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的文章，看完振奋人心，林医师真乃吾辈之楷模。

中医坐堂师出有名（附照片）

林子强先生近影。 本报记者 郑蔚 摄

本报记者 徐维欣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首个立法承认中医合法地位的西方国家，这背后与一位老人的努力息息相关。
　　感受望、闻、问、切，并接过一包中药后，蓝眼睛黄头发的澳大利亚小伙子口中蹦出两个生硬的汉语：“谢谢”。在他对面，一位年逾花甲的老者盈盈笑着，细细地介绍服药的时间、方法。这是记者在墨尔本一家中药房看到的一幕。
　　临出门的时候，小伙子说：“我需要一张收据，用来报销。”老人很自然地将收银机上的纸条撕下，递了过去。这看似寻常的动作，却着实透露出不平凡——直到2012年7月，澳大利亚政府才正式对中医、中药师进行国家注册管理，这也使得澳大利亚成为第一个以立法形式承认中医合法地位的西方国家。而为了“合法”这一地位，林子强奋斗了整整34年。
　　其实，从墨尔本到悉尼乃至整个澳大利亚，为了中医学能获得澳洲主流社会的认可，每一位旅澳中医师和热爱中医的人，都在不懈地努力着，终于迎来了“蓬门今始为君开”的可喜局面。

　　
林子强 敲开中医合法化大门

　　逃难路上中医救人
　　祖籍海南的林子强出生在越南一个地道的中国中医世家。“曾经听妈妈说过，外公是满清末年的御医。而外公对此却不愿多说，他告诉我，过去的事情不要再提了。”抗战的时候，林子强的父母逃难到了越南。林子强已经故世的前任太太家也是世代行医。
　　起先，外公教授了林子强一些中医基础知识，不过当时一腔“武侠情结”的他对此并没有多少兴趣，而是沉醉于习武。“武术老师开始教我点穴的时候，我才发现很多穴位和外公过去教我的穴位一模一样，我开始有了兴趣，重新回去学习针灸方面的知识。”可惜的是，年事已高的外公不久后便离世，林子强只能研读外公留下来的书籍，自学成才。
　　1978年，由于当地时局动荡，28岁的林子强在裤腰带夹层里缝了100美元，孤身踏上逃难之路。“那条14米长、4米宽的小渔船上，挤了136个人。”小船在暴风雨中漂泊了4天4夜才到了印尼。“好在命大，我们船上没有伤亡，我有好几个同学坐在其他船上，都没有活着到印尼。”在那里，林子强在难民营中待了半年多，不过回忆当时情景，他笑着说：“那段日子还是很开心的。”
　　在逃难的路上，渔船上有人发了癫痫，“碰巧我身上带着针，当时也管不了消毒了，扎了几针，让他清醒了。”就是这件小事，让林子强在船上的知名度一下提升。下船后，他直接被接去为当地海军司令看病。
　　“那个司令有肾结石，我用针灸和中药帮他排石，这样就不用开刀了。痊愈后，海军司令很高兴，于是他手下的海军医院院长也开始跟我学针灸，我还教他太极拳、螳螂拳。”
　　慢慢地，当地的一些华人开始找林子强看病。“当时平均每天我有200美元的收入，在那个时候，这个数字可真了不得。”不久后，林子强被选为难民营负责人。这段奇遇，让他更清楚地意识到，凭借中医这门手艺足以谋生。

　　扛起推动中医立法的重任

　　半年之后，澳大利亚政府到印尼接收难民。“身为难民营负责人，我懂英语，还主动帮他们做翻译，澳大利亚移民官很快就接受我了。”林子强坦言，当时美国和澳大利亚其实都愿意接受他，不过他考虑到父母都在越南，总想要尽孝道，于是选择了当时已和越南建交的澳大利亚。
　　1978年12月7日，如今已63岁的林子强对这个日期记忆犹深。那是他踏上澳洲土地的第一天。“刚定居墨尔本的时候，第一份工作在牙科医院里面做牙剂师，一周薪水才150元澳币，甚至比不上难民营的收入。”他笑着说。
　　林子强很快就发现，针灸在墨尔本很受欢迎。出于对医术的自信，林子强辞职办起了自己的诊所。1973年中澳建交，中国的大门重新打开，澳州兴起了针灸热潮。“那个时候我在这里开了一家针灸诊所，病人非常多，一天平均大概有40到50个病人，真的很火。”
　　不过由于中医没有“合法地位”，除了针灸，老林空有一手绝活，却无法“悬壶行医”。“中医在澳洲当时一片死寂，除杂货店里有卖一些草药外，几乎没有中医坐堂，澳洲人压根就瞧不起中医。”他告诉记者，当地人都用“卖草药的”来形容中医从业人员，“这个词在英语中含有贬义。”
　　1983年时，维多利亚州政府准备出台一个新法案，规定不是西医的人，即没有注册的医师，就不能做中医，甚至不能做针灸。这让包括林子强在内的“中医”第一次面临生存危机。“那个时候真的很危险，如果这个法案一通过，我们就很难立足了。后来，华人组织与一些洋人组织一起去游说议会议员，最终这个方案未获通过，大家就可以稳定下来工作，不用担心了。”
　　6年之后，澳大利亚联邦药管局计划出台一项联邦药管法。其中有条规定：非注册医疗行业人员，不能使用有治疗性的物品和用品。由于中医并非注册的医务人员，这就意味着针灸和草药将失去合法性。林子强仍然联合各州的组织到处游说，最终这一法案在第三次评审时没有通过。
　　虽然前两次“危机”都有惊无险，但林子强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中医唯有在澳洲获得合法地位，才可避免随时出现的生存危机。于是，他踏上推动“中医立法”的不平之路。
　　1991年3月，澳洲全国中医药针灸学会联合会成立。林子强被推选为第一任会长，五届连任至今。“如今，我已经是最老的会长了。”他自嘲说，不过既然无法卸任，身上的重担就得一直扛着。

　“他是一位值得尊重的维多利亚人”
　　为了推动澳大利亚政府承认中医，林子强给自己制定了两个“五年计划”。“第一个计划就是要在政府公立大学中创立中医系。”在此之前，当地的中医都是在私人学院中学习的，“一间小房子，几张桌子，你就可以注册一个中医学院的院长，但政府不承认你，不承认学历。”林子强决意改变这个现状。出人意料的是，这个计划进行的非常顺利。“1993年，我就在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中创立中医部，仅仅用了两年半时间。”这个中医部的创立，标志着中医首次出现在西方国家的公立大学中。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这个学院已经规模颇大：“时至今日，中医硕士生博士生少说也培养了200人，而且还是白人居多。”
　　正是有了这样的成就，林子强等坚持为“中医立法”奔走的朋友有了游说政府的资本。
　　经过多方努力，维多利亚州中医立法草案于1999年通过下议院三审，并在上议院也已经通过二审，只差“临门一脚”。阴霾却再次袭来——就在那个当口，执政的自由党在大选中败北，工党上台，中医立法陷入停滞，原来已进入审议议程中的中医立法程序被撤下。“卫生部里一名支持我的官员打来电话，说现在问题来了，政府不准备进行三审，如果这样的话，可能10年都翻不了身了。”原本信心满满的林子强一下紧张起来，为了寻求各大社团领袖的支持，他暂停了自己诊所的生意，想尽办法找人签名声援书。
　　“西医工会既然能给政府压力，我们同样也可以制造舆论压力啊。”短短一个星期，林子强找到了90多家社团领袖，其中不少还是白人社团，他们被林子强的精神感动，表示支持并联合签名。“随后我每天把联名信寄给卫生部部长和州长，最后他们被迫表态需要平衡双方利益。”最终，法案三审程序再次排上了议程。
　　在做出“不限制西医做针灸治疗”的妥协后，林子强他们终于完成了“中医立法”的心愿。“之前不少人都说执政党更换，林子强死定了，他们没有想到，我在工党中也有很多朋友。”回首往昔，这位花甲老人透露出孩童般的天真和激情。
　　2000年5月，维多利亚州正式通过了《维多利亚州中医注册法》。这是西方中医史上第一部中医法，这部法律令中医获得了与西医相同的法律地位。林子强也因此被媒体称为“澳大利亚中医立法之父”，并获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颁授“杰出贡献奖”。
　　在维州上议院辩论陈词中，有这样一段话形容林先生：“他是一位在维州引进中医立法，和建立一种架构以保护业界和公众的最强有力的倡导者之一。没有林教授的知识、洞察力、热忱和专业水平，以及多年来他在法案孕育前后在维州及全国范围的参与，各位议员们今晚不可能在这里讨论这个重要法案的出台。他是这个行业的财富，一位绅士，更是一个出色的维多利亚人，深得朝野各党所敬重。”
　　“总算做了一点事情”
　　维州自2000年成为澳洲第一个实行中医立法的州以来，中医的管理逐步走向正轨。注册后的中医师就是政府承认的医生，人们来看病也放心了，病人慢慢地多起来，整个行业更加规范，开始振兴。
　　从维州中医立法的成功经验，再推广到澳大利亚全国，这中间又经过了漫长的12年。几经努力，2009年5月8日，澳大利亚卫生部长会议批准将中医列入“全国医疗行业注册和审核计划”，2012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林子强心头萦绕多年的结终于解开，欣慰、喜悦、兴奋一股脑儿涌上心头：“我的理念就是中医是这么好的东西，不应该被人糟蹋，不应该在西方社会被看作江湖郎中，否则我们对不起祖宗。20多年来我一直在追求中医立法，融入这个社会。这个过程走得很艰难，不容易，其中酸甜苦辣太多了。”
　　林子强粗略统计，在推动中医立法的过程中，多年来，他自掏腰包至少100万澳元，坐飞机往返澳大利亚和中国的次数也已数不清。“那时，一年最起码飞往中国七八次，立法期间至少十几次，有时候下了飞机四五天，又要飞中国了。”
　　让他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刚刚带当地官员到北京参观调研后，马上又接到了联邦药管局局长的电话。“当时我还没走下飞机呢，局长说他很有兴趣去看看中医的效果，我二话没说，马上又定机票前往北京。”就这样，一周之内，上了年纪的老林坐了两次长途飞机。
　　“其实买机票都是小事，可一天不开工，那才损失大呢。我一天的收入买一张飞机票绰绰有余。”老林坦言：“很多人都说我傻，对我来说一点利都没有。但是现在回过来看，总算做成一点事情。幸运的是，我有一批朋友和同胞支持我、跟随我一起进行‘中医革命’，坚贞不移地往前走。”
　　聊天中，林子强笑着说，如果不推动中医立法，在政坛一向左右逢源的他可能很早就已经加入工党，或许还当上了参议员，那样的话收入更可观，而且退休金也很丰厚。“但我从不后悔，我做的事情是留给后代的。”
　　中医尽管获得了立法认可，但问题并非完全解决。比如澳洲政府要求中医行医者英语要过雅思七分，许多从国内来的人，英语远不能达标，那就必须有一个三级翻译在场。“三级翻译的费用很高，甚至高过医生。”为了能让中医得到全面推广，这一瓶颈必须突破。
　　林子强为中医奋斗的脚步依然没有停顿：“经过抗争、联系、游说，政府让步了，现在要求雅思6分，翻译也不需要三级翻译，只要能与病人沟通就可以了，这样合情合理。”
　　谈及未来的打算，林子强说：“希望组建一个规模稍大点的医院，让中西医在这里融合，这是目前所欠缺的，也是我们非常想做的一件事。”这个心愿，足够让林子强忙活一阵子，而精力旺盛的林子强，依然信心满满。
　　

朱晓书 中医吸引更多年轻华人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医在澳大利亚终于“扬眉吐气”。多年的发展，让中国这一古老的学科开始在大洋洲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如果许多中医前辈们是栽树的，我们这些后来的中医师算是‘乘凉的’了。”西悉尼大学中医部主任朱晓书称自己很幸运。
　　青丝透着白发，衬衫伴着牛仔裤，年近五旬的朱晓书说起话来风风火火，对于中医在最近十多年的发展，她感受深切，话匣打开便停不住了。
　　不同于许多中医前辈的“学艺”过程，朱晓书是通过“中国正规中医药大学培养的中医师”。她在国内学习、教授中医的经验颇为丰富。“1979年我从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本科毕业后，就留校教授中医诊断课。后又考取研究生，之后一直在中医药大学工作。”
　　当时在南京、北京、上海三地设立了传统医学培训中心，这都是由世界卫生组织指定的，因此吸引了大量外国学生来此学习。朱晓书分析说：“由于当时海外没有学习中医的渠道，对中医着迷的外国人只能来这里学习。可想不到的是，当时外国学生比现在多得多。”
　　在国际教育学院教学中，“我发现，中医吸引了好多外国人，他们对中医有着浓厚的兴趣，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到中医在国外原来也如此受欢迎。”
　　1999年，通过技术移民，朱晓书到了新西兰，不过在那里仅仅待了3个多月，她就收到西悉尼大学的邀请。“当时西悉尼大学第一次建立中医本科专业，创办这一专业的AlanBensoussan教授，后来成为澳洲的中医界著名人士，为中医在澳洲的立法作了很大的贡献。”朱晓书记得当时总共有17个申请者，最后4个人取得了面试机会。“很幸运，最终我得到了这个职位。”于是，刚刚移民新西兰的朱晓书，再次打包搬家，来到了悉尼。
　　越来越多年轻华人学生学习中医
　　1999年，朱晓书踏上澳大利亚国土。自那个时候起，她深切感受到中医的种子已经在那里深深埋下并破土而出，生根发芽，“当时在悉尼技术大学，已经设置了有关中医的课程，不过仅限于针灸，中药并没有涉及。”
　　朱晓书告诉记者其中缘由：“对于那些中文尚未完全掌握的外国人而言，中药无异于天书，极其难懂。而针灸就不同了，为了提高针灸的推广速度，当地大学课程中将穴位名字都用数字和字母代替，如此一来，对外国人来说，背诵显然简单很多。”尽管朱教授认为名字抹掉的同时也过滤掉了很多中医原本的信息，但是对于提升针灸普及速度却毋庸置疑。
　　然而，朱晓书所在的西悉尼大学，中医课程不再仅限于针灸，同时也加入了中药学。“如此一来，中医学习显得系统而完整，以前本地人要学中医，只能去一些私立学院，如今在大学课堂上正规学习，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这十多年来，朱晓书的学生结构也发生了有趣的变化，“刚开始的时候，我的学生10个有9个是白人，华人非常少。很多人认为，要学中医，应该在中国学，为什么要来这里学呢？这里学的大约都是些‘三脚猫’。”
　　不过，随后几年朱教授发现，白人的比例逐年下降，尤其是中医在澳洲立法后，这一趋势更为明显。“今年开课的情况，更让我吃惊，80%是亚裔面孔，我不敢肯定都是中国人，但肯定是亚洲人。”
　　这个变化，让朱晓书有了自信——这不仅说明本地的教育水平在提高，同时本地注册的认可度也在提高，因为如果在国内学中医，在澳大利亚行医注册会有问题，不如干脆就在这里学了。学生结构的另外一个变化是年轻的学生日益增多。在接受采访的几天前，正是西悉尼大学的“课程选择日”，各专业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帮助学生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专业。
　　朱晓书遇到一个17岁的澳洲男孩，问他是不是决定学中医？男孩回答很坚定：“是！”他补充说：“实际上我已经被你们大学录取了，是经济专业，但是我没有兴趣。我看了很多中医的书，很感兴趣，所以一定要读中医这个专业。”
　　“他的父母告诉我，今天陪他来就是想了解课程，他们非常支持这个男孩。”遇到如此年轻的面孔，看到如此渴望的热情，这是朱晓书此前从来没有想到过的。

　　前行之路依然险阻重重

　　中医在澳大利亚的普及程度超出人们想象。很多时候朱晓书和同行们在路上走，遇到过问题聊天的路人，当得知他们工作的时候，往往得到的回应是“wonderful（棒极了）”的称赞声。“从言语中可以看出，他们是真心称赞，而不是出于礼貌。”说到这里，笑容在朱晓书的脸上已经掩藏不住。
　　今年第一次有机会度假的朱教授去了瑞士，回程的时候在新加坡转机。在那里，她遇到一对在农场工作的普通澳大利亚老夫妇。说起自己的工作，对方一下子来了劲，大呼小叫地说：“原来你是做这个的，我们都做过针灸。”可以想象现在针灸在澳大利亚的普及程度。
　　“我们很多学生之前都接受过中医治疗，身为受益者，都有兴趣来学习。”不过，朱晓书表示，除了兴趣，来此学习的学生更希望对健康多一份保障。
　　据介绍，“学中医的学生毕业以后，70%至80%都自己开诊所。”她扳着手指介绍起学生来，“1999年最早的一批学生中，有一个在自家农场开了诊所，尽管他行医的范围内有西医，不过周边农场主几乎都来他这里看病。”
　　中医不仅能医人，还能治疗动物。“我有不少学生利用针灸给动物治病。其中有个兽医世家的学生，来这里学习以后又到中国进修，最后在澳大利亚开了诊所，只看狗和马，真的很神奇。”朱晓书说。
　　话题转到今后的发展，朱晓书毫不避讳其中的问题：“我觉得，中医在澳洲的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尽管如今中医已经合法，但是至今还未能进入澳大利亚的公共医疗保障系统，同时，在澳大利亚大型的公立医院中也不接受中医治疗。朱晓书坦言，要彻底打破西医固有的壁垒，让澳大利亚医生完全接受中医，仍旧“长路漫漫”。就在采访前几天，朱晓书陪着几位来自北京医院的主任考察当地中医发展情况，研究是否有机会进行合作，期间发生的几个小故事，仍然让她觉得推广中医重任在肩。

　　她透露：“我们中心和北京西苑医院有很多合作，西苑医院一位主任刚来过，寻找合作机会。我们带她去参观了几家医院，和当地的肿瘤医生进行了交流，不过还是能感受到他们对中医接受度还不确切。”朱晓书告诉记者，在此之前，北京广安门医院中医师来悉尼的时候，有家医院干脆不接待，对中医的抵触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对此，朱晓书表示能理解：“中国是中医的发源地，澳大利亚的中医需要中国的支持，我们近几年来一直致力于发展与中国中医有关的政府和大学及研究机构的联系，通过国内中医强势来促进澳洲中医的深层次发展。”
　　另外，中医中诸如“五行八卦”等比较抽象的内容，也很难被西方人接受。好在朱教授有自己的“诀窍”：“我用很具体生动的例子来讲解。”她举例说，比如一颗种子，种下去从土地中出苗，说明它比土地的力量强，苗就是木，那么木克土。苗生长一定要浇水，那么木和水就是相生的关系，“这样学生就会觉得很朴素，很有道理，那么他们就会有兴趣去学。”

　　此外，朱晓书在教授基本理论的同时也逐渐融入中国文化。“我甚至要求学生学习一些中文字，因为很多东西需要学生从字面上去理解。以往，我们把针灸用数字符号替代名称，如今看来提高了推广程度，却也有着弊端——其内涵的深意因此被过滤了”。为此，朱晓书会要求白人学生学唱中国歌，“这样能练习中文发音口型，有了基础就可以教他们具体穴位的名称。”
　　在朱晓书看来，中医真正要进入澳大利亚主流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并且充满艰辛，但只要有信心，终究会有阳光明媚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