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子学院面临的结构性困境与改革路径

1、李侠 2、缪秋民 3、李格菲

（1、2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 上海 200240；3、日本早稻田大学国际传媒学院 东京）

摘要：孔子学院作为中国最大的文化输出工程，在快速扩张过程中呈现出如下三种困境：首先，孔子学院的空间分布结构与经贸结构不匹配;其次，孔子学院输出的文化内容仍处于低端水平，导致影响力扩散有限；第三，孔子学院资金来源渠道的单一化，导致其未来的生存与发展存在不确定型。为了解决这些困境，孔子学院亟需瘦身，开发新的盈利模式，以及大幅度提升文化输出内容的质量与水平。

关键词：孔子学院；结构性困境；改革路径

中图分类号：G72  文献标识码：A

自2004年第一家孔子学院在韩国设立以来，截至2017年底，我国已经在全世界建立了525所孔子学院，作为新世纪中国最大的文化输出项目，需要对其过去15年间的发展状况做出一个较为清晰的诊断，从而找出未来的改革路径，是当下急需解决的问题。基于这种理解，本文认为孔子学院在发展过程中遭遇了三种结构性困境：其一，孔子学院的布局结构与经济发展结构之间的匹配度存在问题；其二，孔子学院输出的文化内容结构安排不合理；其三，孔子学院在文化输出过程中，如何处理不同国家之间发展梯度上存在的结构性差异，以及不同文化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问题。遭遇这些现实困境，孔子学院的文化传播效率并不理想。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国家间文化冲突在短期内难以消解的当下，孔子学院的运行模式为：经济资助渠道单一，缺乏必要的盈利模式以及文化拳头产品，已经无法维持其可持续发展。因此，必须对孔子学院从结构、内容到运行模式进行全方位的改革。

一、孔子学院的空间布局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匹配度问题

据国家汉办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2月31日，在全球154个国家（地区）建立548所孔子学院和1193个孔子课堂。短短15年时间，孔子学院的发展呈现出疯狂增长的态势，见图1。

图1:2014--2018年孔子学院数量情况

考察孔子学院设立的总量，仅仅从宏观层面上展现了国家对外进行文化输出与宣传的力度和热情，从这组数据中，我们还是无法判断，这种快速增长是由市场需求引发的，还是供给过剩的结果。由于世界各区域之间在经济与社会发展程度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总量不能具体反映出区域分布结构是否合理的疑问，因此，还需要对孔子学院历年的增长情况与分布做一些细致的分解，这样才能揭示孔院在建设中存在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以及变化趋势，见图2：

图2:2014--2018年孔子学院数量增长情况

从图2中可以发现，2006年与2007年是孔子学院数量增长最为快速的时期，2015年以后增速明显下降。究其原因，2006、2007、2010这三年是我国GDP保持两位数增长的最后三年，分别是：12.7%、14.2%与10.6%，再往后，GDP的增速明显下降，而现在经济下行压力逐渐加大，可以预见，孔子学院扩张的热情也会随之降低，2018年的强势反弹，可以看做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衍生效应。也许更值得思考的是，我们设立的众多孔子学院是否与国家的整体对外经济发展结构相匹配，毕竟，文化输出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经济建设服务，通过文化交往使关系密切的贸易国更充分地了解我们，并乐于和我们交往，从而使经贸发展更为顺畅，进而在重大国际问题上更容易达成共识。基于这种考虑，不妨通过考察孔子学院在中国主要贸易国家或地区的布局结构是否合理，来反映当前这种结构安排的设想是否存在认知偏差。

图3:2016年中国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总额与孔子学院的分布情况（根据网上数据整理）^[1]

根据图3，可以发现，2016年我国的总贸易额为3.7万亿美元，我们与最大的20个贸易伙伴实现的贸易总额是26642亿美元，占总贸易额的72%（如果去除与香港和台湾的贸易额，这个比值为58.9%），2016年在20个主要贸易伙伴国家或地区设立了300家孔子学院，占孔子学院总数的58.5%（余下的28%贸易额，却分布了接近42%的孔院，总体结构不平衡）。如果排除香港与台湾的同源文化之外，从宏观上看，孔子学院的设立规模与主要贸易伙伴规模基本匹配。为了细化，我们再从微观层面分析一下孔院布局结构是否匹配的问题。

根据图3，我们检测几个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匹配度，美国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4.1%，孔子学院占比21%，比例严重偏高；俄罗斯贸易占比1.9%，孔子学院占比3.2%；澳大利亚贸易占比2.9%，孔子学院占比2.7%；日本贸易占比7.5%，孔子学院占比2.7%；韩国贸易占比6.8%，孔子学院占比4.4%，德国贸易占比4.1%，孔子学院占比3.6%；英国贸易占比2%，孔子学院占比5.6%，最不匹配的国家有越南（贸易占2.7%，孔子学院占0.2%）、马来西亚（2.34%，孔子学院占0.39%）、印度（1.9%，孔子学院占0.39%）、荷兰（贸易占1.8%，孔子学院占0.58%）。2016年中国与非洲贸易总额为1491.2亿美元，占中国总贸易额的4%，孔子学院数量占10.3%，基于经济角度考虑，这个比例严重偏高，也是不匹配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学院的布局应该面向主要的贸易伙伴国，而不是没有多少贸易关系的国家，这样孔子学院的发展才能实现双赢与可持续性。

与孔子学院并行的还有孔子学堂，这列课堂大多设在中小学，而且数量更为庞大，截至2018年年底，已经有1193所孔子学堂，具体情况见下表4：

图:4:2008--2018年孔子课堂数量情况

总体而言，孔子学院与孔子学堂在短期内都经历了快速扩张阶段，这种扩张暗含了一种非理性因素，从而导致学院与学堂的空间分布结构与我国的整体外贸结构与需求在局部国家并不匹配，这些失衡需要在未来慢慢调整结构，下图5给出了两者的全球分布情况。

图5:2017年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各大洲分布情况

二、孔子学院文化输出的内容结构与现状

孔子学院作为中国政府推动的对外文化输出工程，它应该向外界输出什么文化内容？这已经成为决定孔子学院未来命运的最为核心的命题。学者吴瑛曾指出：“孔子学院的文化传播要突出儒家思想中的仁、德、和，将其发展为具有世界性的思想体系。儒家思想中的仁义道德、仁者爱人、以德治国、道德教化思想是中华民族得以凝聚，民族精神得以传承的动力，也是中华文明延续至今并不断产生生命力的源泉之一。”^[2]客观地讲，中国传统文化是农耕时代的产物，它契合了低流动性社会维系秩序的要求，而当今时代，世界主流模式则是工业文明，它依据市场的高度社会分工与资源的高流动性为基础，这种差异是由农业逻辑与工业逻辑两种不同范式的差异造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今时代是严重脱节的，这个大前提预示着通过孔子学院传播中国理念是一个低效的选择。仅从上述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三个形而上概念：仁、德、和出发，可以看出：“仁”更多涉及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这一点与世界上的很多宗教还有共通点；至于德，在当下市场经济社会里是无法有效运行的，换言之，以德治国不如依法治国更有成效和更具规范性，一旦发生纠纷，德的贯彻力和执行力都有限，还是需要回到法制解决的轨道；至于和维度，所谓君子和而不同，仅具有理论意义，在现实社会中几乎形同虚设。以和而不同作为调控手段，相当于什么都没有解决，类似于把问题悬置起来，在讲求效率和现实的当今社会，注定无法取得预期效果。根据美国哲学家库恩的范式概念可知，拥有不同范式的人/机构之间是不可通约的，哪里谈得上和，现实中的和无非是不愿跟你深入交往与疏离的代名词而已。试想，整个世界是通过什么来认识中国的？在古代是瓷器、丝绸、茶叶等，在当代大多数人是通过现代的科技成就如高铁、中国产的物美价廉的商品、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等，这样一些具有比较优势的成就来认识中国的，而不是什么传统文化。正如哲学家任继愈（1916-2009）先生所言：“清末人常说的‘中学为体’的体，他们认为这个体代表着中国，以至代表着东方的文化传统。事实表明，这个几千年来奉为万古不变的‘体’，仅仅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体，而不能看做中华民族生长繁衍在这块土地的地区文化的体。封建的纲常名教的无上权威，已随着封建社会的终止而终止。”[3]从这个意义上说，输出什么文化内容的问题显然并没有得到有效清理。孔院在内容的选择上面临困境：要么输出传统文化，要么输出现代科技文化，显然后者已经不是孔院的主要职责所系，如果是前者的话，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什么是值得输出的，同时也是受众内心真正认同并愿意接受的呢？

当下世界主要国家采取的都是资本主义制度，这与中国选择的社会主义制度模式是完全不同的，相当于两种范式之间的差异，这必然为文化传播带来先天性的认同阻力。按照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看法：“在中国社会结构的众因素里，支配着传统中国的实质伦理法律，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说，很明显地具有负面的影响。现代的资本投资需要有理性的，以及可估量的法律与司法程序来运作。但是富有理性及可估量性的形式法律在中国这个家产制国家并不发达，因为任何形式的律则与固定的程序都将限制了世袭的权力与特权。中国的律令毋宁是编纂的伦理规范，而不是法律规约。”[4]马克斯·韦伯一百多年前的判断，就是拿今天的眼光看，仍有其深刻性。只要看看当下欧美文化输出在世界范围内的畅行无阻与强势影响力，不难理解它的传播效率很多源于相同范式带来的低阻力认同，反观当今世界上发展得比较好的社会主义国家屈指可数，这一切都为我们的文化输出带来很高的认同阻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如何让世界接受我们，仍有很多工作要做。在基础性认知没有改变的情况下，盲目扩张孔院并不是一个事半功倍的好办法。

为了验证上述判断，可以通过一组数据来检验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认可度。在市场经济社会，文化产品也是一种商品，通过文化贸易的对比可以验证上述结论，按照吴瑛的数据：“多年来我国图书进出口贸易大约是10∶1的逆差，出口的图书主要是到一些亚洲国家和我国的港澳台地区，面对欧美的逆差则达100∶1以上。2004年，从美国引进图书版权4068种，输出14种；从英国引进2030种，输出16种；从日本引进口694种，输出22种。2005年，对美版权贸易是4000∶24。文艺演出也有类似状况。”^[5]另据国家出版局数据显示：“1995-2011年间我国图书版权贸易共计185506种，其中，引进图书版权157338种，输出图书版权28159种。”^[6]16年间，我国版权输出仅占总版权贸易量的15.2%，这组数据触目惊心，如果我们的文化产品真的很优秀，并被世界普遍认可与接受，那么一定会有很多个人或机构乐意去从事这项工作，显然，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对于我们的文化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认同。这就是中国文化包括传统文化在走向世界过程中遭遇到原有文化格局的限制。

从经济学的供需原理角度来说，如果需求不足，再增加供给，只会导致贬值，这是非常不经济的行为，当下孔院就面临这个运行不经济的困境。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说，文化的扩散通常先经过器物层次的接受，再逐渐深入到对文化深层结构的认同，这个顺序是无法绕过的，否则不但不能达到预期效果，反而还容易引起他国的猜疑与警惕，甚至是反感与担忧（误以为文化侵略、文化殖民），从而无形中增加器物层次扩散的阻力。只要回顾一下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对西方文化的接受与认同不也是先经历船坚炮利，然后才有后来的对德先生与赛先生的认同与接受吗？

从微观层面来说，目前孔院的教学内容大多是以教外国人学习汉字、书法为主，个别的还有中医等特色项目，总体而言，以教语言为主，仍处于低阶阶段。众所周知，汉字短期内很难学会，再加上汉字在国际上的使用频率比较低，如果缺乏必要的应用环境，不可避免地导致孔院的办学效率不高，反而有沦落为当地的免费社会服务机构的可能，这实在是与孔院的设立初衷南辕北辙。2005年的一项针对英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研究已经为我们提供了经验：阻碍文化产业对外发展与融合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文化传播内容过于依赖政策庇护而失去了对市场风向的敏锐嗅觉。^[7]孔院在海外办学收效未达预期，也正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落入了政策指导的陷阱，忽略了市场需求的反馈，未能“因材施教”，传递更被迫切需求且更具实用性的中国文化。

还有一个制约孔院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就是维系孔院运行的经费来源问题，如果经费的来源渠道无法实现多元化，那么，它的运行就充满不确定性。下面我们对历年来孔院的投入规模做一个简单梳理，见图6：

图6:2006-2016年孔子学院经费支出情况（数据来源：各年份孔子学院年度报告）

从图6中可以直观发现，随着孔院规模的快速扩张，国家的投入也随之快速上升，2016年已经达到20.8亿元，2017、2018年的投入只会更多，仅就2016年的20.8亿来看，这已是非常大的投入，要知道2016年全国社科规划办全年的投入才仅仅19.39亿元，孔院投入比国家社科基金投入还多，政府财政收入会陷入长期低增长阶段，未来财政的钱会越来越紧张，而遭遇到的各种不确定性与突发事件会越来越多，国内用钱的地方增多，必然导致财政越发捉襟见肘，再加上孔院长期效果显现的缓慢性，以及自身盈利能力的缺失，社会资本不愿意介入，孔院在资金来源上存在重大隐忧，客观地说，其未来被改革的命运早已注定。

图7：国家社科基金近五年预算总额（根据相关数据整理）

三、孔子学院改革的切入点与路径选择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孔子学院的改革势在必行，在寻找孔子学院具体的改革路径之前，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孔子学院设立的初衷，把最初的目标与当下的变化进行比对，才能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与解决措施。按照樊钉的总结，孔子学院的目的有三个：“首先，开展汉语教学和文化交流活动，其次，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第三，是促进经贸往来。”^[8]总体而言，开展语言教学和文化传播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设立之初，促进经贸仅是间接目的。由于不同文化之间是存在先进与落后之分的，这就无形中形成了高梯度文化与低梯度文化，通常而言，文化的扩散总是沿着从高梯度向低梯度扩散的路径推进，反之，逆势而上是极度不经济的，而且传播效果极差。根据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F•墨菲的观点：“文化‘净流’（net flow）的方向总是由强者流向弱者，但也不完全是单向的运动。相互接触的两个社会在此过程中都发生了变化，尽管程度和方式都不同。”^[9]从文化变迁的历史考察来看，从文化高梯度向文化低梯度扩散是常态。而文化梯度的显性表征就是代表技术成就的器物文化，其隐性表征就是蕴含其中的价值观等核心内容。文化梯度就是这两者的结合，它以生产效率为外人所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学家怀特的观点是可以成立的，即“每一种文化都由以技术为基础的经济基本设施、社会体系以及意识形态系统构成。前者，即技术，在他关于后二者图景中是决定性的，这是一种单向因果关系。”^[10]比如，中国高铁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播就比其他形式更具有影响力，因为高铁的技术梯度高。

基于文化梯度的理论，我们曾提出一个技术与文化扩散的模型，见图8：

图8：技术梯度与文化扩散图^[11]

从图8可以清晰看到，技术与文化从高梯度区（欧美区T₁）向低梯度区（亚非拉等落后地区T₃）扩散的示意图，而中国在这幅图中处于中等技术梯度区（T₂）。从理论上说，中国文化对于低技术梯度区具有文化净流优势，但这种文化扩散经济意义较少，但很容易被低梯度文化当做文化侵略。相反，中国的主要贸易区域在欧美，这种贸易结构与当下的孔院空间分布结构是基本匹配的，但是由于我们在文化梯度上整体上处于欧美的下游区域，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文化扩散效率会打折，甚至是无效的，通过上面的文化产品贸易情况的介绍，也印证了这种文化逆扩散的现状。孔院当下的主要文化传播活动除了汉语教学外，还大规模地举办了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如每年举办上万场次的中医、武术、书法、茶艺、戏剧、舞蹈等活动。不妨对这些文化交流活动做些简单分析，语言教学是中性的，作为一种交流沟通工具没有高低之分，至于其他的代表中国文化的活动都面临接受度问题，比如中医，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它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度并不高，而且疗效也并不明显，在与西医的竞争中，基本上处于守势，即便在中国国内，相信中医的人也是日渐减少，这种情况下，它的对外传播效果肯定不会很理想。至于武术，也大多是以修身养性为主，毫无实战能力，故而对于以实用主义为取向的受众而言，文化传播效果也不会很理想。至于书法，也只能停留在猎奇观赏的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软文化输出面临很多困难，而且与贸易结构的分布是存在内在矛盾的：主要贸易国家的文化梯度比我们高，导致文化输出效率低，甚至会出现文化的反向输入；相对于低技术与文化梯度的国家，文化有净流优势，但贸易规模较小，扩张建设不划算，如何解决这种文化传播的内在不匹配现象呢？

文化影响力的扩散，通常有两种模式：自然的溢出效应与人为的输出建构。前者是自然演化的结果，后者是制度安排的结果。前者缓慢但持久，后者快速但不稳定。中国推行的孔子学院属于后者。要使后一种影响力扩散模式保持稳定，需要它的母体保持稳定与强大，否则是无法持续的，文化终究是靠实力做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强国内建设仍然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主要任务，否则就会出现本末倒置现象。结合上面的分析，孔子学院改革的切入点应该围绕以下三点展开：其一，基于文化梯度差假设，压缩在欧美主要贸易伙伴国家的孔子学院数量。由于相互间存在的巨大文化梯度差，建设再多的孔子学院也难以实质性地提升文化影响力，与其做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还不如节省资金建设好自己的文化。比如中国优质的高铁系统，所有坐过的人都印象深刻，这些乘客就是最好的文化传播种子，再比如中国各种举世瞩目的工程，都像名片一样传播中国的技术与文化。反之，对那些低文化梯度的国家，你做得越好，越会吸引他们，从而主动来学习你、模仿你，所以也就不用沿袭这种传统的、高成本的影响力传播模式。约瑟夫.奈在其文化软实力理论中曾提到，自后冷战时代以来，文化与政治认同的输出开始更多依赖于文化自身的吸引力，在武力与经济压迫助力下传播的文化内容所伴随的成本在不断上升。^[12]因此，增强自身文化工程质量与品牌建设逐渐成为最经济有效的对外输出办法。其二，由于资金的硬性约束，孔院需要整体瘦身，建设精品孔院。在过去的十五年间，孔院发展经历了井喷式的大发展，场面壮观，但办学质量良莠不齐，前期各种准备不足，队伍缺乏专职人员，没有形成特色和品牌，再加上孔院资金来源渠道的单一化，以及国家经济形势下行压力加大，外部经济环境不确定性的增加，这一切因素都会促成资源约束矛盾的爆发。随着改革趋势日益明朗化，与其被裁撤，还不如主动精简。第三，内容的普遍性决定影响力的持久性。客观地说，我们现在的孔院文化输出仍然停留在低端模式，即一阶的语言教学模式上，二阶优质文化内容严重不足，从而导致文化宣传仍处于低端水平。这也与我们自身的文化质量不高有关系，比如我们就没有制作出全世界赚票房的优秀电影，更缺少影响世界的文化产品，这也是孔院输出文化成色不高的深层原因。这就需要加速国内文化发展，从总体上保证文化质量与梯度的提升，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输出具有深远影响的优秀二阶文化产品。提升自身文化梯度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短期内，只能组织力量从中国现有文化产品中挑选出最具世界性的文化产品进行输出，当下只有用科学文化才能局部弥补二阶文化严重不足的困境。如果文化输出迟迟没有进入到二阶层面，这种文化输出是失败的。

四、结语

综上所述，孔子学院经历了快速跑马圈地的阶段，现在是到了认真总结与反思的时候，否则这种模式是无法持续的，不但没有达到传播中国文化的目的，还会造成他国对中国的误解与猜疑。基于我们上述的分析，可以提出两项改革建议：首先，孔院的设立要与国家的整体贸易结构空间布局相匹配，形成以商养文，以文促商的良性互动局面；其次，孔院要大幅瘦身，建设精品孔院，稀缺才是珍贵的。从一阶的语言教学上升到二阶文化内容的建设，再到理解中国的质量建设之路。

参考文献：

[1] 2016年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情况.http://www.weiyun001.com/news/news_content?id=1915

[2][5] 吴瑛.对孔子学院中国文化传播战略的反思[J].学术论坛，2009(7):141-145.

[3]任继愈.民族文化的形成与特点【J】.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二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5.

[4]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M].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346.

[6] 李艳.我国图书版权贸易现状研究.4http://www.fx361.com/page/2016/0114/1020286.shtml（2018-12-4查询）

[7] Pratt, A. C. 2005. Cultural industries and public policy: An oxymor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 11(1), 31-44.

[8] 樊钉.孔子学院质量评估体系研究[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12(5):35-39.

[9][10] 罗伯特•F•墨菲.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M].王卓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261、258.

[11] 李侠.一带一路：热情背后的思考[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8(7):20-21.

[12] Nye, J. S. 1990. 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 (80), 153-171.

作者简介:

李侠（1967-），辽宁省辽阳人，博士、教授、博导，现任职于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研究方向：科技政策、科学社会学与心灵哲学；

缪秋民（1993-），浙江省绍兴人，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2016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科技政策、科技与社会。

李格菲（1994-）女，辽宁人，日本早稻田大学国际传媒学院2017级博士生，研究方向：国际传媒。

说明：博文开篇图片来自网络，没有任何商业目的，仅供欣赏，特此致谢！

【博主跋】这篇小文章成稿于去年年底，修改于今年年初，四月份又最后修改与校对一次，这也是参与校内一个关于孔院项目的部分研究成果。现发表在《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9（3），合作愉快，是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