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精神病学思想内涵与实践价值管窥[1]

1.孙丹阳、2.李侠

（1、2，上海交通大学 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 200240）

摘要：积极精神病学是精神医学的新近研究领域，是生物医学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范式转移的产物。积极精神病学注重探讨积极心理因素的生物学基础，扎根于治疗实践，与积极心理学相比，临床可操作性更强，对传统精神病学起到必要的补充功用。但在实际应用中，要想将积极因素向临床精神病患进行有效注入与融合，必须同具体的治疗方法结合，跨越理论到实践的鸿沟。在我国积极推进“2030健康中国战略”的当下，应结合本土化发展，加强对积极精神病领域的关注，在临床实践、学术研究、政策制定等方面参考与借鉴积极精神病学的最新成果。

关键词：积极精神病学；神经可塑性；预防医学；健康中国；

中图分类号：N0 文献标示码：A

美国著名精神病学家杰斯特（Dilip V. Jeste）在2012年美国精神病学大会上发表的演讲中指出：“将以聚焦心理健康的积极精神病学作为精神病学的新领域，临床工作不应该满足于治疗患者的心理疾病，也应注重提升他们整体的幸福感。”^［1］239由此，“积极精神病学”的概念被正式提出。而其在2015年组织编写的《Positive Psychiatry：A Clinical Handbook》一书中，进一步阐述了积极精神病学的研究成果、内容、方法与边界。该书集中阐释了积极精神病学的核心思想，其从临床精神病学的视角出发，以大量的实证研究为佐证，建立起积极社会心理特征、心理健康结果与精神健康之间的内在联系，阐释了在预防与干预层面如何解决当前精神疾病给患者与社会带来的巨大危害。这一思想的提出对临床精神医学、精神卫生发展、公共健康等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意在通过对积极精神病学基本思路的分析，厘清积极精神病学的理论内涵，探讨积极精神病学理念所具有的潜在优势与进步性，揭示其在操作层面上的作用空间与可行性，进而揭示对我国“2030健康中国战略”所具有的借鉴意义与启示。

一、积极精神病学的理论内涵

“积极精神病学被定义为针对心理或身体疾病患者及其高危群体以增强其积极心理社会特征（PPSF）[2]、理解和提升其幸福状态为目的而进行的临床评估与干预，其本质上属于精神病学的实践分支。”^［2］2其针对的对象不只是正遭遇疾病的个体，也包括潜在具有发病倾向的高危人群。其最核心的部分聚焦于积极心理健康结果以及积极的社会心理特征。其思想源头可追溯至心理学先驱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的心理治疗思想；同时受到人本主义思潮积极关注个体本身这一主张的影响；积极心理学的形成和发展也对积极精神病学思想的形成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可以说积极精神病学探寻的是应对精神疾病这种社会顽疾的总体性策略，而非处理个体疾病的具体方法。

世界卫生组织（WHO）早在1946年就对健康下过明确定义：“健康不仅为疾病或羸弱之消除，而系体格，精神与社会之完全健康状态。”^［3］积极精神病学的主张正是建立在对健康的全面理解与关注之上，走出片面关注疾病、症状的藩篱，更加注重患者的个体幸福体验和整体存在状态的提升与恢复。其内容主要由四部分组成，即：“积极的心理健康结果、构成积极社会心理特征的心理因素与环境因素、积极精神病学的生物学机制、积极精神病学的干预与预防”^［4］。积极的心理健康结果表示积极精神病学的目标与评估纬度，包括幸福、低水平的压力感知、健康老龄化、创伤后成长、严重心理疾病的康复以及心理疾病的预防。而积极的心理结果在一定程度上由积极心理特征进行调解，包括积极心理因素与积极环境因素两部分。积极心理因素指适应能力、乐观精神、自我掌控与自我效能的应用、社会参与、精神性以及智慧；环境因素主要包括家庭动力、社会支持以及社区环境等。积极精神病学的研究重点在于寻找积极性因素与个体心理健康的关系，同时探究积极性因素的生物学基础，以保证其科学性。在大量研究事实的基础上，印证了积极的社会心理特征与心身健康、免疫系统、死亡率与寿命之间的相关关系；同时通过实验验证积极心理健康的潜在生物学标记，以及积极心理学特征的生物学基础，例如精神性能有效地降低血压，增强免疫力^［5］，社会参与能有效地降低表征发炎的血浆浓度^［6］，对人类神经回路研究的结果表明：适应与压力应对与负责调解奖赏、恐惧、情绪反应、社会行为的大脑回路的适应性改变有关^［7］。当前这些实验与相关性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也在不断增加，这为积极精神病学的主张提供了更有效的事实支撑。

在临床实践中，积极精神病学主张在坚持传统精神病学治疗方法的同时，加强对积极心理干预与支持性心理治疗等方法的使用，强调从传统西方医学的范式向整合医疗转变。精神类药物的出现使得精神病治疗进入黄金时期，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精神类药物所产生的副作用扼杀了患者真正走向康复的希望^［8］。相比于药物治疗，“积极心理干预（PPIs）意在通过设计积极程序的活动去提升积极结果，自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存在。诸如品味经历、感受与表达感激、练习友善的行为、追求意义、建立希望、识别与应用自我力量、以及为自己与他人建立同情等。多项临床研究表明PPIs对精神分裂症、自杀想法、烟瘾、慢性疼痛起作用，能在整体上提升生活品质，减少临床症状。”^{［9］147-148}这种干预手段不再是对精神疾病症状的关注，而是关注患者的自我调节功能、积极心理因素与社会功能，是一种在预防与康复阶段介入的重要措施，保证患者在症状缓解之后，重新走向社群与工作，进而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康复。而“支持性心理治疗包括认知行为疗法、行为激活、问题解决与人际关系疗法”^［10］173，主要聚焦在患者当前的生活和意识层面，易于操作与评估，与精神动力治疗对无意识层面的情感与冲突的关注点有根本上的差别。

在医学主张上，积极精神病学强调采用心身医学的整合模式，注重身体与心理，心理与社会、环境的协同作用。从根本上反对心身二元论，“阿拉伯医学、中世纪的医学、甚至是笛卡尔以后的医学都不接受区分身体疾病与精神疾病，每个疾病的形成都牵扯人的整体。”^［11］其赞同传统精神病学追求精神疾病的生物学原因，但是更加注重身体与精神的关联。心身医学包括一系列的辅助、替代和整合医学（CAIM）方法，包括多种干预措施，如心身医学的方法以及使用天然食品疗法，也包括一系列被称为正念的身体训练，如冥想等，是一种整体与综合的医学方法。特别是在对情绪与焦虑障碍的治疗中，辅助、替代医学采用的针灸、深呼吸训练、按摩、冥想、物理疗法以及瑜伽等疗法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替代医学是与西方主流医学截然不同的医学模式，曾一度被西方主流医学所排斥，在二十世纪之后，随着预防医学的发展，美国、英国等国也开始追加对替代医学的投入，美国公民在替代医学上的花费也不断增加^［12］，在心理治疗领域被广泛认可的正念冥想疗法对精神疾病治疗的疗效已得到证实。

二、积极精神病学范式的进步性

1.积极精神病学是对传统精神病学治疗范式的一种拓展

传统精神病学是在神经病理学的基础上聚焦对疾病、症状的关注，其目标是缓解症状、防止复发。然而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在现代精神病学发展的历史中，精神疾病患者的症状并没有如预期那般变得更好。究其原因，“或许这样的说法更为公允：没有理由相信精神病治疗的进步提高了工业化国家人们的心理健康水平”^［13］针对我国2007到2013年的精神残疾治疗康复变化的研究显示：“关于治疗康复效果，历年中认为康复效果‘一般’的精神残疾患者均远远多于认为‘好’或者‘较好’者。”^［14］积极精神病学关注的正是传统精神病学所忽视的部分，即在临床治疗中增加对患者积极属性与精神力量的关注，从神经可塑性的角度出发，意在缓解症状的基础上从根本上解决患者的精神健康问题，以求达到从缓解到康复的转变。同时，积极精神病学的目标群体不再局限在传统精神病学所针对的精神疾病患者身上，其注重对“高危群体”的关注，同时将身体疾病患者容纳其中，注重身体疾病与精神疾病的关联与协同作用。诚如美国精神病学家科尼格（Harold G. Koenig）所言：“对许多人而言，注重精神是他们之为他们的一部分——这构成了他们作为人的身份的根基，赋予他们的生命以意义和目的。忽视精神维度就等同于忽视病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及心理状态，因而会导致针对‘整个的人’治疗的失败。”^［15］患者相关的社会环境、心理状态恰恰是积极精神病学所关注的方向。

表1：传统精神病学与积极精神病学的主要区别^［2］4

2.增加积极心理内容的临床实用性

“积极精神病学与一般精神病学一样，是一门实用科学。”^［16］325积极精神病学与临床实用性有机结合，其始终定位为精神病学的实践分支。在整个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积极精神病学侧重于实践，同时吸收了积极心理学的大量研究成果，从而“拓展了精神科医生的视野，以及他们对心理健康与治疗观点的思考方式，从而更加平衡地理解人类经验，更好的整合治疗师与患者关于精神健康、积极心理健康意义的现有知识。”^［1］240积极心理学认为“自二战之后，心理学变成了主要专注治疗的科学，它致力于修复在疾病模型中损伤的人类功能。”^［17］积极心理学的形成建立在传统心理学只关注心理内容的消极方面这一偏颇之上，其目的是促进心理学的关注点从只专注于修复生活中的不幸事件向建立积极品质转变。其研究内容包括积极的个体特征以及公民身份的群体规范。在此基础上，积极精神病学与积极心理学有部分交叉，都注重积极社会心理特征在个体心理、生活中的重要作用；都反对只关注症状、疾病等个体发展的负性层面。两者的差异在于积极心理学不对所关注的人群进行健康与疾病的拆分，而积极精神病学的对象则指向心理与身体疾病患者及高危人群，其根本上是建立在精神疾病模型基础上，对传统精神病学模型的一种主动拓展，从本质上并不排斥在疾病模型下对个体功能进行修正，所不同的是，它将积极心理的内容与特征移植到精神病的预防、治疗与康复的临床实践之中。

3.整合个性化治疗与整体性治疗

精神疾病与其他身体疾病的最主要不同在于：绝大多数的身体疾病是从病因角度进行划分，而精神疾病则是从症状区分，这源于精神疾病病因的复杂性，同样的症状可能由完全不同的原因导致，相似的原因也可能使患者表现出完全不同的临床表现，因此一刀切的治疗方式在精神疾病治疗中是对患者最大的伤害。传统精神病学在相当长的时期试图寻找通用的治疗方法，例如莫尼兹发明的额叶切除手术、试图寻找脑中化学物质不平衡以求药物“魔弹”……然而“没有一种治疗办法有资格说包治百病，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找到对自己有独特疗效的健康之路”^［18］，特别是在精神疾病治疗领域，更为如此。传统精神病治疗坚持症状为核心，因此青睐能够缓解症状的药物顺理成章，但是“临床精神病学不是精神药理学，应该包括治疗师与患者在临床对话中的共情，涉及患者及其亲属的主观幸福感。”^［19］139这就是积极精神病学所关注的部分。积极精神病学指出：“对于个体的个性化治疗意味着致力于对个体心理、身体、精神与社会健康需求的整体性的服务。”^{［20］98-99}加强对患者特异性的关注，注重患者之间的差异与需求，同时在关注症状的同时，探索个体的生存环境与社会背景，精神疾病治疗的不是一个器官、一个受损部位，而是一个人，一个具有个性特征的整体性个体。

4.注重生物技术手段的应用

积极精神病学认为：在公共健康领域内，生物技术与社会心理两种预防疾病的干预措施中，生物技术手段更容易实现。随着神经科学与脑科学研究成果的日益丰富，为积极心理特征寻找生物学基础进而推进其临床应用，正是当前神经生物学与精神病学发展的焦点所在。如两个神经生物学发现的扩散路径可以很好说明这个问题：神经可塑性与镜像神经元系统。神经可塑性正在成为积极精神病学的研究核心，它反对大脑的功能特域性理论，反对将大脑看成是在成年后稳定不变的状态，相信大脑能够在经验、教育等后天锻炼中进行结构上的改变。神经可塑性的发现对于精神疾病的治疗具有巨大意义，第一，脑损伤所引起的疾病，可以依据大脑其他部位的神经元的补偿功能而得以缓解；第二，可塑性可以很好解释认知、行为等心理干预的作用机制。而“镜像神经元显示了人类大脑根本上具备的社会天性，其系统不仅能表征他人的内在状态，还涉及对人际关系非常重要的情绪共鸣机制。”^［21］这一神经元系统的发现，使得个体、环境与社会的互动与学习成为可能。总之，神经生物学未来的新发现，必将对积极精神病学的发展带来革命性的推进。

三、积极精神病学的临床操作

积极心理学在理论层面上适应当前精神病学的内部发展，并有效地关照了精神病治疗的现实困境，但是必须清楚的一点在于，早在1977年，西方学者恩格尔（George Libman Engel，1913-1999）就在《Science》上发表文章提出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作为精神病学的新范式^［22］，这一范式对精神病治疗提出的新标准已经对积极心理因素有所关注，社区心理的预防与康复计划正是在这一模式的倡导下推进的。从这种意义上看，积极精神病学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是“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一种细化，并将关注点落在积极心理因素在临床治疗环节的应用上。这也揭示了积极精神病学理念的问题所在：积极的心理与社会因素对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大量的研究所证实的相关关系并不能从根本上说明积极精神病学的作用方式以及临床实践空间，急需解决的问题在于如何应对精神疾病患者在对积极心理因素的接收层面与非精神病患者间存在的差异。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以及反精神病学思想家都坚决反对将精神疾病患者视为“正常人”的对立面，的确没有任何理由能够将精神疾病患者视为异类，但是在治疗中必须正视饱受精神疾病困扰的个体在认知水平与认知偏好上与未受此困扰的个体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对积极心理因素在临床上的作用力提出了挑战。积极精神病学关注精神疾病的高危人群，正如吸烟对肺癌所具有的预测功能一样，认知功能损伤是精神疾病患者及其高危人群的标志之一，对精神疾病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认知缺陷是精神病性障碍的一个显著特征。随着脑科学与认知科学的发展，精神病学开始大量的关注患者的认知过程，认知治疗兴起并不断发展，成为当前最主要的心理治疗方法。“认知过程是所有精神疾病认知治疗方案中最核心的部分，只有掌握了认知过程，才能理解精神疾病的各种表象。”^[23]3研究指出：“在精神疾病的前驱期，很多神经认知领域已经存在损害，通过评估认知功能损伤程度对病人的转归有预测作用。”^[24]

个体认知功能主要包括感知觉、记忆、思维和语言几个方面，感知觉是对外界事物的认识，决定了个体的信息输入；记忆是人脑对经验的一种识记、保持、再认过程，是进行思维的基础；思维则是对新信息与原有知识经验进行分析、综合，抽象、概括等操作过程，是对信息的加工；而语言则是思维的载体，认知结果的体现。精神疾病高危人群的认知功能损伤在不同的症状表现中这几个核心部分都呈现出较大的差别，根据损伤程度上的差异，认知处理功能出现相应障碍。同时，损伤在患者的社会认知层面上也有体现。在一项对精神疾病临床高危（Clinical High Risk,CHR）患者进行的眼动研究中证实：“如果CHR患者探索人物感兴趣区的注视模式发生了变化，则其推论他人心理活动的能力就会出现问题，即社会认知功能障碍。精神病性症状的许多特征可能与错误的认知过程有关，例如怀疑别人在贬低议论自己（牵连观念），这一过程可能就与眼动信息采集异常有关。”^[25]眼动信息采集异常导致的是异常的感知觉信息被输入，基于这些信息之上形成的认识、经验自然也是异常的。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精神病与普通的精神生活之间存在一个连续统一体，连续统一体模型之下的正常化着重强调精神病症状与日常经历之间的相似性”^[23]191。认知是长期生活经验的析出，感知觉的信息输入受到注意偏好的影响，而个体选择注意什么信息则与之前的知识经验紧密相关，正如汉森（Norwood Russell Hanson,1924-1967）的“观察渗透理论”所揭示的“观察是一个被人们背景知识、经验、理论所影响的过程”^[26]。高危人群的眼动信息采集异常的原因正是其本身存储的不合理信念导致的。

在临床实践中，抵御患者存储的不合理信念起作用的最好方法是抑制不合理信念参与到当前的治疗实践中。这就需要积极精神病学理念与其他具体的治疗方法相结合，特别是行为疗法。严格的活动任务所要求患者的信念参与比苏格拉底对话更少，因为前者要求的是行动执行，后者则更注重反思重构，因此通过具体的活动增加其积极心理体验，而不是试图消除患者的消极心理因素，能够对患者经验系统的内容进行稀释，原有的消极因素会不断减少，占比率与利用率随之降低。认知指导行为的同时行为也会塑造认知，这符合积极精神病学的研究核心神经可塑性的观点。根据赫布定律（Hebb's Rule），突触具有可塑性，突触神经元间的持续重复刺激可以导致突触传递效能的增加，这种效能的增加符合用进废退原则。因此设计并指导患者完成具体的活动，能有效突破认知功能损伤所引起的治疗抵御行为。

同时，一个好的治疗策略必须保证其在实践中的伦理可行性与经济可行性。积极精神病学符合生物伦理学的核心原则：“一是有益性（beneficence），即医疗实践者的工作要以其患者的幸福为根本；二是非伤害性（nonmaleficence），即使医疗操作即便不能提供关怀和舒适，也不能引起伤害；三是自主性（autonomy），尊重患者选择和拒绝治疗的权利；四是公正性（justice），即不顾地域、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差异给予患者公正的治疗。”^[27]从经济可行性的角度看，积极精神病学所提倡的是一种广泛而深刻的关怀技术，而不是单纯的疾病治疗。强调对高危人群的干预，这符合早识别、早治疗的原则，能够最大程度上降低精神疾病所消耗的社会成本以及个体与家庭的经济支出。在预后，提供完善的康复计划，注重个体的社会角色恢复，即能有效的释放看管所需的家庭劳力又能让患者尽快投入工作，创造经济价值。同时能有效降低精神疾病的致残率，从而降低国家残疾人补贴支出。因此说积极精神病学理念符合关怀经济学原则，是有益于个体、家庭、社会产生更有效能经济的精神卫生发展路径。

四、积极精神病学实践需要精神卫生政策支持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加大心理健康问题基础性研究，做好心理健康知识和心理疾病科普工作，规范发展心理治疗、心理咨询等心理健康服务”。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对促进心理健康提出了如下要求：“加强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和规范化管理。加大全民心理健康科普宣传力度，提升心理健康素养。加强对抑郁症、焦虑症等常见精神障碍和心理行为问题的干预，加大对重点人群心理问题早期发现和及时干预力度。加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报告登记和救治救助管理。全面推进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提高突发事件心理危机的干预能力和水平。到2030年，常见精神障碍防治和心理行为问题识别干预水平显著提高。”^［28］我国正在从关注疾病向关注健康转变。积极精神病学作为对传统精神病学的拓展，“具备为该领域注入活力的可能，具有改善患者的治疗效果、减少医疗花费、吸引高质量的受训者进入精神病学领域的优势”^［2］6。

1.坚持预防、治疗、康复整合是积极精神病学完整性治疗方案的基础

“西方医学趋向于关注疾病和急性护理而不是预防或健康，这导致患者和护理提供者（医务工作者、家属）都忽视他们的优势与能力。^［29］193我国的精神卫生工作是在西方医学模式的影响下开展的，对药物治疗的过分依赖是传统精神疾病治疗的主要缺陷之一。积极精神病学主张对患者进行积极社会心理特征的培育正是预防精神疾病的首选。对于精神疾病来说，康复的指标一直相当模糊。通过对“康复”（recovery）一词的研究，当前对康复的不同定义的重叠点在于：“精神卫生服务应该增强个体的意义感和生活满意度，使他们充分融入他们所选择的社区。”^［20］97建立具有可操作性的康复评估要点，而不仅仅是缓解症状。“随着公共健康与预防项目的迅速增长，医学被证明通过预防方式从病理学向健康、从关注个体健康向增加社区健康的范式转变。”^［2］6积极精神病学引入积极的社会与环境因素，增加以社区为单位的预防和康复项目能从整体上改善精神健康服务。

2.融入社会是积极精神病学的重要目标。

有研究指出：“比较历年追踪样本中大于等于18岁的精神残疾者，发现能够自理者所占比例逐年上升，从2007年的69.9%上升至2013年的77.6%，但是，他们中间有工作者所占比例未见上升趋势。”^［14］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大致有如下几种：当前社会对精神疾病的认知存在巨大的偏差，社会偏见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精神疾病患者重回工作的渠道；当前就业环境日益严峻，精神疾病患者由于疾病原因从就业市场上被疏离，职业技能与求职心态受到损害，依靠自己难以跨越认知偏见的鸿沟；更为根本的在于传统的精神疾病治疗并没有形成一条完整的进入社会的链条。其只关注症状与疾病本身，严重忽视患者所处社会环境、吸纳渠道、本身技能与选择空间等环节，缺乏配套的追踪和扶持机制。“工作是成年人身份的一个决定性特征，缺乏这一特征会增加关于个人能力与价值的耻辱感与失败主义信念。”^［20］102这种信念将会重新损毁患者的心理健康，使患者进一步表现出低自尊、自我否定、习得性无助等负性心理状态，这些特征又是引起精神疾患复发的源泉。这样的恶性循环正是传统精神病治疗反复率高的根源所在，而积极精神病学所主张的是对个体整个生命过程予以关注，重视患者症状缓解后的生存状态，只有患者重新融入社区、社会，重获生活意义感与价值感，才可以说是治疗的完成。

3.高素质的从业人员是实现积极精神病学的技术支撑

按照积极精神病学的主张，精神疾病治疗是一个长期完整的过程，精神科医生的临床工作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此在预防、康复阶段，社区精神科医生、心理咨询师就成为主要的精神健康服务的技术提供者。2003年针对上海心理咨询师行业的调查显示：心理咨询机构从业人员71.11％为兼职，18.61%从未接受过培训，其余的接受过脱产或半脱产的培训，其中85.32%的受训机构为培训班，培训时间3个月以下的占48.81%，3到6个月的占35.84%。^［30］这样的低门槛、低准入的心理咨询师所提供的服务显然无法满足积极精神病学所需要的专业性。因此，在制度层面上，要进一步规范心理咨询师的准入、考核和管理，制定更加严格的行业规范与管理条例。在行业发展内部，为咨询师、社区精神医师、精神科医生建立更畅通的协同工作渠道，让患者能用最简单的方式得到最适合的治疗与帮助。

4.精神卫生针对性项目的开展是积极精神病学实践的有力推手

2004年启动的中央补助地方卫生经费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项目（686项目）是我国施行的重要精神卫生服务示范项目，该项目致力于为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提供全面的护理，跳出传统精神病的治疗范畴，侧重于精神病症状的管理模式，将精神卫生保健从专业精神病院转移到社区环境中，使康复和康复中心成为多功能团队的临床活动中心。^［31］该项目的结果充分证明了精神卫生保健在减少贫困、改善精神疾病患者及其家庭成员生活方面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同时推进了精神卫生领域的人才储备、学术研究以及精神卫生知识的普及与传播。虽然这一项目最初的意图主要针对的是“重性精神疾病”，但是在推进过程中已经覆盖到社区精神卫生与保健层面，这种由政府主导的项目在落实和影响上的优势不言而喻。而在2009年颁布的“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32］中将精神卫生已正式纳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范围，这些项目与政策的出台最大限度上对精神疾病问题的改善与解决提供了有针对性操作路径。精神健康问题不是简单的医学问题，而是科学、社会与公共政策协同应对的问题，积极精神病学强调“制度化的预防干预措施需要强有力的证据基础，干预手段的调整、传播与应用，需要从政府的层面进行。”^［33］因此制度化、常态化的精神健康工作是解决当前精神卫生问题进展缓慢的首要策略。

五、结语

积极精神病学是精神病学中一个崭新的研究范式，与传统精神病学相比，它从思想内涵、目标群体、实践内容、医学导向上都呈现出全新的特质，这些变化有力地弥补了传统精神病学重治疗轻预防，重症状轻个体生存的弊端。但是作为一个新兴的治疗理念，积极精神病学应该注重自己的研究界限问题，既要扎根于精神病学的学科体系之下，又要合理借鉴积极心理学的成果；同时注重与其他具体治疗方法的融合，制定科学可行的操作流程，突出临床实践要义，真正为精神疾病的预防、治疗与康复提供一种有希望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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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编.精神卫生政策研究报告汇编［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285.

[31] Byron J. GOOD, Mary-Jo DelVecchio GOOD. ‘Significance of the 686 Program for China and for global mental health’[J]. 上海精神医学(Shanghai Archives of Psychiatry).2012, 24(03):175-177.

[32]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Z].2009-3-17.

[33] Carl C. Bell. ‘Preventive Interventions’ [A], Dilip V. Jeste, Barton W. Palmer. Positive Psychiatry：A Clinical Handbook [C], Washington：American Psychiatric Publishing.2015:235.

[1]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心理内容表征路径的信念修正模式研究（编号：18BZX037）资助，一并致谢。

[2]在书中positive psychosocial factors（PPSF）与positive psychosocial characteristic（PPC）两者均有使用；这两种表达均代表适应能力、乐观主义、社会参与等积极社会心理特征，按照Sirkin Martin的解释PPSF是在PPC的基础上增加了积极社会与环境因素。

【博主跋】这篇文章从构思、写作、修改到发表历时数年，现发表在《湘潭大学》2019（3），谢谢颜老师的认可与支持，合作愉快，转眼丹阳同学也要马上毕业了，以此文作为纪念。祝前程似锦！

说明：文中图片，来自网络没有任何商业目的，仅供欣赏，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