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这个词是相对于“东方文化”，特别“中国文化”而存在的，有时也称“西学”，在中国古代没有这样的称谓。自明未清初，特别晚清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人们发现其文化特质，难以与本土文化兼容，才有“西学”一词，本土文化就成了“中学”。此后“西学”一词的影响力日趋上升，在十九世纪末称为“新学”，“中学”一度成了“旧学”。近代文化史上的争论，如洋务时期“中西之争”、戊戌维新时期“新旧之争”、辛亥革命时期“新文化与旧文化之争”、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科玄论战”等，虽形式与内容各有特质，但总体属于中西文化之争的范畴。本文沿用“中西文化”的称谓，是指一般意义上约定俗成的概念，中国文化主要指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专指欧美发展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笔者试图在还原中西文化交流历史语境的生成与转换，并在此基础上挖掘对于当下文化交流的现代旨趣。

1 古代中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因势利导

在古代，中国的版图不是固定的，生活于版图周边的少数民族一度被称为“外邦”或“外国”，但经常被同化为“我国”；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文化也渐渐中原化。在两汉时期，西域文化明显滞后于中原文化，但通过对中原文化的吸收，拔高了西域文化水平。相对而言，西域文化较少向中原文化提供新质料。此时还谈不上文化的交流，只是文化的单向流动。

称得上真正意义上中外文化交流的是从汉到唐期间南亚佛教文化的传入。佛教文化的输入，对中国造成的影响，几乎遍及文化领域的各个层面。有人说，把汉语中的佛教词汇全部剔除，今天的中国人可能将不会说话，绝非夸大其辞。佛教文化不仅改变了中国人宗教信仰，也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哲学观念、文学艺术和礼仪习俗，并波及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佛教文化在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交流中促成了中国文化内容与形式的重大变化，但总体上是对中国文化的保护带形成冲击，并没有改变中国文化的内核。由于中华文化的灵活性，反而顺势利导将其演化成中国化的佛教文化；或者说通过对保护带的调整，仍然捍卫了中国文化的内核。事实上也是如此，佛教文化并没有取代中国固有文化，中国并没有吸取佛教文化而象南亚、西亚诸国佛教化。中国并不排除异教，两种文化共存共荣，中国百姓可以坦然地接受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而这在单独信奉佛教或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是难以想象的。另外，佛教文化在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交流中自身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两种文化在充分地体现出不同文化间交流融会的互补，为双方文化发展提供了新的质料，创造了充满活力的文化上升空间。中国历史上的这次文化大交流，虽然有过一些纷争和冲突，但是从中国文化发展的角度上看，文化交流所起的作用是积极的。

2 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

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前，中国科技在世界上遥遥领先，通过“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把这些发明创造经阿拉伯传播到欧洲，对西方文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影响。16世纪稍前，中国文化仍然以其历史惯性向前发展，但动力日显不足，而此时正是西方文艺复兴运动如火如荼之际，西方文化也渐渐跃上人类文化顶峰，欧洲已经成为世界文化的中心。这其间中西文化基本没有正面的接触，也至多是通过作为中介的阿拉伯和一些游牧民族在从事中西商业活动在谈及西方见闻参杂一些西方文化，显然是零星的、随机的，远远称不上文化交流。

明清之际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阶段，时长近两个世纪，始于1582年利玛窦来华，终于1773年教皇克雷芒十四世颁布解散耶稣会通论。在此期间，中国人才真正感受到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异质，这是“伟大文明之间第一次真正实质性接触”。在这次交流中，耶稣会士担当了“文化使者”和“上帝使者”的双重角色，他们架设了一座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来华耶稣会士，且大都博学多才、学养深厚，代表人物如：利玛窦（当时国人称为“西儒”）、艾儒略（被称为“西方孔子”）、邓玉函（他和称之谓“现代物理学之交”的伽俐略是多年好友，对自然科学有很深的造诣）等。徐光启对当时的传教士评价很高，称他们“其道甚正，其守甚严，其学甚博，其识甚精，其心甚真，其见甚定。”

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的规模是空前的，较大的西方图书输入到中国就曾有三次，分别是1620年，金尼阁将教皇保罗所赠图书7,000余部带到中国；1651年，汤若望赴华携带的个人藏书也达3,000余卷；1687年，白晋和张诚来华带来图书达30余箱。这些图书种类繁杂，以大部分为科学和技术书籍居多。大量西书的传入，重要书籍被译耶稣会士为中文。这些译著开拓了当时中国知识阶层的眼界与胸怀，他们吸纳和摄取西方科学文化的重要营养 。

“西学东渐”着也伴随“东学西渐”，两者相映成趣。耶稣会士也把中国文化输入欧洲，虽“东学西渐”的质与量而言都难以和“西学东渐”相比，但规模也不小。会士们致力于中国儒学典籍与历史文献的翻译，随着儒家经典四书五经相继被译成西方文字，中国儒家思想也在西方有所传播。可贵的是当时的耶稣会士能站在相对客观的基础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对中国古代文明，特别是物质文明大加赞美，这也说明，中国文化对于当时的西方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西方文化的东渐与中国文化的西传，两者相互激荡并形成“一次互相的启蒙”，这在当时席卷欧洲的法国思想启蒙运动思想有所反映，欧洲的启蒙思想中可以找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因子，西方启蒙思想家就说过“在最旧的东西中惊奇地发现了最新的东西。”中国儒家思想文化传入欧洲，让欧洲启蒙运动思想家发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基督教世界的人类优秀文明。伏尔泰也说：“欧洲王公及商人发现东方，追求的只是财富，而哲学家在东方发现了新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中国儒学思想在欧洲的传播唤醒了百科全书派、重农学派等启蒙主义者的民主思想。儒家文化的世俗观念对启蒙主义者反对基督教神学，攻破封建贵族的思想堡垒提供了新动力。可以不夸张的说，中国儒家文化为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动力之一。

在这次“互相的启蒙”中，耶稣会士开启了“西学东渐”的大门，也开启“中学西传”大门，他们主动地去探究中国器物所承载的显性文化，并深挖背后所隐藏的思想和精神领域的文化精神，另外还能做到在此基础上以调适与会通这东西方异质文化，最后升华到文化制度层面的借鉴与仿效，真正达到了融会东西的境界。尽管在这个文化交流过程，中国的学者始终处于相对被动的位置，但就交流的内容上看，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在和平的条件下平等的双向交流。耶稣会士来华虽有西方殖民者扩张的背景，其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等国家已经在海外从事殖民扩张，但其时还没有扩张到中国的实力，目前也无史料直接证明耶稣会士受控于某个国家的政府。总体上看，耶稣会士来华传教与政治权力、国家利益无涉。中国虽已步入封建社会晚期，但由于地域广袤、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国家统一、经济总量与军事力量都相对较强，如果借用现代“综合国力”一词，其时中国的综合国力与西方国家还是大致相当的。西方国家虽然经历了启蒙运动，并在此基础了又完成了第一工业革命，锋芒已露，但不足以蛇呑象，入侵中国有心无力，难以武力臣服中国。这样的背景也决定了，尽管西方文化远远高于中国文化，但由于综合国力大致相当，中西文化交流还能在一种和平友好的氛围里展开。也正是基于这一背景，作为西方传教会士才有可能以一个平等的眼光看待中国文化，从而寻找到中国文化的长处以补西方文化之不足。因此，这一次文化交流拔高了中国文化的历史纬度，也为西方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拔高了中国文化的历史纬度。

3 近代中国文化触底并力求突破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国门被迫打开，中西经济交流变得频繁，西方学说不断引进中国，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大量翻译并出版西方学说。翻译和出版内容从早期的西方宗教神学慢慢转变为介绍以为实用性、商贸性的文化著作，然而是科学技术知识与科学技术方法类著作，渐次是政治、哲学等著作。

在译介西文学术的基础上，特别是译介达到一定的量，国人也开始评点西方学术；从开始一味的学舌，慢慢也有了自己的观点，并有了争论，特别是关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的争论尤为热烈，许多知识分子参与进来，并且有了自己的声音。1860—1895年间的西学传播出现了“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的体用之争。所谓“体”，主要是指儒家学说为传统的道德规范和伦理观念，并被历朝历代封建社会统治者所上升为不可侵犯的最高社会准则。“用”一般指的是西洋的“器”、“艺”，后多指“火器”，再后泛指西方科学技术，也包括管理技术。19世纪后期“中体西用”中的“用”还从简单的西艺扩展到“西政”，一些西方社会的某些管理方式也包涵进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严复非常难能可贵地提出“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观念。“中体西用”主要兴盛于洋务运动时期，当时先进人士试图不改变中国传统而去融合中西文化观念，在保留封建统治的同时又学习与掌握资本主义文明成果。虽然这注定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但它还是给中国传播了西方近代文明，开阔民众的视野，对于中国文化的近代化转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中西文化的“中体西用”观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内容，今天也不能说国人就走出了这一段历史。

与“中体西用”相关的另一个争论“西学中源说”，意即西方的文明最初源于中国，今天学习和引进西学只是“礼失求诸野”，不存在离经叛道。“西学中源说”理论依据不严谨，经不起严格的逻辑推敲；多为意想天开和主观臆测，但它却有积极的历史意义。这种不够严谨的学说降低了带有顽固色彩的传统知识分子对西方学说的排斥感，为洋务运动时期的洋务派学习西学，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也为他们反对顽固派提供了强有力的武器。但从根本上说，靠这种不严谨的、甚至带的自欺欺人特点的学说只能对一部分人起作用，也只能起作用一时，它不可能对所有的人一直起作用。

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与此同时日本明治维新举得成功；两者巨大的反差使得中国人倾力的像日本学习，又通过日本学习西方文化。以东渡留学和聘请日籍教师为途径，以译书、报纸、杂志为载体，从日本引进了许多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这些转口输入的西学，直接影响了中国近代的政治变革和思想变革，也使中国文化在一些方面受到了日本的影响。

在持续不断西学东渐中，西学传播取得了一定成绩，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得到了一次次解放，对于开启中国人的智慧和国家观念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如果没有这一次次的思想解放，难以想象后面的新文化运动，特别是在五四时期打出“科学、民主”的旗号，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尽管矫枉过正，但反对封建礼教却是击中要害，它清醒的认识到“科学”与“民主”是中国的迫切需要，它把西学东渐推向高潮；当然也留下了因为矫枉过正而导致而未能澄清的理论误区，只能交由后期的“科玄论战”了。

4 “科玄论战”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转折点

明清之前，中外文化交流不多，加之中华文化之强盛并形成巨大的文化落差，外来文化很快就被吸收和同化了，此时中国在文化上始终处于优势地位。自明朝以来，这种优势不再有，明朝后对中国文化发展进程影响最深的中外文化交流有大致有两个时期，一是明清之际，西方文化已经由传教士引进中国。二是自鸦片战争到新文化运动时期，西方文化悉数来到中国。这两个时期是划分中国文化史分期的两座路标。其中，在五四稍后发生的“科玄论战”是中国人对中西文化的深刻梳理与反省，也是对这两次重大的文化交流的深刻梳理与反省，并在中国知识界形成广泛共识，无疑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转折点，将永载中国文化发展史册。

（1）明清之际文化交流的特点分析

分析以往的中西文化交流就会很清楚的发现，历史分期特别明显。明清之际，东西方文化落差已经很大，但其文化交流方式大致是平等的，双方相互尊重，互摄互补。

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是随着欧洲国家完成了社会变革，世界近代化步伐进一步加快，开始席卷全球，概莫能外，它势必对中国社会形成潜在的冲击。西方自然科学知识、方法与精神的传入，使得过去作为零散状态的天文学、地理学、数学、电磁学等知识迅速向近代科学演进，另外一些中国过去从来没有过的科学原理与技术发明也开始在中国出现，它促进了中国士大夫阶层认识到“知识就是力量”。西方科学文化的传入，不仅丰富了士大夫们的知识，开拓其视野，而且促进其理念由空谈道统向经世致用的流变。西学的传入促使士大夫阶层开始面向世界，面向近代化，并从世界史的视角来反思中国的发展。在这一次交流中，中国人大开了眼界，增长了见识，第一次领略到还有一种跟中国完全不一样的文明样式，而且还发现并理智的承认这种文明是优于中国的，在一定程度打破了天朝尽善尽美的天朝神话，开始反思“华夏中心”、“教化异邦”和“用夏变夷”等夜郞自大的习惯思想。

当然，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也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文化交流范围狭窄，影响有限。其结果是，中国传统科学没有能完成向近代科学的嬗变，中国传统社会也没有向近代社会转型，中国社会的发展没有融入世界发展的轨道。历史的机遇就此失去，其中原因当引起今人反思。

其一，从外因上看，作为文化的输出方，其输出内容有明显的选择性。

耶稣会士把传教当作目的，传智当作手段，传智是为了传教，对西方科学文化的介绍是带有选择性的，一切都不能与宗教神学相抵触。他们来华传播的是托勒密的地心说、欧几里德的几何学、阿基米德的静力学、亚里士多德的“四元素说”和盖仑的人体解剖说等已经在西方过时、甚至认为是错误的学说，而对于当时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最新成果，比如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哈维的血液循环论，伽利略与牛顿的经典力学、笛卡尔的解析几何、牛顿与莱布尼兹的微积分、波义耳的新元素说等鲜有提及；偶有介绍也是内容支离、不成体系。中国学者根本从其间把握近代自然科学的体系与脉络，更奢谈上升到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哲学高度，这无疑制约了中国传统科学向近代科学的转型。

其二，从文化的接受方上看，独特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土壤造成了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带有明显的选择性。

明清时期的西学东渐中的“东”，指的是中国，确切地是中国的东部，主要局限于较为富庶的江浙、两广、安徽等东南沿海区域，总的来说，范围不大。从传播的阶层来看，主要局限于士大夫阶层中的一部分，上层统治者没有参与进来，下层百姓多为文盲，且为生计所累，无暇形而上的文化追求，文化的交流一定程度上成了士大夫阶层的自娱自乐，自说自话。入清以后，西学虽然有时有皇帝临幸，但囿于宫苑，社会影响面狭窄。再加之其时科举内容与此无涉，因此西方科学与文化根本无法在中国扎根，更谈不上推广与普及。

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这次文化交流还是留下了许多遗憾，首先当时文化交流的范围非常有限，自然科学方面主要集中在天文、地理、数学、历法等；在技术方面更显不足，只涉及可以实用的历法和造炮技术等，一些以后可能有用暂时还没有用的技术不被人关注。至于跟“三纲五常”相悖的西方政治、伦理、宗教等人文社科方面的文化都在所禁之列。另外，当时热心西学东渐的人，虽是有识之士，但在朝堂大多无足轻重。他们没有能贯通上下，无法借助于政府力量发展科学，也不能把他们的学识在百姓中普及与推广，因此西方文化的传入并未能改变中国的社会面貌。

（2）鸦片战争以后的文化交流特点及其分析

经过文艺复兴运动，西方文化完成了质变，登上人类文明的高峰，此时西方文化已与传统的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落差，只是未为国人所识。文化上的巨大落差注定了西方文化要向世界的东部流动，再加之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需要不断的开辟海外市场的潜在需要，文化的对外扩张已成了资本主义的题中应有之意。

1840年以后的文化交流是建立在西方经济扩张的基础上的，此时经济扩张为首要目标，并诉诸武力，文化交流虽兼而有之，但已在其次，已经谈不上文化的平等交流了。这是一种典型的“战争携带文化”的文化交流模式，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交织构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这个政治背景从鸦片战争一直沿续到五四运动，甚至可以说我们今天也没有完全摆脱这个背景。从变法到革命，到新文化运动，都无例外地都继承了承认中国落后于人，决心以西方为师，追赶世界潮流的这一基本精神。此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心里无疑是沉重的，他们肩负着互相矛盾的两个重大任务，既要作为一个战士在民族危亡的战士与敌人拚杀，又要甘当小学生心平气向敌人学习。中国知识分子的矛盾心态并一身二任决定了中国近代文化交流要比以往艰难得多，也在内在的决定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不彻底性。

（3）“科玄论战”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全面总结并成为文化史上的转折点

由于中西文化交流一直建立武力扩张基础上进行，始终处于矛盾心态的知识分子阶层出现了分化，改革派与保守派慢慢形成，各派别的争论一直伴随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直至“科玄论战”期间大致有了一个初步的了结。

在近代以前，外来文化进入中国之后，总是要逐步融会到中国文化于无形；近代以来，保守派没有看到文化交流的性质与形式发生了变化：中国文化已经不再拥有任何优势，中国文化与世界现代化潮流格格不入。他们把文化交流与殖民统治因果的联系起来，希望用中国传统文化来抵抗西方文化的传入。相对而言，维新人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总的来是主动的态度。可悲的是，中国尽管不断的学习西方的东西，但还是在中西方的各种较量中败下阵来。在这个时候，还要不要再学西方？如何学习西方？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成了划分保守派与维新派的标准。

在“科玄论战”中，科学派大致属于维新派或改革派，而玄学派大致属于保守派。一般说来，近代社会一系列的重大变革都是由改革派推动的，从康梁变法、洋务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概莫能外，这些改革派基本上可以看成科学派的前生，或者说科学派是它们的后世。改革与保守是同时存在的，改革派的身边一定有保守派相伴。一般来说，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西学仅限于物品、器皿、技艺、艺术，以及宗教、习俗之属，不触及到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层面，两派别并无分歧，或者说不存在所谓的两派。但到了民族危亡程度加深，如何救国成了最为紧要的问题，对于西方文化的注意力渐渐聚集到对中国的政治体制、社会制度、经济构成进行改造上以及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这个中心议题上，两派便出现并开始角力。“科玄论战”就是这样一场角力，虽然有一战的这个导火索，即使没有这个导火索，最终也一定爆发论战。“科玄论战”中“科学派”能够胜利，或者大家愿意认可“科学派”取得了胜利，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近代以来革新派推动中国现代化这一贡献的认可。认可他们在引进西方文化时自觉地把在中国实现现代化作为基本着眼点，也是向大众，特别是年青人（“科玄论战”主要是争夺在年青人中话语权）宣告了中国人应该“向西方学习”这一全新的宗旨。“科玄论战”试图讲清这一个道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是从注重“船坚炮利”，到必须“重商富民”，发展实业；再到改革政体，进而改造社会制度的过程。如果人们认可这种道理，就可以结束 “体用之争”，“中体西用”、“西学中源”等纠缠不休的争论。

自“科玄论战”后，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认识有了初步共识，至少在学界形成了一定的共识。自近来以来，西方文化是先进的，是世界文化大潮中的主流，而中国文化已经成了地方性的本土文化。论战后，西方文化在中国影响涵盖中国整个思想界，且有一定群众基础，一大批青年学者参与进来，这对他们人生观的重塑有重大意义，从而造就中国文化史上的空前繁荣。在今天看来，中国现代文化既秉承了中国优良的传统文化，又能广泛吸收了国外的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跟这一时期有着重要的关联。当然一次“科玄论战”不能解决中西文化交流中的所有问题，可以想见，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将是一个充满着迎拒的斗争、固守还是突围的艰难的选择过程，但是这种文化交流的良性互动和发展将一往无前。

5 结语

五千年来，伴随着难以计数的政权更替和版图分合，中国文化也饱受折难，数度兴衰。但观中国天下之大势，久合必分，分久必合，总体是合；同样文化大势，有消有长，有进有停有退，总体是长、是进，也正是文化上的长和进而生成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导致天下大势的合。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文化总能薪火相传，生生不息，中国文化一直是世界文明的重要板块。总体上说，中国文化是自成系统的，但又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中国幅原辽阔，民族众多，也决定了中国文化不可能是一个封闭的排他体系，它总能不断吸收与融合其它民族、其他地区文化的优秀因子，所以中国文化向来就不是纯粹土生土长的“本土文化”或“原生态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早已包含了若干外来文化因素，如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以及中亚文化和东南亚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具有海纳百川的胸襟，始终主动而又积极地吸取外来文化的精华，从而造就中华文明曾经的成就与辉煌并生生不息。今天，屈辱的一页已经翻过，中国人开始主动地拥抱世界，可以持乐观的态度来平视当下的中西文化交流。尽管在当下文化领域里存在着“欧洲中心论”、“中国威胁论”、“儒学救世论”等新的干扰会有损于中西文化交流的健康发展，但是随着世界一体化的加强，平等而和谐、互补而共进的文化交流将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历史已经证明、还将继续证明，中西文化交流的健康发展，既是中国文化发展动力，也是西方文化发展动力，同样是整个人类文化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动力。有理由相信，有着悠久文明的中国，理应是继承和弘扬人类文化遗产的担当者，理应对全人类的文化进步贡献出中国人的力量。

                          (原文发表于《学术探索》2016年第9期，题目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