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还是二十多快到三十岁懵懂年纪的时候，我才忐忑不安地第一次独自远涉重洋，去到欧洲访问著名的哥廷根大学半年。我工作的金属物理研究所有位五十岁的Teichler教授，他做材料理论，与既不会德语也不会英语的我自然是毫无瓜葛。

 

有一天，我发现他正在“恭恭敬敬”地听他的一个博士生比划着什么。过后，我与这个博士生聊天才得知Teichler教授编写计算程序时遇到了问题，正在请教其学生编程的某些诀窍。这位学生随意地猫给我一句：教授一直都自己做研究的。

 

这件事既让我倍感震慑，更让我对Teichler先生肃然起敬。当时我的第一感觉是Teichler教授乃“五十青春”呢。从那以后，我还陆陆续续了解到P. W. Anderson七十多岁还独自写研究论文、李政道先生年高后也一人做研究写论文、。。。。后两位也许退休了不再带学生，但那时Teichler先生却带着不少学生。这样的例子我身边也有的。在南大，我有幸经历的是与我一起工作的刘治国老师五十岁时亲自操刀做实验写文章发表，其精神着实为后辈和学生感动。

 

我一直以来试着学习Teichler教授和刘治国老师，希望能够在五十岁时每年仍然有我自己独自或者以我为主的研究工作完成。到现在为止我仍然没有食言，虽然离开食言大概不远了，因为今天我自己撰写的一篇论文被编辑退稿。所以，今年大概够呛了，郁闷！

 

今天看了黄庆博士有关“不平等条约”一文。我没有发表明确意见，因为我知道上面这些例子是那么软弱无力。沉默不表示我们抗议，寡言只表示我们尴尬和无奈。

 

1987年我国最年轻的讲师大概是29岁。随后的二十年是我国科技飞跃时期。大批年轻研究人员在获得博士学位不久就晋升为教授、研究员。他们有了自己的研究经费、实验室，加上研究生扩招，三十几岁就有了自己庞大的研究队伍。自然而然地，这些教授很快从论文的第一作者变成排在后面的通讯作者，也就是升格为所谓的Boss了。他们渐渐忙碌于争取更多的经费、参加更多的会议、肩负更多的职务、承担更少的教学、修改更多的论文。你会发现他们很快就不再自己亲自做研究写论文了。

 

可是，与Teichler、Anderson们相比较，他们还处在富于创造的年龄！

 

要做好的研究，首先当然是创造能力。但是，对于大多数智商远非与白痴一线之隔的人们来说，自己在第一线亲自做一个较长时期的研究是当好Boss的必要条件。如果自己对于研究工作如何切题、深入、开拓、转向等等元素缺乏扎实且反复的训练，我不认为其聪明才智能够被发挥到淋漓尽致，就更不要提对学生的最佳指导了(再次声明，这里只是针对一般情况)。

 

秉持这个观点，我会静静地观察那些年轻的博士教授们成长的印迹。评审一份年轻教授的项目，我会去看看他最近有没有第一作者的研究论文；评审一份人才基金，我会去数数有多少突出成绩是这个“人才”最近自个儿独立或者为主完成的；参加学术会议，我会关注那些年轻教授理解科学问题的深度和广度。大致上，他/她的申请书/学术报告质量“高低”与其博士毕业—晋升教授时间段“长短”之间有一个方差不是很大的正比关联。

 

因此，我们的年轻教授们需要保持一种积极的姿态，对自己提出一些基本的要求。比如，我们学一学Teichler，五十岁以前每年独自或者为主“撰写”一篇研究论文，这里“撰写”自然要包括做与写两个环节。这是不是一个苛刻的故事？！

 

所谓二十风华、三十而立、四十壮年。当不惑可能延展到八十而资深时，年轻的教授们尽可以也应该可以做到“五十青春”的，以此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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