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的徽章：熊彼特奖获奖者的特征与启示

张鹏 李侠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

自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来，作为国家最高层面的发展战略，该战略已经实施14年了，这期间中国的科技创新面貌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如何在新的环境下进一步释放该战略的生长空间，这就需要改革该战略内置的激励机制，毕竟任何战略的实施与推进都是靠一个个具体的人来完成的，如何调动那些行动者的积极性是一项战略的头等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对那些作出实质性贡献的人给出明确的表彰，那么创新驱动发展留给社会的印象就只能停留在纸面上或者口头上的宏大愿景。让那些创新者走到舞台的中央，他们就是这个时代的英雄。为此我们不妨看看西方发达国家是如何表彰广义创新者的。

从科学社会学的视角来看，科学奖励系统被视为驱动科学共同体运行、维持科学制度秩序的核心机制。罗伯特·K·默顿在其研究中深刻揭示出承认是科学界的硬通货，那些奖项则是对承认的二次承认，其激励作用则被再次放大，如诺贝尔奖、各类学会奖项及专项学术奖等制度化奖励，这些则构成了科学社会结构中分层、资源配置与符号资本分配的具体根据。^[1]奖励机制不仅是对个体卓越智力贡献的追溯性承认，更是对特定学术范式、研究路径和学科边界的制度化背书。因此，对某一特定领域最高学术奖项获奖者特征的社会学分析，往往能够看到该学科知识生产网络、权力结构及阶层流动的情况，以及对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

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是20世纪最具原创性的经济学家之一。其所提出的创造性破坏、动态创新及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理论，奠定了现代演化经济学、创新经济学及制度范式的理论基础。在熊彼特的理论框架中，企业家并非纯粹的资本家，而是具备远见卓识、敢于冒险并将发明转化为商业应用的社会精英。为纪念熊彼特的这一思想遗产并弘扬其创新理念，奥地利维也纳熊彼特学会设立了“维也纳熊彼特奖”。该奖项旨在表彰在经济学、政治学及企业管理等广泛领域内，为推动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个人。与许多纯粹的学术型经济学奖不同，维也纳熊彼特奖具有极强的实践导向与政策导向。它不仅颁发给经济学家，更倾向于授予在宏观政策制定、央行管理、企业领导及国际关系中发挥巨大创新领导力的政治家、央行行长及商业领袖。

在此需要特别区分两个同名但性质不同的奖项。其一为维也纳熊彼特奖（Schumpeter Prize, Vienna），即本文论述的核心对象，由维也纳熊彼特学会颁发，侧重于宏观政策、商业领袖及政治人物的实践创新；其二为国际熊彼特学会学术奖（ISS Schumpeter Prize），由国际约瑟夫·熊彼特学会（International Joseph A. Schumpeter Society, ISS）颁发，系纯学术奖项，通常每两年颁发一次，专门奖励在演化经济学、创新理论与经济动态学领域发表的优秀学术专著或论文，例如2022年颁发给Michael Peneder与Andreas Resch关于熊彼特货币理论的著作。

一、1991—2025年熊彼特奖获奖者统计分析

为全面、系统地分析熊彼特奖的学术背景与社会学特征，有必要对1991年至2025年间历届获奖者的完整信息进行梳理与展示。在过去的数十年间，该奖项共计颁发24届，产生了26位获奖项目，涉及多位享誉全球的演化制度学派泰斗及创新研究先驱，具体信息如表1所示。

表1 历届熊彼特奖获奖者统计表

首先，在时间分布上，奖项的颁发自

1991年捷克政治家瓦茨拉夫·克劳斯（Vaclav Klaus）获奖开始，直至2025年的奥地利高管萨比娜·赫利奇卡（Sabine Herlitschka）。整体颁奖频率保持相对稳定，但并非严格的每年颁发，这种非绝对连续性也反映了奖项评委会在寻找能够完美契合熊彼特式创新和重大时代影响力人物时的审慎态度。其次，在性别分布上，数据呈现出极端的失衡。在26位获奖者中，男性占据了23席，占比88%。女性仅有3席，占比12%。女性获奖者分别是2011年获奖的土耳其企业家居莱尔·萨班哲（Güler Sabanci），2022年获奖的丹麦政治家、欧盟高官玛格丽特·维斯塔格（Margrethe Vestager）以及2025年获奖的奥地利英飞凌科技CEO萨比娜·赫利奇卡（Sabine Herlitschka）。值得注意的是，女性获奖者全部集中在21世纪10年代及以后，这一时间节点的后移具有显著的社会学含义。第三，在地缘分布与国籍特征上，欧洲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其中，作为德语文化圈的核心，德国贡献了4位获奖者，奥地利贡献了3位获奖者；意大利贡献了2位政治经济巨头；捷克、芬兰、列支敦士登、丹麦、英国等欧洲国家也各有代表。欧洲国家的获奖者总计达到了14人，占比53.8%。北美地区主要是美国以及加拿大代表，共有6位获奖者，占比23.1%。亚洲地区则表现出逐步上升的趋势，共有6位获奖者，占比23.1%，分别来自中国的2位、日本的2位、土耳其的1位、印度的1位。第四，在身份背景方面，获奖者群体呈现出高度的跨界性。这不仅包括了像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和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这样纯粹的顶级经济学家，更大量涵盖了政界巨头如赫尔穆特·科尔、瓦茨拉夫·克劳斯、马里奥·德拉吉和商界领袖如泰德·特纳、包玉刚之婿苏海文、雀巢前CEO包必达、大众集团的皮耶希等。很多获奖者实际上具备“学者—官员”或“工程师—企业家”的双重甚至多重身份。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26位获奖者中企业家占据13席，达到半数，由此可见企业家对于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这也是维也纳熊彼特奖的一个显著特征。

二、跨场域创新：资本转换与马太效应

从科学的奖励系统来看，奖项的授予不仅仅是对过去成就的再次确认，更是一种强有力的社会建构过程和符号资本的加冕。皮埃尔·布迪厄认为社会场域内充满了竞争，行动者通过占有和积累不同形式的资本如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来确立自身的统治地位。^[2]熊彼特奖的运作机制，恰恰是一次完美的跨场域资本转换与符号承认过程。不同于诺贝尔物理学奖或化学奖等对特定科学发现优先权的承认，熊彼特奖是对破坏性创新社会实践的承认。在获奖名单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不同类型的精英如何将其所在场域的资本转化为全球性的符号资本。例如，1993年获奖的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和1999年获奖的意大利前总理罗马诺·普罗迪（Romano Prodi）以及2013年的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他们在政治场域中拥有雄厚的政治资本，推动了欧洲一体化、欧元区的建立等宏大的制度创新，从而使他们获得了丰富的社会资本。熊彼特奖将这种宏观的制度变迁解读为熊彼特式的创新实践，从而将政治家的世俗权力升华为一种备受公众尊崇的社会变革符号，就如同邓小平同志被国人亲切地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一样。

同样在商界，如1994年获奖的美国CNN创始人泰德·特纳（Ted Turner）、2000年的大众集团董事局主席费迪南德·皮耶希（Ferdinand Piech）以及2001年的雀巢集团CEO彼得·包必达（Peter Brabeck Letmathe），他们在经济场域中积累了巨大的经济资本，但仅仅拥有财富并不足以获得学术界和全社会的崇高敬意。熊彼特奖的授予实质上是以创新者、企业家精神的名义，将这些商业巨头的经济成就跨界转化并神圣化，赋予其极高的文化和符号附加值。

在此过程中，默顿理论中的“马太效应”也表现得淋漓尽致。马太效应认为在科学奖励系统中，声誉越高的科学家越容易获得更多的新荣誉，而不知名的科学家则往往被忽视。实际上多位熊彼特奖获奖者在获得该奖项之前，就已经在各自领域功成名就。例如，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2019年获奖）早已是全球知名的金融巨鳄与慈善家；詹姆斯·沃尔芬森（James D. Wolfensohn，2002年获奖）是前世界银行行长。熊彼特奖的颁发，实际上是在既有荣誉基础上的又一次跨界叠加，奖项本身与获奖者的原有声望形成了相互促进。一方面，获奖者通过该奖项进一步稳固了其创新领袖的社会标签。另一方面，维也纳熊彼特学会也通过表彰这些全球顶尖名流，提升了奖项自身的国际权威性和影响力。这种正反馈循环，为学术资本、经济资本、政治资本与社会资本的跨界提供了一种内在驱动机制与操作的可能性，既推动了社会进步，又通过青史留名的愿景为每个潜在的创新者提供了双赢的激励机制。

三、全球创新格局的“核心—边缘”结构与性别结构的嬗变

科学活动与创新实践从来不是在全球空间中均匀分布的。约瑟夫·本-戴维在《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一书中详细论述了世界科学中心的转移及其与边缘地带的依附关系。^[3]当我们审视26位熊彼特奖获奖者的地缘分布时，一幅关于全球创新能力与话语权分布的“核心—边缘”结构图谱便清晰地展现在眼前。毫无疑问，欧洲在这一体系中占据了无可争议的核心位置，占获奖者总数的53.8%。这不仅反映了欧洲在工业化、战后复兴及区域一体化进程中所展现的卓越经济与制度创新能力，更深刻地揭示了奖项颁发机构所固有的地缘文化偏好。熊彼特奖由设在奥地利维也纳的机构评选，而维也纳不仅是熊彼特曾经生活与工作的思想重镇，亦是奥地利学派的发源地，更是欧洲历史与文化的十字路口。因此，德奥语系及泛欧洲的政治与经济精英天然地更处于该评选网络的核心视野之内。从德国总理科尔到奥地利汽车工程师皮耶希，从列支敦士登亲王汉斯-亚当二世到丹麦的欧盟专员维斯塔格，这些获奖者的入选，充分反映了评委会对欧洲本土社会资本网络及经济治理模式的高度认同。

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和科技创新中心，构成了该评选网络的第二核心。例如美国的媒体大亨泰德·特纳、顶尖经济学教授巴里·艾肯格林和金融家乔治·索罗斯等。美国获奖者的出现，体现了奖项在寻求全球影响力和普遍主义价值时的必要扩张。此外，亚洲地区获奖者的出现，也说明全球创新系统的传统“核心-边缘”结构正在发生肉眼可见的变迁。日本作为亚洲最早步入发达国家行列的经济体，其企业家如1995年的伊藤助成和2007年的松前达郎较早获得了该奖项的承认，反映了20世纪末日本经济奇迹及日式管理模式在西方学术界获得的崇高声誉。而到了21世纪，随着全球经济重心的东移，新兴经济体的创新力量开始被纳入这一西方主导的奖励网络中。例如1998年获奖的奥地利裔中国企业家苏海文（Helmut Sohmen），2005年获奖的印度IT巨头印孚瑟斯联合创始人南丹·尼勒卡尼（Nandan Nilekani）以及2016年获奖的中国海伦钢琴创始人陈海伦（Chen Hailun）。特别是陈海伦夫妇的获奖，标志着中国制造业在经历长期的模仿和追赶后，其在特定垂直领域的自主创新和国际市场拓展，开始受到欧洲正统学术界和产业界的高度认可。亚洲获奖者的增加，不仅揭示了跨国资本流动的趋势，更在社会学意义上说明了西方关于“创新”和“企业家”的话语体系正在逐渐走向多元化和差异化，体现了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中异质性网络扩张的经典特征。

科学社会学对于社会分层、特别是不平等机制的研究具有悠久的传统。在1991年至2025年这跨越三十余年的26人获奖名单时，性别失衡是一个无法回避且极具现实意义的结构性问题。在科学社会学中，玛格丽特·罗西特（Margaret W. Rossiter）提出了著名的“玛蒂尔达效应”，用以描述女性科学家在科学界中由于性别偏见而导致其贡献被系统性忽视或被归功于男性同行的现象。^[4]“玛蒂尔达效应”本质上是“马太效应”在性别维度的极致体现，在传统的科学共同体中，男性天然占据着布迪厄所说的更高阶的科学资本和权威地位。虽然熊彼特奖涵盖的范围超出了纯粹的科学研究，延伸至政治和商业最高权力阶层，但“玛蒂尔达效应”背后的深层逻辑，即最高级别的社会权力和符号资源分配体系中对女性的结构性排斥仍然长期存在。在2011年之前长达二十年的评选历史中，熊彼特奖的获奖者清一色为男性。这客观地反映了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全球在政治首脑、大型跨国企业CEO以及顶尖经济学权威这三个核心精英圈层中，女性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当评委会依据传统的“重大影响力”“主导型制度创新”等标准去挑选符合标准的候选人池时，这些标准本身就残存着男性标准的影子。

随着宏观社会结构的演进和女性主义平权运动的发展，一方面有更多的优秀女性由于杰出业绩脱颖而出；另一方面，评价标准的调整，也让更多的女性进入评选的视野，女性开始进入熊彼特奖的客厅。2011年，土耳其女企业家居莱尔·萨班哲（Güler Sabanci）获奖，打破了这一僵局。作为萨班哲控股这一土耳其庞大商业帝国的掌门人，她的获奖不仅是个人能力的证明，更象征着发展中国家女性在突破传统宗法制文化和商业权力壁垒方面取得的巨大胜利。

在最近的几届评选中，女性获奖者的比例显著上升，展现了强烈的上升趋势。2022年获奖的丹麦政治家玛格丽特·维斯塔格（Margrethe Vestager），作为欧盟竞争事务专员，她因主导数字经济反垄断规则、勇敢挑战硅谷科技巨头的垄断地位而闻名。她的获奖深刻地揭示了在数字经济和平台资本主义时代，规则制定和监管创新同样具有巨大的社会价值，而女性领导者正在这一领域扮演着不可替代的关键角色。到了2025年，奥地利英飞凌科技公司的女性CEO萨比娜·赫利奇卡（Sabine Herlitschka）获奖。作为在高科技、硬核半导体领域攀登至权力顶峰的女性工程师和高管，她的获奖从根本上冲击了科技与高科技企业由男性主导的传统刻板印象。

这三位女性的陆续获奖，不仅是熊彼特奖在性别结构上的进步，更是近年来全球精英分层体系结构正在被女性这一重要力量改写的标志。它证明了在当今的创新生态系统中，女性行动者不再仅仅是配角或被动参与者，她们正在积极掌握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通过自身的领导力和创新实践，强有力地塑造着未来的技术轨迹和制度框架的面貌。

四、广义创新丰富的地方狭义的技术创新才能繁茂

综上，通过对26位熊彼特奖获奖者的分析可以清晰看到如下三个特征：首先，获奖者大多是属于广义创新领域，如政治家、企业家、金融家与社会活动家等。正是这些人在各自领域的努力推动了社会在方方面面取得进步，从而为其他类型的创新创造了合适的土壤与良好生态；其二，大凡广义创新丰富的地方，创新生态也趋于良好，从而为狭义的技术创新提供了生存空间并带来技术创新的繁荣兴盛，如美国的硅谷，其广义创新生态良好，从而造就硅谷奇迹，使得美国高科技企业多年来一直一枝独秀；第三，全球创新格局结构的嬗变揭示了全球创新中心转移的潜在方向。对于中国而言，为了进一步激活创新驱动的引擎，单纯依靠技术创新显然是不够的，甚至会在某一环境下出现创新饱和的困境，此时亟需对主要社会系统进行全方位的改革，从而为技术创新制造出新的生长空间，这种变化也会演变为国际创新资源流动的风向标。换言之，只有各行各业都勇于创新，才能为技术创新释放更多的有利空间，毕竟任何创新都是发生在成本最低的轨道上，就如同斯诺所言“企业的存在就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

参考文献：

[1] 罗伯特·默顿著,鲁旭东、林聚任译.科学社会学——理论与经验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418-421.

[2] 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著,李猛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31-140.

[3] 本—戴维著,赵佳苓译.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329-335.

[4] Rossiter M W. The Matthew Matilda effect in science[J].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1993, 23(2): 325-341.

作者简介：

张鹏，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博士生；

李侠，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

【博主跋】这篇文章发在2026-7-2日的《三思派》微信公众号上，与李辉博士合作愉快，是为记！

说明：文中图片来自网络，没有任何商业目的，仅供欣赏，特此致谢。

2026-7-2于南方临屏涂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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