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哲学起源于信息论。早在1945年，美国数学家香农不经意地提出了“信息论”，那时他在研究密码学。而信息论的理论基础则是香农1948年发表的、耗时8年的论文《通讯的数学原理》，正是这篇论文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崭新的世界观。从这篇论文题目中，看不到“信息”，倒是有“通讯”二字。也是在1948年，美国应用数学家、控制论创始人维纳写了一部名为《控制论——关于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讯科学》的书。在同一年，美国出现了这两部影响深远的关于“通讯”的著作。

（一）

我国对信息哲学的研究工作并非从香农的信息论开始，而是从维纳的控制论入手的。这是因为20世纪50年代，中国紧跟苏联，哲学界更是如此。苏联对维纳控制论的态度有过戏剧性的变化，首先从意识形态方面对其大加鞑伐，例如控制论曾作为“伪科学”受到无情批判，可后来却来了个大反转，把控制论捧上了天，并将其写入党章。这使得中国的理论界感到很困惑。

所幸的是，中国并没有跟随苏联去搞大批判，而是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提出要“哲学先行，平行推进”八字方针。1963年出版了郝季仁翻译的维纳的《控制论》。1965年，《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编辑部出版了《控制论哲学问题译文集》，其中大都是西方学者关于控制论的文章。同年《哲学研究》编辑部出版了内部读物《外国自然科学资料选集》第四辑。该《选集》同样是译文集，作者大都是来自苏联。在《外国自然科学资料选集》中，有6篇文章是关于信息的。从此，信息作为一个哲学概念为我国哲学界所知晓。

1986年，社科院哲学所的王雨田主编出版了《控制论、信息论、系统科学与哲学》一书，它可说是接续了被“文革”中断的研究。但是由于有了钱学森中文版的《工程控制论》，该书的哲学意蕴较少。从这部书的书名来看，依然是控制论第一、信息论第二、系统论第三，这就是当年非常时髦的“老三论”。由于“老三论”主要集中在自然科学，哲学方面的研究无疑很薄弱，而且，那时中国哲学界并未完全脱离苏联的理论体系。

（二）

1980年，中国开始筹建人工智能学会，其间邀请到人工智能创始人之一司马贺来中国访问，并在北京科技会堂（现友谊宾馆）作了关于人工智能的讲演。人工智能的哲学问题又对控制论和信息论的哲学问题的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

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童天湘发表了《“脑的设计”·机器思维·人工主体——人工智能提出的哲学问题》，这是我国第一篇有关人工智能哲学问题的文章。1982年他又提出“智能革命论”，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1992年童天湘出版专著《智能革命论》。他的这一系列成果，彰显出中国学者在人工智能的理论研究上所作出的独特贡献。人工智能学会自1982年便挂靠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转到中国科协。

（三）

由于计算机和网络的迅速发展，美国克林顿当局于1993年提出建设《国家信息基础结构》，即现在的互联网。中国社会科学院专门立项对其社会影响进行研究。这是我国率先对其进行社会研究的国家级课题。

该课题历时3年，由我的导师、哲学所的金吾伦担纲进行。此课题非常超前，而且当时国内资料匮乏，研究难度相当大。最终取得两项重要成果：一是向中共中央办公厅提交一份政策报告，为我国发展信息高速公路事业提供理论支撑；二是出版专著《千年警醒——信息化与知识经济》。该书共有15章，涵盖了信息技术与网络社会的方方面面。不难看出，这项课题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

（四）

大约在2001年，旅英意大利学者弗洛里迪撰写了《什么是信息哲学？》一文。我敏锐地抓住这一新的动态，于2002年率先在《哲学动态》上发表了《当代信息哲学的背景、内容与研究纲领》文章，向中国读者介绍了国际信息哲学的最新研究动态和进展。同年，《什么是信息哲学？》被我译成中文，发表于《世界哲学》。在翻译过程中我发现，信息不仅仅是个简单的哲学概念，而是围绕着“信息”这个概念展开的一门哲学学科，于是，2003年我在《自然辩证法研究》刊发了《从信息的哲学问题到信息哲学》一文，确立了从“哲学问题”转向“哲学学科”的研究路径。

弗洛里迪还主编过一本《计算与信息哲学导论》教学参考书，我于2004年领衔翻译，2010年分别出版了上、下册的中译本，比后来的多卷本《科学哲学》手册中的《信息哲学手册》早问世5年。这两部著作性质也完全不同，前者是教学参考书，对象是学生；后者是专业手册，对象是专家学者。前者属于学科基础，后者属于学科建设。

2008年，根据社科院和英国学术院的官方协议，我将弗洛里迪请到中国，作了5场学术报告，将国际信息哲学的最新研究方向和动态报告给了国内同行。从此，信息哲学便在中国站住了脚跟。

（五）

2007年，我出版了在博士论文基础上打磨了近10年的专著《信息哲学探源》。该书共有九个章节，主要澄清了信息的哲学本质，同时提出信息哲学的涌现是哲学传统的转变，即形式传统在未来的会成为主导。同时，我还提出模态信息论和计算结构论这两个新理论。模态信息论解决的是信息的本体论问题，计算结构论解决的是方法论问题。

2005年，我撰写了《信息哲学的东方进路》（英文），在瑞典的国际计算和哲学大会上作了报告，后来作为《信息、计算和认知》的第六章出版。2007年《中国哲学前沿》（英文版）刊登了我撰写的《信息哲学与未来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基础》。这两篇文章着重探讨了模态信息论，后者被俄罗斯学者译成俄文发表在俄罗斯科学院主办的《哲学问题》上。

关于计算结构论，我思考了十年，终于将当代计算机所用的布尔代数通过离散数学的格论与中国古老哲学著作连接起来，并于2016年在“国际易学大会年会现代易学专业委员会”首次将其报告。2017年年底，我将会议论文深加工成学术论文发表在《哲学动态》上，题目是《论先天易图与布尔代数的等价性——从格论的观点看》。该成果我于2018年在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第七十二分会“信息和数字文化哲学”进行了报告。这样就将我提出的计算结构论的根基扎在中国传统的哲学基础上。无论从哪个方面讲，这项工作都很有意义。

最后，用丘吉尔的一句话来结束本文——“回顾历史越久远，展望未来就越深远”。

谨以此文缅怀我的恩师金吾伦先生。

 

发表于《中国科学报》2019年2月15日 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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