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儿已经过去两年了，现在回想起来，思绪万千。

   2018年春节前，在兰州帮我照顾家庭的妈妈回了老家一趟，由于家里常年不住人，妈妈就趁着回家的机会把院子里收拾了一番，其中自然付出了很多劳动。印象中，妈妈并没有在家里待多久就匆匆赶回了兰州。回到兰州，妈妈就出现了感冒症状，流鼻涕，发烧，根据我们日常的经验，就按照一般的感冒自己治疗了。吃了几次感冒药，不再流鼻涕，但是一直有低烧的现象，基本上是晚上烧的很厉害，不停的加被子，其实我们公寓的暖气已经很热了。退烧药吃了之后，烧基本上能退下来，但到了晚上就又烧起来。这种现象持续了一周的时间，并没有引起我们全家的重视，因为马上要过年了，我们准备回老家，于是就忽略了，总认为过几天就自然而然好了，毕竟不再流鼻涕打喷嚏，甚至没有一点点咳嗽。

    回到了老家，在节日气氛的冲击和各种聚会活动的侵扰下，妈妈的发烧竟然被我抛在了脑后，无暇顾及。妈妈说，邻村有个不错的先生，每次都能在哪里治好感冒，于是我们就拜访了几次这个先生，期间也换了多种药物，并无起色。甚至，妈妈的手指关节开始僵硬，下蹲动作都开始吃力，上厕所都已经困难。面对这种局面，我们当机立断，立马住院治疗。托了妈妈的一个远房侄子，住进了当地的一家口碑最好的医院，呼吸科的楼道里。鉴于本人有长期在医院住院的经历，面对周围咳嗽声震耳，飞沫满天飞的情形，面无惧色，在姐夫的鼎力帮助下，我陪着妈妈完成了医生安排的各种检查，一直做到了CT，但是由于核磁共振需要预约并等候比较长的时间，加上春节假期，就没有安排。住院开始，我每次拿着化验单就开始各方咨询同学和朋友，以及各种调研，在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和管床大夫——一线医生，进行了比较专业的交流，遗憾的是，并没有得到多少时间和我妈妈的远房侄子也就是呼吸科的主任进行深入沟通。这大概是绝大部分中国四线城市医院的现状甚至是未来，科室老大面对扎堆住院的病人，每一秒钟都是很珍贵的，况且，我妈妈在当时并不认为是重症，仅仅是发烧而已。通过和住院管床大夫，一个某中医学院毕业的研究生的细致沟通，加上自己看文献的初步断定，我和医生一致觉得应该往免疫上面查，主任初步断定应该是脉管炎。可是在医院住院已经三天，烧退不下来，整个人的状态十分虚弱，胃口极差。当时，死亡这个念头并不是主动涌现的，我每天都能看到极其危重的插管病人，以及听到医院走廊里面的失声痛哭声。事实上，我对当时医生的诊断彻底摈弃还是管床大夫提醒的我，管床大夫告诉我，这都烧了超过两周了，没找到病因，最好是转院，那一刻我的第一感觉是他们治不了，不想承担责任，第二感觉就是感激。于是我说服了管床大夫帮我开具了转诊证明，并让主任签了字，找到了当地医保部门开了相关证明以备后续报销，之后医生最后一次换了一个退烧药，妈妈吃完之后就准备转院了。

     转院的念头闪现的时候，我第一想到的是北京协和。高中同学第一时间帮我联系了一辆七座SUV，我和姐姐，姐夫匆匆收拾了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连夜带着妈妈出发奔向北京。路上，我通过手机完成了必备资料的查询，并通过淘宝高价买了一张第二天的专家特需门诊的号，路上我和姐姐，姐夫商量，到了北京一切听我的安排，虽然后来被证明期间走了很多弯路。我们凌晨的时候到了河北和北京的边界，并顺利办理了进京证，早上四点多到了北京，我们找到了一个饭店的门口把车停下，大年初五，很多地方都开始营业，姐夫趁机在车上睡了一会儿补充体力，我带着妈妈到附近的一个五星级宾馆上了厕所，至今记得前台知道我们来上厕所那一刻的热情，令人难忘。说实话，我第一次坐着私家车走在凌晨的北京，即便是我08年在北京待过一年，那一刻，从北京高耸的楼林折射进来的阳光铺在我脸上，皮肤泛起的暖意提醒我，这座城市，拥挤，高贵，现代，更重要的是有保障，有希望。其实，在北京并不是举目无亲，我表姐的女儿，也就是我外甥女的老公就在通州打工，我们当时就计划住在通州，毕竟外地车限行，这个小伙子大鹏很热心，并把公司的车给我们匀出来开，现在想想远亲不是所有的时候都不如近邻。我们下午就到了专家特需门诊，挂的是免疫科，一位全国知名专家。我作为家属跟妈妈一起进入了问诊室，我把病情总结给医生复述了一遍，医生大致看了妈妈的化验单，立刻排除了我从文献上看到的各种怪病，面对虚弱全身关节僵硬疼痛难忍的母亲，医生平静地跟我交流，并详细询问之前吃过哪些药物，我一一回答，其实当时，我妈妈竟然已经没有明显的高烧。问诊期间，我才发现，至少当天的特需门诊的病人，貌似都是外地来的，一个从甘肃来的治疗某种疾病的中年夫妇，已经在协和医院附近住了两周，这是第二次见到专家。还有一个从山东来的治疗某种疾病的父子，满身疲惫，眼睛中的渴望令人动容。问诊结束，专家告诉我，在她看来没有什么大问题，建议复查一些指标，我随口争执，我们都有这么多从地方带来的检查结果了，难道还不够用么？旁边的一名博士研究生告诉我，协和医院检查用的很多试剂都是进口的，准确度更高，仪器的检测限更低，于是我欣然接受。我拿上开得检查单就去缴费，缴费过程中，遇到一位从山东来的，跟我年龄差不多大，问我借500块人民币现金，微信转给我，因为有个地方需要现金支付，我当然同意了，通过聊天她告诉我，她在协和附近住了1周没挂上号，今天才找到渠道，我告诉她为什么不买号，她说买号也要下手快啊，我顿时觉得我们很幸运。旁边一对从四川来的夫妇，过年都在协和周围转悠挂号，也是那天弄到的一个号。理智告诉我，信息的不对称是我们普通人很难重视的问题，如果一旦你接受这个事实，就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弥补这种不对称，而发挥主卦能动性的过程恰恰是一个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体现，金钱有时候能够帮你弥补这种能力的欠缺，但是金钱面对具有一定数量的机会的情况下，并不能一直发挥作用。

     我付完钱，就回到了通州安顿妈妈住下，我和姐夫又开车杀回协和，把第二天要做的检查的窗口锁定，以免浪费时间。大鹏热情地款待了我们，其实我和他年纪相仿，按辈分他喊我舅，素昧平生的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就聊得很开，虽然他初中没有毕业，但在京闯荡多年，办事灵活，谈吐举止大方，第一次见面印象深刻。刚开始他叫我舅，后来他喝多了开始叫我哥，我竟然内心里觉得更贴切。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驱车经由京通快速路顺利到达协和，并做完何种检查之后就匆匆赶回通州。北京的刺骨寒风，在我们每个人的希望面前显得微不足道，结果要到第三天才可以拿到，刚好下午专家坐诊，最好的安排就是第三天上午拿到所有结果，下午直接找专家。挂号，这一道坎必须要越过。经过我的调研发现，其实协和非常人性化地在每天的某个时间段通过手机网上预约系统放出有限的号给普通人，只要你把握住时间点，并在良好手机网络信号的支持下，是有希望合法挂到号的，这条路我走通了，我顺利地挂到了专家号。

    第三天，我们戴月而出，冲进医院陆陆续续收集了各种检查结果，有的本该下午出来的结果，上午也拿到了。据说是过年的时候，医院的病人并不如往日那么多，各种检查的结果也出的较快。中午吃了北京炸酱面，下午拿着一沓结果找到了专家，这次问诊，我也是全程参与，果然，专家看到检查结果斩钉截铁地说，免疫系统基本没有问题，建议去普通内科问诊，我担忧地询问，为什么发烧这么久啊，医生说免疫系统功能正常，应该是其他炎症所致，由于有感冒病史，建议咨询普通内科专家，如果有分歧，可以安排会诊。这次问诊不到十分钟，当时我颇为不满，哪位随诊的博士生告诉我，赶紧挂普通内科的号吧，我才愣过来。但当时我多说了几句，我说我们挂号不容易，万一有分歧，我们要是挂不上您的号怎么办，专家确凿地告诉我，你到时直接来找我，我给你加号，注意：加号，意思是你可以在其他病人看完，超出医生每日问诊病人之后加进去，我自然感激涕零。这里必须说一下，我妈妈吃了最后一次换的退烧药之后，并没有明显的体温暴升的现象，人的精神状态也好了很多。

    我用同样的方式挂到了普通门诊的非专家号，而且是排名第二，晚上无聊的时候，我大概看了一下坐诊医生的履历，基本上在中国最顶尖的医学院毕业，并在美国著名医院做过较长时间学术交流，年龄比我稍大，应该是科室的后备力量。手里有号，心里不慌，也有希望。

    第四天，我们拿着化验结果到了普通内科门诊，一个容貌姣好的女医生接待了我们。仔细看了检查结果，并问了服药史，基本确诊是一种由于关节炎引起的免疫反应，俗称反应性关节炎，当然这种病分很多类型，由于我妈妈在服用那种退烧药之后没有明显体温升高，她断定应该是由于急性风湿引起的，我当时有点恍然大悟，我妈妈不止一次告诉我，老家的家里没人住，屋里潮湿的厉害。她很疑惑地问我，你们从什么地方来，为什么先去了免疫科，我一一回答，她还做了记录，然后她继续开了几个检查，让我们不要担心，做完检查过两天复诊就行了，我说我们挂号太难了，她直接告诉我，你到时候直接拿着结果来找我，不用挂号，我表示一惊，原来还可以这样。

    我们放下紧张的情绪，按部就班做了何种检查，并带着妈妈去了故宫，距离我第一次去故宫整整过去了十年，距离妈妈第一次路过故宫，整整三十年，路上妈妈还问我，门票贵不贵，我说不知道，我当时买的学生票，到了门口才发现，妈妈已经可以买半价优惠的老年人票了。进入故宫，面对金砖琉璃瓦和庄严的大殿，我对首都北京有了更多的思考，这座城市，首先是保障，希望，其次才是拥挤和污染，至少那一刻对于我妈妈，对于我，对于我全家是这样的。游客对于故宫也就是匆匆过客，故宫的深邃和悠久，我们浅尝，而协和我也希望永远当一次过客，可她的专业，却是刻骨的。

    果不其然，第五天，我们拿到了检查结果，等到医生快下班的时候让医生匆匆看了一眼，医生叮嘱我们赶紧回老家吧，这种病按时服药，当地随诊就行，最后只开了两盒药。服用了那种消炎退烧药之后，妈妈已经超过二十四个小时不烧了，但是僵硬的关节还很疼痛，后续经过一段时间的理疗，基本痊愈。

我们总共在北京待了一周，经历了前期的忐忑，紧张，挂号，拜访医生，各种检查到最后确诊，我整个人十分的疲惫，包括我姐姐和姐夫。在北京期间，我基本上对姐夫和姐姐以及妈妈都是发号施令的语气，一定程度上伤了他们的心，内疚至今。后来我把自己的经历告诉同事和周围的朋友，他们觉得不可思议，有的人甚至开玩笑说我是不是北京认识有本事的亲戚，我呵附和而过。其实我内心清楚，面对生命和健康，首先需要自我重视，医院只是一个最有可能帮你在生病的时候解决病痛的机构，医生的专业素养是根本，面对当下的体制，绝大部分医生仍然在根据自己的能力帮助病人，而且，普通人去协和看病的途径并没有完全封锁。唯一令人稀罕的是，至今，我们只有一座协和医院，而我们如今面临的问题，可能已经是很多人不会考虑选择去做一名协和医院的医生，甚至是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了。对生命的敬畏和尊重，以人为本，首先是从尊重医生开始，人很难在不需要别人的时候，素昧平生的时候，从内心对其尊重，更多的时候我们是被教育理应尊重一些事物，在我看来，制度上或许有很多的空间可以完善，须从制度上做到对一个职业的尊重，并让我们在需要他们的时候，得到义不容辞的服务，甚至是赴汤蹈火的牺牲。

    两年后的今天，我无论如何想不到，面对更严峻的疫情，众多医务工作者的义不容辞已然是赴汤蹈火，正在做着远远超出职业承受，身体承受能力的贡献，令人敬畏。

   最后，以这句最近在朋友圈看到一句话与大家共勉，那就是：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