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在4月20日云南昆明举办的中国绿公司年会上指出：稍微有一点钱的人，都要想把孩子送到国外去。更要命的是中国的领导人，都想把孩子送到国外去。我们的教育问题出大了。俞敏洪进一步解释道，过去大众化的教育，某种意义上已经完成了，下一步要做的是个性化的、根据个人的特长来发展的教育，这样中国才能出真正的天才，出真正的奖杯，为社会的发展服务，而不是完成毕业了，放点药，把别人给杀了。

同在教育界，我非常赞同俞老师的观点，也佩服俞老师深邃的洞察力。这段时间正好在国外，对国外教育做一个近身的观察和思考，我发现俞老师可能是找准了问题，但找错了病根，其实教育的问题，教育界当然责无旁贷，但病根却在教育之外。

   我首先从去年一篇颇有争议性的报道《清华博士逃离科研执教中学》说起。据新京报报道：萧杨是清华大学博士，导师眼中最有天份的学生，曾在系统控制领域的国际顶级专业期刊（IEEE TAC）上，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发表数篇长论文，而中国系统控制领域的博导没有几人在这本期刊上发过文章。然而，正当老师将要把这位天才学生留校任教并从事科研的时候，这位学生却做出了去中学任教的惊人之举。以至于导师惊呼：中国，甚至世界可能会失去一个优秀的科学家。    

   这篇报道引发的思考是发人深省的，很多人都把这归结为教育的失败。其实我不这么看，萧杨退出科研的理由很简单：对科研没兴趣，甚至已经厌恶了。来到国外，了解到国外的大学教育之后，我深深地体会：国外学生的选择较多地基于兴趣，是否enjoy it 很重要，学生可以从非常赚钱的专业转到非常冷门、毕业后难以找到工作的专业。而在中国，学生却很难基于兴趣的选择却很难，在面临高考或其他重大关口，我们通常考虑的父母的期望和社会压力，而不是去倾听自己的心声。萧杨就是这样典型的杰出代表，从小是听话的乖孩子，父母的话、老师的话，即便自己不喜欢，也都会努力地去做，其实我们可以感受得到，在一过程谈不上享受，甚至是相当痛苦的。    

   我想俞老师所说的个性化教育和特长教育，首先应该基于学生基于自身个性、特长和兴趣的自主选择与发展。以俞老师在教育界的杰出成就和突出贡献，任凭教育理念和方法多么先进，可能无法把您班上具有数学天分的学生，培养成数学家。学生缺乏基于自身个性、特长和兴趣的自由选择，单凭教育的改革，其作用是杯水车薪。    

   随之而来的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学生缺乏这种选择的自由呢？这也不是单纯教育的问题。首先是一个社会价值取向问题，在中国，个人成功的标准通常是财富和地位，以我们的价值判断标准，可能很难想象一个人拿了两个博士学位，仍然去中学教书，而在加拿大，我认识的一个人确实是这样，而且自得其乐，并没有觉得中学老师比大学老师矮一头。我记得李开复曾经在微博上说，很多人都有一个通病，衡量是否“成功”采用一元化标准：在学校看成绩，进入社会看名利。真正的成功应是多元化的。既可能是你创造了新的财富或技术，也可能是你为他人带来了快乐，可能是你在工作岗位上得到了别人的信任，也可能是你找到了回归自我、与世无争的生活方式。

道理虽如此，但在中国，却难以如此洒脱。在美国、加拿大，完善的社会福利保障了每个人即便找不到工作，也不至于娶不到媳妇、没有饭吃。所以每个人可以无后顾之忧地追求自己喜欢的，并享受这一过程，不是为了讨父母所好、迫于生计或社会压力，而压抑自己的兴趣和天分，而是做自己喜欢的、自己擅长的，并享受这一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更有可能做出成就，人的心气也更顺。不会像我们这样，成功标准一元化的社会，万马挣过独木桥；再加上社会福利不是很完善，你跑我前面了，我就使个绊子，把你绊倒，或者干脆就放点药，把你给杀了。

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做自己擅长的，并且享受这一过程，每个个体好了，社会才会更加和谐。这岂能单单是教育所能担负得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