中的诠释持怀疑态度，你会有点惊讶吗？我认为这是一厢情愿的情感。神化了情感，是一种一元观念的产物。不知对你有没有新的启发？

杨：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今天的思想和观念势必会与那个时代有很大的疏离感，我不完全赞同，但也不反对。不过张贤亮在《习惯死亡》中说：“文学是表现人类的幻想，而幻想就是对现实的反抗”，这个疑问留给你自己去悟吧。

王：悟与不悟之间，我又想起张贤亮的小说《烦恼就是智慧》，如同佛经中所说：“烦恼即菩提，菩提即烦恼。”

杨：这同样是一部充满了智慧的小说。

王：我曾经认真拜读过你的作品，像《远去的文明》《游牧宁夏》《史前生命》《文明的历程》等。我发现，《宁夏的名片》与你的史学写作风格相一致，总是把个人放在历史的长河中来衡量，并给予自然定位。在《宁夏的名片》中，除了看到张贤亮的人生轨迹外，更多地感受到了他的精神和思想的变化与时代同步甚至超前的倾向。你写这篇文章是不是基于你的历史感受和对文化的领悟？

杨：历史记载就应该趋于写实，《史记》有先例。作为一个后来者，我们有太多需要学习的东西，也应该在学习和借鉴中形成自己的风格。我的总体感觉是，张贤亮的小说，贴近时代脉搏，应合历史呼唤，绽放出了思想的光芒。在强烈的社会效应背后，体现出了他对社会、对人生、对历史及对未来的全面思考。正因为这样，他的小说就不是一般的文学作品，在他的小说中，有哲学的思辨风格，有冷静的历史观点，有诗化的语言描述，有幻想的至上境界。

那22年，他绝对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所以，他的小说反映的就是人民的历史，它具有历史的真实性。阅读他的作品，总能使我们找到那些被遗忘的细节。要知道，一些真正需要挖掘的东西就存在于生活的细微之处，正是通过它们，加深了我们对社会和历史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进行反思和展望，我们曾经做了些什么？我们曾经做错了什么？我们未来的出路在哪里？从这个角度看，他的作品就是为历史作证，他的作品中蕴含着一种改革社会的力量。

王：说到改革，我想起，你在《宁夏的名片》中有一个小标题就是：张贤亮与改革开放的思潮。你为什么要写这样的题目？

杨：我前面说过，张贤亮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作家，他的作品本身就有一种唤醒人们的力量，蕴含着一种改革社会的力量。在他的心目中，文学也一定是人学。我在他的作品里看到，他对人的把握超过了对物的研究，对社会的理解超过了对自然的关注。读他的作品，你能隐隐约约地感到，他关注的是人，他研究的是社会。他的人生目标是创建一个完善的社会，这个社会的明天应该是和谐、健康而充满活力的。在他的思想中，改革的意识、变革社会的意识就更加强烈，这从他的政论性散文随笔中就能看到，从他的一系列演讲中就能听到，从他参政议政的行动中就能体察到。

在生活中，我们很多人有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认为政治跟自己无关，好像自己独立于政治之外也能生存，很少去尽那一份社会责任。因此在很多事情面前，抱着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漠然态度。虽然这其中有一些历史原因和客观因素，但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想法。我们必须明白，政治不仅仅是领导干部的事情，也应该成为全国人民共同担当的社会责任。你想想，领导干部毕竟是少数，即使他们的政治热情再高涨，没有全国人民的参与，社会实践很难在全社会推开。你再思考一下，如果没有政治的参与热情和负责任态度，你如何行使一个公民的权利，选出自己心目中的人民代表，进而选出管理社会的领导人？这是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

张贤亮是一个睿智的人，他比一般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22年的炼狱之苦给他提供了很多思考社会的素材和空间。他比别人更加清楚，他的不幸是整个国家不幸的一个细节。他的经历使他更加深切地感到，这个社会需要变革的地方太多，需要改造的地方太多。否则，谁敢保证历史的灾难不会重演？因此，他在坚守文学事业的同时，积极参与社会事业，积极参政议政。

20世纪80年代初，张贤亮就倡导作家首先应当是社会主义的改革者。这种改革实施的原动力，就是他对历史及社会发展的深刻认识。在作家队伍中，他的拓荒精神、他的哲学思想、他的改革现实社会的勇气、还有他充分利用广泛的话语权表达民生的主张都是十分罕见的。他的建言献策得到了自治区领导的高度重视，也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因此，他的一系列言论不断被我们的社会吸收，为我们的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改革开放后，张贤亮仍然保持了这种超前意识，譬如他勇敢地投身到市场经济建设的大潮（注：当时，人们用“下海”这个非常时髦又形象的词来形容之）中，运作宁夏的文化产业（即今天的镇北堡西部影城），譬如新时期的一系列论说，从中都可见到他的思维的敏捷和意识的超前。他总是站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总是站在思想解放的最前沿。因为他说过，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众所周知，在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文学做出了重要贡献。张贤亮是当时中国文学的启蒙作家之一，也是解放思想的积极参与者和倡导者，更是中国作家中勇闯禁区的标志性人物。

有一个例子特别能体现他的思想的超前。在1993年的一次全国政协会议上，张贤亮说：“从前，文学艺术为政治服务，而现在不同了，现在是市场经济，国家拿不出钱来养文化，这在经济发展时期是正常现象。国家不把文化人当部队养，文化人就面临着一个‘复员和瘦身’的问题。”要知道，那是18年前的事了。

直到今天，在我们国家，文化产业和文化体制改革才真正地驶入了快车道。实际上，关于他思想超前的例子还有很多，在他的小说中，在他参政议政的一系列言论中，在他的文化产业的实践中，在他的一系列高规格的演讲中，在他的各种版本的散文随笔中都能见到。他的《小说中国》《中国文人的另一种思路》《一切为了人的解放》等都体现了他的深刻思想、开放意识和始终站在改革最前沿的精神。他的言论和著作、他对政治的参与和一系列社会实践引领了改革开放的思潮。

这都需要一种优越的品质，这种品质就是超越。我想，超越别人是一个梦想，也应该是一个努力的方向。但首先需要超越自己，只要勇于坚持，超越自己总是能够做到的。

张贤亮身上所具有的那种“大风”精神，那种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对现在和未来的准确把握，那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和领会。

王：谢谢你，为我们诠释了一个全方位的张贤亮。他的思想确实很超前，他是著名作家，他在文化和文化产业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说到这里，我就想，你在《宁夏的名片》快结束时，写到了张贤亮与宁夏镇北堡。大家都知道，那里有张贤亮经营的一个企业：镇北堡西部影城。目前已经成为宁夏旅游业的一张名片，也是宁夏文化产业的一张名片，其实也是所有创业者和有创业梦想的人都应该去感受一下的地方。因为张贤亮从当初只有几十万的资金起家，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把镇北堡西部影城打造成外地人游宁夏必须要去的一个景点。谈谈你对镇北堡西部影城的印象。

杨：我几乎每年都要去好多次。特别是近几年，去的更多些。去的多了，就有一些直观的感受。作为一个旅游景点，作为一个与文化有关的企业，张贤亮懂得在经营过程中对文化资源的保护、挖掘和利用的价值。

今天，由于自治区党委、政府特别重视生态环境建设，在银川西部沿贺兰山一线大力推进生态防护林建设，镇北堡周围的自然环境与十几年前已大不一样，但在当时，镇北堡是一个非常荒凉的地方。

想当年张贤亮偶然发现的镇北堡其实就是两座古堡的废墟，它孤独地耸立在一片荒滩之中，周围没有任何建筑物，连一棵树也没有。张贤亮感到很震撼。古堡虽已坍塌，但气势犹存，城墙上斑驳的伤痕更隐含着一种悲壮，他强烈地感受到了一股发自黄土地深处的顽强的生命力。那一天，张贤亮穿过镇北堡北边的旷野，他看到的是植根于大陆腹地的一个古老的生命符号，他感受到的是一种悲壮的精神在遥远天地间的延伸。张贤亮偶然发现的镇北堡具有一种衰而不败的雄浑气势，在贺兰山脚下的莽莽大漠中，它的存在平添了黄土地的特殊魅力。他与镇北堡的缘分就从那时开始，他把自己的发现写进了后来的小说《绿化树》中。

众所周知，荒凉，在中国和世界各地俯拾皆是，但并非每一处荒凉都能卖钱，关键是你得赋予荒凉以历史、文化和艺术的内涵，将其转化为一种资源，进行富有创意的开发，才能实现它的价值。在追求价值的过程中，智慧和思想是非常重要的，将人文因素和文化品味注入在荒凉之中，就能提高它的附加值。从这个角度看，张贤亮在出卖荒凉的过程中，真正地实现了“变废墟为文化载体，化腐朽为神圣奇迹，点黄土为金色童话”这一梦想。

在宁夏，像镇北堡这样荒凉的古城堡其实不少，城堡本身的文物价值有限，但张贤亮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有一双发现的眼睛，他赋予它们更多的文化内涵。他懂得文化产业中产品构件有效组合的重要意义，其实，组合得有水平就是创新，神奇组合靠的就是智慧。多年的实践证明，他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同时，他也清醒地意识到保护文化资源的重要性。多年来，他在西部影城的建设和运作过程中，原来的城堡旧貌依旧，即使在个别的地方进行修缮，也是修旧如旧。

另一个是他的经营思想。那22年，张贤亮研究最多的就是《资本论》，他不仅研究《资本论》本身，他还将马克思的观点作为一个历史参照系，来透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而产生了很多的感悟。这在他的多部小说中都有描写。

去了德国你就知道，德国人同样敬重马克思，他们认为，马克思是西方重要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之一，《资本论》是影响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伟大著作之一。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马克思只是穷人的领袖。他是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他是所有知识阶层的导师，他是理想社会的著名设计师。

正因为张贤亮对《资本论》进行了深入研究，作为企业家，他就更多地靠经济思想运作企业。所以，他是我们国家转型时期法治社会和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新生力量的重要代表。作为文学大家，他更多地靠智慧和文化创意构建企业。所以，镇北堡西部影城处处洋溢着文化的韵味，展现出灿烂的发展前景，自身价值也在不断得到提升。作为改革开放时期站在时代最前沿的知识分子，他的思想、处世和人生理念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借鉴。他的身上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

王：谢谢你。古人说：“听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真是一点都不夸张，现在我对《宁夏的名片》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对“张贤亮现象”也有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立体认识。我想，《朔方》杂志刊发《宁夏的名片》对当代宁夏的文化建设一定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全文曾发表在《朔方》杂志2011年第4期，此处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