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基于中国核电发展历程构建理想的核电人才架构模型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大计^[10]。为了实现我国核电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强化能源安全保障，组建一只成规模的、专业性强的核电人才队伍是必由之路。

3.1 金字塔型人才结构符合生态学原则

笔者曾撰文提出，根据社会分层的基本原则，任何领域的人才队伍结构都应该呈现为金字塔型^[11]。这种金字塔型的结构将人才从高到低分为了三类，分别是塔尖级人才、塔身级人才和塔基级人才。该模型充分体现了生态学中的最佳资源分布与管理学中的最优资源调配原则。具体而言，位于顶部的塔尖级人才数量极少，其主要构成通常为院士、政策制定者、行业领军者和头部企业掌舵者；位于腰部的塔身级人才数量适中，其主要构成大多为学科带头人、高级技术专家、中层管理人员；位于底层的塔基级人才数量众多，负责具体活动的执行。由下到上收窄的金字塔结构能够契合整体人才队伍的知识分布、资源分布与权力分布结构；这种结构有利于知识的传递与扩散；更能平衡创新意识与经典保守范式之间的矛盾。

金字塔型的人才架构模型在历史上已经被多次证明是合理的，也是有效的。在科学史上，这类案例比比皆是，如作为塔尖级人才的爱因斯坦在1915年提出的广义相对论中预言“光线会弯曲”；为了验证这一假说，就需要由塔身级的科学家设计实验方案以及验证程序，英国科学家爱丁顿便扮演了这样的角色；作为塔基级的众多人才则具体负责执行实验方案与流程，如坚定地执行爱丁顿设计的远征行程和观测点，以及计算观测结果等；试想如果没有这些数量庞大的中、低层科学家的存在，仅凭爱因斯坦是无力验证预言的。在技术史中，美国的曼哈顿计划和中国的“两弹一星”计划也是在金字塔型人才架构模型下才得以顺利实现的。在曼哈顿工程中，位于塔尖的代表人物包括了总负责人美国陆军将军莱斯利·格罗夫斯（Leslie Richard Groves）、曼哈顿计划的主要策划者万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和来自全球的顶尖核科学家共同体如奥本海默、费米等人，位于塔身的则是为整个曼哈顿计划提供技术支持和物质保障的洛斯阿拉莫斯核武器实验室、橡树岭铀材料生产工厂、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埃姆斯实验室中的科学家与美国政界、军界的负责人等等；最后为整个曼哈顿计划落地的底座人才总量接近10万余人。中国“两弹一星”工程同样如此，离不开党中央的战略决策和远见卓识；离不开处于塔尖位置的杰出人才如王淦昌、赵九章、钱学森、邓稼先、朱光亚、于敏等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的理论支撑；也离不开全国为“两弹一星”事业义无反顾齐上阵的数万名处于塔基位置的普通科技人员的分布式付出。

金字塔型的人才结构在中国核电事业的发展历程中同样适用。1970年周恩来总理在国务院有关会议上就上海地区缺电问题进行批示：“国内外都在搞核电站，你们回去研究一下、写个报告上来，我支持你们”，同时表达了对二机部的支持：“二机部不能光是爆炸部，要和平利用核能，搞核电站”^[12]。在发展核电的主基调下，“728”工程上马，但在选择堆型设计方案时陷入了“熔盐堆”和“压水堆”的抉择之争中，面对“压水堆”和“熔盐堆”的选择困境中，我国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彭士禄思考后指出“熔盐堆技术不成熟，一旦出现问题，堆芯凝固，再也没法启动了^[13]。”同时彭士禄认为因为中国核潜艇采用的是压水堆技术，有了相关的设计和运行经验，核电站的建设应该利用这个经验，放弃熔盐堆，采用压水堆。在确定了压水堆的堆型选择后，上海市“728”工程设计队正式成立，成为了早期中国核电设计建设的中坚力量。根据中国核电发展初期的这段历史来看，位于塔尖的周恩来总理定下了中国未来要发展核电的主基调。同样位于塔尖的彭士禄确立了压水堆作为核电发展的技术路线。“728”工程设计队的核心技术骨干如欧阳予作为塔身的中坚力量参与具体的论证与设计工作；余下的技术人员与工程人员则是塔基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核电站的建设。

基于此，结合四代核电事业的发展历程，中国核电事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需要依赖合理的金字塔型人才结构。具体而言，位于塔尖的应该是能源领域的学术精英（两院院士）、核能主管部门的决策者，由他们负责设计中国核电事业的发展规划并抉择中国核电技术的发展路线；位于塔身的核电人才应该是核电领域的专家教授群体、涉核机关的主要负责人与央国企架构下二级单位的领导层，由他们分解宏观规划的具体步骤、组织论证技术发展路线的可操作性、安全性和商业性。位于塔基的人才群体则主要负责具体工程的执行与操作。

3.2 中国核电人才的教育培养体系

核电作为复杂的现代工程，天然具备技术密集型的特征。作为现代能源工程的代表，核电对涉核科学知识、施工建设、核安全监管、乏燃料处理等全链条各环节都有着严格标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专业技术出众、本领过硬的人才队伍才能确保让清洁、安全、实惠的核电走进千家万户。那么现有的教育体系中涉核专业又有哪些特点？

盘点核相关学科，能够发现整体呈现以下特征：核相关专业在高等院校、公立科研机构、涉核企业与职业技术学院中均有分布且侧重不同。高等院校、公立科研机构立足本科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以及前沿核科学的研究与探索；涉核企业和职业技术学院则是注重基于现实操作场景的专业技能培训。

首先关注高等院校和公立科研机构的核学科教学科研体系。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开始在高等教育阶段开辟核技术人才的培养路径。最早一批的核学科都开设在理工科传统强校，如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兰州大学等。这些核学科发展至今已具有一定规模和学术影响力了。

笔者根据教育部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5年）》和《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整理了中国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中与核相关专业的开设情况，如下表2、表3所示：

表2 中国本科教育核相关专业开设情况

Table 2 Establishment of Nuclear-related Undergraduate Majors in China

表3 中国研究生教育核相关专业开设情况

Table 3 Establishment of Nuclear-related Postgraduate Majors in China

据表中信息显示，在本科教育中除了二级学科代码为070203核物理位于理学大类中，余下涉核学科全都分布在能源动力类、自动化类以及核工程类的工学门类下，这样的学科设置强化了核学科的现实应用导向。尽管同在070203的学科代码之下，各个高校核物理专业的强项与优势也是不同的，如清华大学物理系核物理专业凭借顶尖的生源条件和深厚的师资队伍，研究涵盖原子核结构、相对论重离子碰撞与强相互作用体系、重离子核反应，核子间的短程关联，强子夸克结构等基础研究前沿方向。南华大学核物理系则聚焦核聚变与等离子体物理、核工程与核技术、辐射防护和核安全等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行的专业方向。相同代码、不同大学的内容设置各有侧重，这就避免了方向同质化的人才培养模式。位于工科门类下的核学科则注重培养的是工程人才。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学院的核工程与核技术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核工程与核技术高级人才，毕业后能够胜任核科学与技术领域的科研、设计、管理和运行工作。华北电力大学的核科学与工程学院则是立足“核动力工程全范围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国家级核电工程实践教育中心”等实践平台，以“订单+联合”的模式为中国核电企业输送“即插即用”的优秀人才。

同样在研究生教育中，涉核课程依旧分布在理学和工学两个大类中，其中理学只有一门070202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余下四门都在0827的核科学与技术的一级学科代码下。研究生教育相较于本科教育更加注重知识的深度和针对现实难题的解决，因此在课程设置上，作为理学学科的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专业研究方向就往更深奥、更前沿的粒子理论上延伸。在工学维度上，则进一步向现实用途更加明确的核燃料、核工程、核辐射防护等前沿实践领域深入。

随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持续强化，国家实验室肩负起了愈发沉重的使命。国家实验室是体现国家意志、实现国家使命、代表国家水平的新型科研结构，是高层次、少而精、突破型、引领型、平台型一体化的大型综合性研究基地。在这些国家实验室中，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国家实验室等都成为了培养高层次杰出核技术人才的阵地。

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是原国家计委1983年4月批准建立的第一个国家级实验室，近十年间已培养研究生逾500人。在2016年第四轮学科评估中，“核科学与技术”被评为A+学科。立足“合肥光源”和“合肥先进光源”这两大大科学装置，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的“核技术及应用”专业以带电粒子束和带电粒子加速器理论为核心，逐步发展了束流操控、粒子源和电子枪以及粒子加速等关键技术，进而建成各种不同用途的粒子加速器^[14]。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实验室同样也是原国家计委在1991年8月批准成立的，实验室从1978年破土动工耗时十年得以建成，造价是1.3亿人民币^[15]，1.3亿的造价在当时绝对是一笔巨额的科研投入，该实验室主要从事重离子物理前沿和应用研究，包括了原子核物理、核天体物理等。坐镇实验室的大科学装置是兰州重离子研究装置（HIRFL）是我国规模最大、可以把氢到铀的全粒子加速到高能的重离子研究装置，由国家“一五”、“七五”“九五”时期的三大科学工程构成^[16]。依托兰州重粒子加速器这一大科学装置与近代物理研究所几代人才的培养与努力，我国重离子物理及交叉学科研究迈入了世界先进行列，取得了以新核素合成、原子核质量精确测量、重离子治癌为代表的一系列重要科研成果^[17]，也正是凭借HIRFL，甘再国研究员团队在2025年6月首次成功合成镤的同位素核素镤-210，该成果发表在《自然·通讯》。

国家实验室作为国家战略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科研资源是大科学装置，大科学装置有造价极高、占地极大、运行维护成本高等客观缺陷，因此大科学装置是稀缺的。与此同时，大科学装置又是探索科学最前沿的重要工具以及人才培养的特区，国家实验室如何最大限度发挥大科学装置的工具属性与教育属性将是决定实验室能否成功满足国家重大研究需求的关键。由此仅从核学科设置方面而言，中国高校的核教育体系是完善的、系统的，在本科阶段兼顾了核学科的理论知识教学和核学科在现实场景中的实践应用需求。在研究生教育阶段又进一步加深了理论的深度和技术方面的精进。不仅如此，即使是同一学科代码，各个高校结合自身学科渊源和师资力量，形成了独特的强势学科，避免培养大量同质化的人才。其次博士学位作为最高学历，是孵化塔尖型人才和塔身型人才的关键阵地。目前我国有“核科学与技术”一级博士点高校多达12所，其中就包含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顶尖名校，足以在现阶段满足顶级学科人才的培养需求。

不仅高校具有成系统的核学科教育体系，公立科研机构也兼具培养尖端核人才的能力，这主要体现在中国科学院系统。在中国科学院系统下，核人才培养依赖高能物理研究所、上海应用物理所和近代物理研究所，每年能为核事业输送研究生百余人。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应用物理所，上海应物所以钍基熔盐堆核能系统、高效能源存储为主要研究方向，目前正在承担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未来先进核裂变能——钍基熔盐堆核能系统（TMSR）”，且在2025年11月实现了钍铀核燃料转换这一志性进展，是我国推进四代核电发展最重要的阵地之一。

至于涉核央国企下设的培养体系，规模最为庞大、历史最为悠久的是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下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401院）。该研究院创建于1950年，是我国核科学技术的发祥地和国防核科研、核能开发研究与核基础科研的创新基地^[18]。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重要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其中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于敏、王淦昌、邓稼先、朱光亚、陈芳允、钱三强、彭桓武等人都曾在401院工作过。在中核集团下还设有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等。作为同属涉核央企的中广核集团和国家电投集团也都有自己的核电人才培养平台，如中广核下属的中广核研究院、国家电投下属的国电投中央研究院、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等，其中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又称为728院，历史上独立自主研发设计出中国大陆第一座核电站、总包设计中国第一个出口核电站，在业界享有盛名。

大环境是由若干子环境组成的，子环境的基本特征更是由大环境投射的。这就意味着要想在整个核电领域实现金字塔型的人才结构就需要在构成核电事业的各个环节中率先实现这样的人才结构。笔者通过查阅核电上市企业的财务年度报告，发现如下情况：根据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中的相关信息，公司研发人员总数为4146名，其中博士研究生108名，硕士研究生901名，本科3052名，专科及高中以下85名，所占比例分别为2.6%、21.7%、73.6%及2%。中国核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报显示，公司研发人员8080名，其中博士研究生11名、硕士研究生309名、本科6432专科1328名，分别占比1.36%、3.82%、79.6%、16.43%。从目前所得到的数据来看，随着高等教育在中国的普及，作为塔基层的人才学历下限有了极大的提升普遍为本科及专科以上。然而塔身级人才与塔尖级人才的比例还需要进一步优化，随着近些年来研究生教育的扩招与国家对人才教育的重视，未来塔身级人才的比例肯定将有所提高。

最后是职业技术教育。职业教育在核电人才培养体系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职业教育能为核电工程补充大量具有专业技能的运维人才。这类涉核的职业技术教育往往有较强的地域性。比如在三门核电站所在地，三门技师学院立足区位优势，面向核电及关联产业相关方向，为全国20余家企业输送人才1200名，成为国内核电技能人才培养的标杆^[19]。同时根据核电站常规选址策略，电厂常常位于人口较少的县镇，当地本就工作岗位稀缺。这种服役期限长、厂址规模大、日常维护要求高的核电站正好能提供大量的优质岗位，立足于科学教育和职业引导的使命，在当地高等院校、职业技校开展对口的核技术专业教学，培养当地青年投身核电事业。

四、当下核电人才重点培养方向

核电人才的培养不仅要聚焦眼前的技术缺口，更要具备前瞻性和战略性；要顺应行业发展、还要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导向。在国际形势波谲云诡的当下，西方国家实施技术封锁日益常态化，为了将核电等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核电人才的优化培养就成为当下的紧迫任务。结合人工智能时代的新趋势，当下核电人才培养的方向应聚焦四代核电技术和“人工智能+核电”复合型人才上。

4.1 培养匹配先进四代核电技术的人才

与所有高新产业的发展路径相似，核电产业发展成熟后都会迎来技术巨大变革的窗口期。一代核电、二代核电、三代核电大体上遵循的是线性的技术迭代路径，就如布莱恩·阿瑟在《技术的本质》一书中所揭示的，通过局部创新实现整体进步。四代核电跳出了这种迭代式的发展路径，抛弃了所有的压水堆、重水堆、轻水堆概念，走上了全新的赛道。这就意味着虽然核能发电的底层原理是固定的，但四代核电与前三代核电在实现发电的手段上是完全不同的，四代核电技术的发展往往都面临着从“0到1”的突破，走的都是技术的无人区，在全球范围内都无任何先例可循，这就要求在人才培养环节能够跳出传统范式的禁锢，使批判精神与开放思维融入到技术创新的进程中，只有这样在培养链条的终端产出的人才才会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不难预见，未来一定会聚焦四代核电技术的堵点培养攻关破局的人才。

早在2006年2月，中国就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中对于快堆、高温气冷堆的研发工作明确部署，提出“建成65MW实验快堆，实现临界及并网发电”的目标，并将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确立为国家重点支持的重大专项^[20]。而后在《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中明确将200MW级模块式高温气冷堆核电示范工程、快堆示范工程作为“十二五”时期能源示范工程重点任务^[21]。同样，美国能源部在2017年颁布《先进核反应堆开发与部署远景与策略》，其中就指出到21世纪30年代初,至少有2种非轻水冷却第四代核电技术成熟,安全性和经济性得到验证,核管会完成许可证申请审查,具备启动建设条件”^[22]。先进核电技术的开发并不会一蹴而就，就如高温气冷堆的发展历史一样，1986年被国家863计划列为中国发展的先进反应堆堆型之一，2000年建成10兆瓦高温气冷实验堆，2006年被列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2012年石岛湾高冷气冷堆开工建设，直到2023年12月才实现商运投产，前后一共经历了37年。技术的前瞻性要求教育体系必须对此作出人才培养体系的调整，否则新理念的推进与实践的落地都将因为相应人才的缺口而无法顺利实施，高温气冷堆从实验室走向最后的商业应用之所以耗时23年，相关人才的缺乏就是其中的重要一环。而这一切都要求我们切实打通产学研之间的鸿沟，加快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

在顺利实现了高温气冷堆的商业运行后，钍基熔盐堆被视为是下一个最有潜力实现的四代核电技术。钍基熔盐堆的概念虽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曾提出过并在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中进行过实验，但项目搁置后只有201份技术文档公开在外，几乎没有可以借鉴的成熟经验。在钍基熔盐堆的技术发展路径上，高温熔盐腐蚀是最为棘手的难题——熔盐如氟化锂等高温700摄氏度的环境下对金属材料的腐蚀速率可达传统核反应堆的10倍以上，现运行的核电站的常规合金材料仅能耐受1至2年，但频繁更换合金外壳既不安全也不具备现实操作性。其次中子辐照损伤的影响也难以避免，熔盐堆中的中子通量密度极高，导致材料晶格结构畸变进而影响钢材的强度。这种明确堵点的技术难题更像是对于专业人才的“命题作文”，如何针对这类“命题作文”培养专业技术人才交出答卷将是整个核电教育体系共同面对的问题。

综上所述，随着三代核电技术趋于完全成熟，未来核电技术发展的重心一定会落在四代核电上，然而四代核电技术想要取得显著的突破一定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反复试错中不断曲折前行。在“0到1”的前期探索阶段，可以借鉴上海应用物理所在研发钍基熔盐堆早期时采用的“专业归队、就近转行、以老带新、边干边学”的人才组建思路^[23]，这在对口人才极度匮乏的早期阶段被证明是实用且高效的。当研发进入了常规阶段，明确了技术堵点后，则需要强调有的放矢进行人才培养与资源协调。

4.2 培养“人工智能+核电”复合型人才

先进核电技术并不仅着眼于核技术上，还需要与其他的新兴技术相融合，根据行业目前的发展态势，“人工智能+核电”将成为一个重点领域。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2024年发布的《核电AI应用白皮书》显示，全球70%的在运核电站已部署至少1项AI创新应用。在2024年美国能源部发布的《科学、安全与技术领域人工智能前沿》计划路线图中，就提出了通过美国能源部与其17个国家实验室与科学界和工业界合作，为科学和能源安全建立世界上最强大的综合科学人工智能体系，实现能源技术新突破，强化国家能源安全^[24]。随着智慧电厂概念的兴起，数字孪生技术开始在核电厂中试点运行。数字孪生技术是以数字化方式创建物理实体的虚拟模型，借助数据模拟物理实体在现实环境中的行为，通过虚实交互反馈、数据融合分析、决策迭代优化等手段，为物理实体增加或扩展新的功能^[25]。通过数字孪生技术，可以精准模拟核电的运行状态，实现从“被动处置”到“主动预判”的转型。

“人工智能+核电”的复合型人才在核安全监管层面上也有着重要的实践价值和意义。从预测具有不确定性的意义上来讲，工程的负效应是有一定的必然性的，也就是说工程风险难以完全规避，只能尽可能地规避^[26]。核能发展客观伴随着风险，但通过一系列有效的技术和管理手段进行纵深防御，是能够保障安全的。当前我国正处于由核大国向核强国转型迈进的关键时期，必须始终把核安全摆在最高优先级，以扎实有力的措施确保核安全万无一失、绝无一失。在核电安全监管的环节中，需要人工智能赋能。美国科技巨头微软和英伟达就曾开展过人工智能赋能核电的合作，实现了优化核电站许可、设计、建设与运营的全过程。同时人工智能在大数据运算上具有天然的优势，能够实现对海量、多源传感器数据的实时并行处理与深度解析，从而显著提升对设备异常状态和潜在安全风险的早期预警与诊断能力^[27]。回望历史上的多次重大核电站事故，造成不可逆的惨痛后果的最主要原因归根结底还是人性在重大关头的脆弱性与利己性。如此可见，核安全问题最终仍是涉核人才的教育与培训问题，如果再辅以人工智能的帮助，核安全会展现出全新面貌。

然而在现实场景中，既掌握核电技术又熟悉AI算法的复合型人才是极度稀缺匮乏的，要培养这类人才可以双管齐下。第一条培养路径是增强“高校与涉核企业”的校企互动。最近几年，人工智能专业在高校中较为普及，同时具备人工智能素养的学生大多出自于理工科背景，这就可以被视作是“人工智能+核电”的储备人才。涉核企业与高校涉核专业往往有着密切的人才供求关系和技术支持关系，可以进一步让涉核企业介入立志投身于核电事业的人工智能人才的培养计划中，在高等教育阶段通过交叉学科与校企联合并行的模式实现“人工智能+核电”的复合型培养。第二条培养路径则是针对于已有的涉核企业人才队伍，通过技术培训与涉核企业设置的系列人工智能人才认证推动应用型人才的培养^[28]。在该双管齐下的模式中，既能升级作为“存量”的原有核电人才队伍，又能从高等教育中收获远远不断的“增量”人才。

五、结语

核电是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任何事业的发展都不离开“人、财、物”的三要素。这三要素中“财、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依靠国家统筹在短时间内迅速实现，而“人”这一要素却很难速成，需要经过周期性的培养与塑形。因此，针对“人”这一核心要素既要优化“存量”又要重视“增量”。具体到核电人才，优化“存量”是指凭借现有教育资源、科研资源和企业资源提升已有人才的综合素质使其更加符合现代核电事业的要求。正如前文对于核电人才功勋人物的社会学分析，指明了严谨的学科训练、对口的工作岗位和完善的科学奖励机制是塑造顶尖核电人才的必备外在条件。重视“增量”是指根据已知技术缺口和短板，培养具备相应能力的人才以解决现有的不足，这也正是我国在四代核电技术的竞赛中能不能取得领先身位的关键所在。而将人工智能与核电的结合，更是未来核电发展的主流趋势与安全保障。最后，金字塔型的人才架构模式正是我国核电人才队伍的缩影，而这种模式在核电发展的历史上已经被证明是有效的。核电不外乎其他行业，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核电人才组建模式适用于各行各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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