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一篇文章，能够记住一句话，就算有所收获。人人网上有很多好文章（当然，可能原创来自其他地方，我没有加以详细考证），我印象最深的有两句话，加以总结之后如下：

     1、谎言最大的危害不在于让人们相信，而在于营造了一个说谎的氛围。

        ——《谎言绝不是无用的——大陆国民教育种下的一颗毒瘤》
        http://blog.renren.com/blog/255610782/870384572

     2、我们并不憎恨不公平本身，而是憎恨自己处在不公平的不利位置。

        ——《中国最危险的是老百姓的思维方式》
        http://blog.renren.com/blog/319935310/723601674  

     这两句话我一直记着，不多不少的时候，看到自己或者自己周围的一些事情，这个声音就在脑海里蹦出来，提醒我它们又发生了。

     我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印象中从我进入这所学校到最终毕业，占座问题就从来没有解决过，不论是食堂，还是自习室，到了就餐高峰时间，或者临近期末考试时，空位置上总能摆着各式各样的占座工具：雨伞，水壶，书本，胆子大点的还摆着书包，新学期军训时间，新生也总能很快的适应用小板凳在食堂浩浩荡荡地占上一个方阵，大椅子上摆着小凳子，景像颇为壮观，占座似乎是这所学校学生的第一节必修课。

     学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采取了很多措施，但至少在我还留在这所学校的时候，这样的措施是收效甚微的，曾经在学校西食堂吃饭时，还亲眼见识到座位对面的一个学生和老师为了位置争吵：老师将学生占座的物品移开大大方方地在食堂就餐，与回来的学生发生冲突，竟然还被学生斥责“你这种修养怎么在大学教书的？”，令我大跌眼镜。

     这让我想起英国女哲学家德里克.帕菲特在她的著作《理与人（Reason and Person）》一书中提到的“自利理论的集体自败”的问题，其本质上就是著名的博弈论中常出现的囚徒困境的翻版，若把每一个单个的人和其他所有人（或者大部分人）看作两个有机体，那么他和他们显然便陷入到了一个集体的囚徒困境中：

     （1）我不占座，如果：
          大家都不占座，我和整体都获得最好的结果。 
          大家都占座，我获得最糟的结果。

     （2）我占座，如果：
          大家都不占座，我获得最好的结果。 
          大家都占座，我获得次好的结果，整体获得最差的结果。

     因此，从纯粹的自利理论来看，选择占座都比不占座要更加理性，因为占座对我而言的结果只会是最好的和次好的结果，而不占座我则有着承担最糟结果的风险，这个风险可能是我需要端着盘子在食堂里狼狈地站着吃饭，或者是邻近期末考试我还要为了自习室的位置疲于奔命。如果我们（或者我们大部分）都被第二条论断命中，即：使我们愤怒的只是自己处在不公平的不利位置，并且再假设我们都是足够聪明的，我们都多多少少意识到大多数人都并不排斥占座本身，他们只会在自己处于不利状况时开始抗争，那么我们将对不占座获得最糟结果的期望值显著增大，毕竟让自己占座而获益比寄希望于集体都道德突然提升而获益，成本要小太多了，并且我们不会寄希望少数道德高尚的自律人士，他们能为我们提供座位的几率是非常小的，在这样的情形下，我和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倾向于占座，即使这样使整体的结果大大地变糟了（就餐和复习效率因为座位被占据而无人使用而极大降低）。

     中午在去食堂吃饭的路上，想到了群体囚徒困境的这一个例子，我衷心希望我的学弟学妹们能改善母校这个糟糕的境况，但事情并不简单地在这里打住，这样一个集体自败的例子，是否可以用来解释许多更为深刻的社会现象呢？

     上个月，北京大学刚刚开完了第十二次党代会，我衷心希望花费如此成本资源而开的一次会议，能为我的第二母校的未来增添一丝希望，但我饶有兴致地看完会后的评论《增强自信 把握机遇 凝聚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强大合力》（http://pkunews.pku.edu.cn/2012-09/25/content_252636.htm）后，我的这种希望不是增加了，而是大大降低了，排除掉当时刚看完这篇评论联想到博士研究生奖学金降低造成的士气低落因素之外，一个月后，当我再来想这件事情，文首的第一句话仍然毫不客气地响起在我脑海里，给了现实一个狠狠的巴掌。

     一个说谎的氛围，将每一个人都陷入了集体的囚徒困境里。

     突然就想到自己曾经也是这样一个氛围下的积极贡献者，中学六年，也曾在学生官僚机构里是越爬越高，直到最后达到学生会副主席的位置（当时学校因为种种原因暂时没有主席）代表学校参加市委的学生代表大会，大会上领导将写好的文件照本宣科，和我们手上拿到的文件一字不差，晚上带着一群中学生开宴会，在歌舞厅里升平娱乐，分会场来自大学的学生干部积极踊跃地歌功颂德，一群和我一样大的中学干部附和鼓掌，让我心情非常凄凉，即使这样的会议内容不全是谎言，和高昂的会议成本比起来，无用之言对我而言也是极大的挥霍。会议之后，学校老师对我关爱有加，早早地希望提拔我入党，便被我婉言拒绝了。我一直将这件事情放在心上，以后的日子里，我常常疑问：为何一个大家都知道是谎言的东西，亦然能够被炙手可热地不断重复并肯定呢？现在，我试图解答这个问题。

     如果把第一句话和第二句话结合起来，我们便得出第三句话：

     3、我们并不痛恨说谎话，只要谎言代表的立场能使我们处于有利位置，或将我们拉出不利位置，我们就倾向于自我欺骗。

     说谎的集体囚徒困境，假设我生存在一个小集体里，而这样的小集体正生存在一个说谎氛围的大环境之下，假如我和其他所有人是为两个部分，则

     （1）我不说谎，如果： 
          大家都不说谎，我和整体都获得最好的结果。
          大家都说谎，我获得最糟的结果。   

     （2）我说谎，如果：
          大家都不说谎，我获得最好的结果。
          大家都说谎，我获得次好的结果，整体获得最差的结果。

     如果大家都不说谎，我们每个人在集体中都将得到公正的待遇，整体将为自身的发展积极地辩论，排斥和抵制谎言和无用之言消耗集体资源，从而整体都获得最好的结果。但是，如果只有我说真话，大家都说谎，这对我而言就非常糟了，我已经知道，大家都会为了保存自己在集体的地位而继续说谎话，从而我在集体中的地位将会降低，从而处于不公平的位置。尤其是，若小集体处于一个说谎的大氛围之下，我一个人说真话可能会导致自己在这个集体中地位不保，从而对我而言，这是最糟的结果。实际上，大家都不说谎而我说谎的清形该是很复杂的，首先，谎言有可能不被识破本身就降低了说谎的风险，其次，由于整体处在一个说谎的大环境之下，即使我的谎言被集体识破，我也可能只是以牺牲小集体的信赖而获得大环境的赏识，因谄媚而获得提拔的坏的官员，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里常常层出不穷，因此唯一的说谎者反而在这样的大环境中被鼓励，从而获得对他自身而言最好的结果。最后一种情形则是整体中所有人都明哲保身的做法，只有这样做，才能确保对每个人都有利，然而，这也是当前社会连一般老百姓都知道的最糟的结果——一小部分掌握了社会资源的人以无作为的方式将资源全部消耗掉了。

     这就是一个说谎的氛围是怎样影响到每一个人的，从对自身最有利的选择来看，我如果不说谎，除非寄希望于整个集体都与我一致，否则我遭遇最坏结果的期望相当之高，这样一个集体包含的人数越多，我寄希望于其他人与我一致的希望就越渺茫，从而每个人，自然都倾向于选择说谎这样的结果，尽管这往往使得整体的效率变得极为糟糕，但却使自己承担了最小的风险。以下的视频中的大学生骨干遭遇的便是这样一种情形（由于种种原因，视频已经被屏蔽，某个力量再次在这个社会中起作用）

     http://share.renren.com/share/121584419/14347012482?from=0101090202&shfrom=010307002

     所以皇帝的新衣并不是那么好说破的，经典的故事里，小孩说出皇帝没穿衣服的真相之后，大家便都纷纷开始认同孩子的说法，皇帝的愚蠢在大众之中显露无疑，但真实的故事可能是，立刻有人或者人们开始抨击小孩和小孩子的父母，将其打倒为侮辱皇帝的罪人，继续维护皇帝至高无上的“尊严”，小孩和孩子的父母遭遇到最糟的后果，而维护谎言的人得到最好的结果，人们继续保持着沉默或者对谎言的肯定，期待着另外一个可怜虫出来说出真相，以让他们再有机会以此来攫取利益。

     今年五月，我的母校毕业生曾遭遇一时臭名昭著的“红卫兵毕业照事件”，在《谈华中师大毕业照事件》（http://bbs.sciencenet.cn/blog-80023-579540.html）一文中，我就撰文指出不论这样的事情是有意为之，还是事出有因，这样的集体失智的狂欢本来就与被斥责的“文革”情绪非常接近，是危险并且值得以后将为人师的学弟学妹们警惕的。随后没多久处于风口浪尖的所有毕业生，自发团结成了一个小集体，在所谓官方主页上撰文《关于某媒体恶意炒作军服毕业照事件的声明》（http://blog.renren.com/blog/422952216/851324843），真十分恰到好处地给了我一个耳光，随后还有本与此事无关的学弟学妹参与了对我的指责，现在想想，即使刨去了当时为母校感到的耻辱和愤怒，给我的思考却是一直存在的，这样的事件和文章，恰到好处地说明了集体的环境是如何使得我们倾向于自我欺骗的。如同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在其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路西法效应》）中观察到的一样，狱卒总能找到说服自己融入到欺压犯人的环境中去的说法（自我欺骗），而犯人则在各种反抗中陷入被狱卒营造的囚徒困境中而失败，最终沦为与外界无异的阶下囚。回到德里克的说法，若组成集体的个体以自利为第一原则来指导自己的行为，那么这样的集体总容易陷入到集体自败的困境中去，的确如此。

     但有谁是不自私的呢？若是我陷入到那个毕业照的集体里，我会不会也和他们一样开始为自己的愚蠢而辩护呢？若我在食堂占座位和人争执，我会不会找到各种理由为自己的行为做天经地义的辩护呢？如果我在1937年的南京而且是一个日本兵，我会不会变成杀人恶魔呢？或许这真的取决于集体造成的压力有多大，我或许不会占座，会为自己的愚蠢姿势背离集体的意志道歉，但或许我也无法避免自己在一场残酷的战争中变成杀人恶魔，就比如两个月前，发现自己在参与辩论毕业照事件时自己的言论被境外媒体引用，立刻就删除屏蔽了所有激烈的文章，难道不是为了保全自己不至于遭遇到更加严重的后果吗？但是，至少我们要有承认的勇气，承认自己不完美，承认人性的懦弱，才有改变的勇气：曾经在华师辩论了整个大学，在各种话题中，我深深地为我能如此完美地找到语句说服自己，从而坚定强势地驳倒对手而感到惊讶，如果这样的能力，在未来用来自我欺骗，我一定是做得比任何人都好的那一个：不破不立的道理总能用来教育他人，但是驳倒自己，需要的勇气或许比想象的更大。







                                                                                                                        北京大学：李程远
                                                                                                                         2012年10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