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了两次图文版，结果一发布，图片没了，正文也只剩下两段。所以就只发文字版，不贴图了。）

标题句子来自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写于她在斯隆-凯特林纪念癌症中心接受化疗期间。多年之后，桑塔格的儿子、美国作家戴维·里夫在一本书中回忆说：“她不是这样死的。但到最后，我认为她所说的……是关于人总有一死这个古老的话题所能说出的最精彩的话语。”苏珊·桑塔格去世后被安葬在巴黎的蒙帕纳斯公墓。戴维·里夫曾说：“蒙帕纳斯是最文学的公墓，一座名副其实的帕纳塞斯山。”不过，我最初想去蒙帕纳斯非因桑塔格——因为在那时我甚至都还不知道此事，而是因为波伏瓦和萨特。

去年2月底，我到巴黎后的第一个周六，就和Alfred一起去了花神咖啡馆。很久之后我才知道，原来这里是全世界文青们心目的圣地。我虽然从不敢自认文青，但在此事上却也与世界文青们心意相通：波伏瓦、萨特、加缪，还有那群战后哲学家，Café de flora就是他们的心灵栖息与碰撞之所。我曾经翻来覆去地把电影《花神咖啡馆的情人们》看了很多遍，电影结尾尤其让人印象深刻。不过，我们去的那天，花神咖啡馆的人实在太多——当然，人多是花神咖啡馆的常态，很多人慕名前去，可谓一座难求，但更难的则是坐在萨特当年坐过的那个位子——以至于我们最终甚至没能进去一坐，但仅仅是那样看看，已足够让我有太多联想。

当我知道萨特和波伏瓦葬在巴黎蒙帕纳斯公墓时，对这个墓地的探访也就早早被我列入了To-do list。不过因为忙，这个计划一放就是几个月。直到去年九月才最终成行。

准备要去的前一天晚上，Alfred问我是否已做好攻略。我说就是萨特和波伏瓦啊，哪儿还用得着做攻略，到那儿一问就好了。虽是如此说，我想了想还是决定先在网上调研一番。我从蒙帕纳斯公墓的官网上下载了一张墓园示意图，密密麻麻的人名，对应着标注在示意图上的密密麻麻的序号。先看人名，有一些很熟，只是一看就知道是谁；还有一些名字很陌生，好在每个人的名字后面都会注明其职业，比如作家、哲学家、诗人、歌手，如此等等。如果对某一人群很有兴趣，搜一搜查一查，自然也就心中有数了。这番前期准备才只开始，我就知道原来我最初的想法的确是太随意了，假如没有Alfred这一问，我们就这么全无准备地裸访的话，那真要错过太多不想错过的了。我把想看的一个个在图上勾上，然后又按照墓园的布局规划了一下路线。准备工作一直到第二天傍晚才大功告成，而我们的探访计划也因此向后推迟了一天。

和探访拉雪兹公墓那天的阴云密布不同，访问蒙帕纳斯公墓的这天，天气晴朗，阳光极好。出发前，我和Alfred把以前乘车留下的车票聚拢了一下，几十张厚厚一撂收进包里。前次去拉雪兹公墓的时候，Gilbert Morard的墓碑上放满了车票，对于这位法国国营铁路公司（SNCF）的前领导人，这或许正是他乐见的。不过，在其他人的墓碑前，我们也发现了一些散落的车票，虽然很少。过后再想，用车票作为一种情感表达的方式，这是很有意思的事。假如人的一生的确是一场旅行的话，那么那一张张用过的车票无疑就是关于人生过往的最好隐喻了。

蒙帕纳斯公墓建于1824年。1786年，巴黎市内的英诺森公墓因卫生原因而被关闭后，巴黎市内便禁止再设立墓地。而此后在市外建立的一些墓地就取代了原来市内的公墓。到19世纪初的时候，这其中最有名的公墓包括南面的蒙马特公墓、东面的拉雪兹公墓以及位于北面的蒙帕纳斯公墓。蒙帕纳斯公墓是很多法国知识分子、艺术精英、出版商以及其他推动过写作与艺术工作的文化人。另外，还有一些曾在巴黎居住过的外国知识分子以及因公殉职的警察与消防员也安葬于此。因为名人云集，蒙帕纳斯公墓也成为很多过客乐于造访之所。（本段背景内容主要来自维基百科。）

墓园门口有园区地图免费借用，不过，假如真想在这里完成一场发现之旅，最好的选择仍然是提前做功课。当然，即使是提前做了功课，真到了墓园，要找到想找的人也仍然很困难。原因很简单：示意图上有编号，但墓碑上可并没有，要将图上的圈圈点点对应到实际的地点，尤其需要的是耐心和多一点点的运气。好在，我们有时间。我和Alfred上午出门，计划的就是要用一整个白天，慢慢走慢慢看。

很多人来此都是为了萨特（Jean-Paul Sartre）和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假如只有不多的时间预算，那么必访名单上第一位必定就是他们俩。据说门卫大叔也深谙此事，所以逢到有人问时——或者有时候都不用问——大叔就会精确地指出地点，这也正是我行前掉以轻心的原因。不过我们既然此前已经做了功课，自然也就不用再问，按图索骥，萨特和波伏瓦的墓所在的20区就在一进北门最近的地方。但结果是，我们在最初的时候还是走错了。因为20区是墙边窄窄的一条，进园时我们完全没有留意，便直奔一条小路之隔的14区而去，寻了几圈也没寻到，才意识到有可能是走错了。终于找到时才发现，原来它离北门是如此地近，进门向右不用走几步，白色的墓碑几乎在路边。墓碑上刻着两个人的名字，除了最显眼的一盆绿色植物之外，墓前还有巴黎地铁票以及拜访者们写下的字条。我也把拿来的地铁票放了一张在那里，并且用小石子压好，然后一张张打量那些字条，结果发现其中还有一张是用中文写的。那张便笺上的时间是2016年8月30日，就在我们拜访此地的前两天。便笺中记述了写者的十年心路：“2006年时，在大学的图书馆认识了萨特，在之后的生活中，您的经历和思想都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从您的眼中认识了巴黎，也思考了人的处境和我们所在的世界……”如今时隔将近一年，我猜那张字条可能早已在某一次风雨过后尘归尘土归土了吧，但看到它时的确不免有点感触。一个人，一本书，甚或只是一本书中的一句话，它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对另一些人产生影响，此为一例。而我们今天写下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在未来的岁月中将随风而逝还是最终沉淀为整个人类的思想记忆，终归还是要交给时间吧。

作家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和杨·安德烈亚（Yann Andrea）的墓在21区，也就是墓园北门进门向左，靠近路边。这里没有车票，但有很多盆植物，一些花正在灿烂地开着。在其中一个花盆里插满了各色原子笔，虽然对杜拉斯这一代的作家来说，打字机已经取代笔成为最重要的写作工具，但拜访者的心意却通过这些笔显露无余。杜拉斯的小说我读过的不多，《情人》、《琴声如诉》，好像还有几本，但我一时记不起了。小说《情人》中那一句“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想必许多人几乎都能背下来了吧。杨·安德烈亚是杜拉斯的最后一任情人，甚至他的姓安德烈亚也是杜拉斯改的——他原姓勒梅，而安德烈亚是他母亲的姓。安德烈亚后来也成为一名作家，最著名或者说人们最熟悉的他的作品就是M. D，这是玛格丽特·杜拉斯姓名的缩写，中译本叫作《我的情人杜拉斯》。既是她的名字，又是他的作品，他们的墓碑上刻着的那个大大的M. D想来真是包含了所有关于他们的情感往事。

社会学家涂尔干（Émile Durkheim）的墓位于5区。我从维基百科上看到，5区安葬的很多都是犹太人。关于涂尔干，我其实知道得不多，除了他的名字之外，我几乎只知道他是一位社会学家。后来再查资料知道他毕业于巴黎高师（这也是我心目中的又一处圣地），是法国第一位社会学教授。他的墓碑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石子，这是犹太民族特有的习俗，或者说是一种祭奠逝者的方式。电影《辛德勒名单》中就有这样的一幕：当年获救的犹太人或他们的后裔来到辛德勒墓前，在他的墓碑上放下一块块石子。关于这个习俗的确切说法我并不太知道。其中一种说法是，石子是永恒的象征；还有祭奠者会带来家乡的石子放在墓碑上，如此，更赋予这石子更多一重意味。

离开涂尔干的墓，我和Alfred分头行动，去寻找位于6区的波德莱尔。我本来想沿5区西侧的道路向南，准备刚走出几步，便有一位保安小哥向我走来，并且对我说了许多话。我只听了个囫囵，但还是大致明白了意思，因为在他跟我说话的时候，我抬眼向他来的方向看去，结果看到就在稍远一些的地方正在举行一场犹太人葬礼。我充满歉意地向保安小哥笑了一下，赶紧转向绕行。

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的名字能留在我的脑子里，全是因为大学时代的外国文学课。虽然那门课的老师全无外国文学气质，但我仍然还是在他的课上知道了许多人的名字以及他们的代表作。波德莱尔是19世纪的法国诗人，象征派诗歌代表人物，代表作《恶之花》。中国诗界曾深受波德莱尔影响，尤其是诗人戴望舒以及以他所代表的现代派诗歌。

即使是对美术史并不熟悉的人，想必也对画家潘玉良的名字并不陌生，更何况很多年前还曾有一部电影《画魂》就是根据潘玉良的经历改编的。但故事只是故事，真实的生活远比电影更加精彩。电影中潘玉良的扮演者是巩俐，剧集中潘玉良的扮演者是李嘉欣，但是如果看过潘玉良的自画像就会发现，她其实两个都不像，而是原有着另一番风情。通过电影，很多人知道了潘赞化。但他们最终也没能相守一生，而她生命中另一个重要的人是王守义。她后来几乎所有的巴黎岁月都与王守义相连，那又是一段佳话。

长眠在蒙帕纳斯的还有一位华裔画家，就是赵无极。赵无极1940年毕业于杭州美专，1948年赴法。2012年的《文史参考》有一篇文章，标题是“赵无极：在巴黎重新发现中国”，其中提到赵无极常说自己画画的欲望，是在家庭的熏陶中孕育，在杭州美专的教育下滋长的，却是在巴黎得以充分发展并一直延续。看到很多评论以“中西合璧”概括赵无极的作品，不过他的作品最初在中国得到接受也还有一番波折。

甘斯布（Serge Gainsbourg）是一位法国歌手。其实我在之前并不知道他的名字，不过在查看墓园地图时看到他是位歌手，所以当时就google了一下，然后发现原来他是法国流行音乐史上特别重要的人物之一。我读研的时候学法语，也找了很多法语歌来听，其中就包括他的一首经典之作Je t’aime … Moi non plus。我第一次听到那首歌就对它印象深刻，但甚至直到我站在他的墓前也都还不知道那首歌是他写和唱的。只是在我写下这些字之前几分钟，我才终于知道了这件事儿，那种“原来是他”的感觉，很有几分奇妙。创作那首歌时的甘斯布正在热恋中，他那时的女友就是人称法国性感小猫的碧姬·芭铎（Brigitte Bardot）。这段恋情其实很短，但有如天雷勾动地火般的爱情却也给了甘斯布无限的创作激情。有一天，BB要求甘斯布为她写一首最美的情歌，于是就有了这首Je t’aime … Moi non plus。不过，因为歌中所包含的浓烈的性暗示，这首歌在法国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才被解禁。甘斯布还有一首经典之作叫作《丁香站的检票员》（Le Poinçonneur des Lilas），后来想了想，丁香站我大概只是曾经路过，倒是Alfred经常去的一个泳池就在那一站。不过我们在甘斯布的墓碑上没有看到地铁票，只看到很多株绿色植物以及一些热烈开放的花。

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爱尔兰作家，最为人熟知的作品《等待戈多》，即使没看过的人，大约也听过这个名字吧。

法国天文学家勒威耶（Urbain Le Verrier）的墓是2001年修复的。说明牌上只有简单一句，但没有更多的背景。只要对西方天文学有一些了解，想必对勒威耶就不会感到陌生。后来被称为“笔尖上的发现”的海王星的发现，其中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勒威耶。而法国最早的气象台网也正是在勒威耶的主持下建立的，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气象台网。勒威耶曾两度担任巴黎天文台台长。当然，即使对他并不熟悉，看到他的墓碑大概也能猜到他是天文学家了。

埃德加·基内（Edgar Quinet），法国历史学家。蒙帕纳斯公墓北边的埃德加·基内大道以及这一站地铁站都是以这位历史学家的名字命名的。

庞加莱（Jules Henri Poincaré），法国数学家，他的研究涉及数论、代数学、几何学、拓扑学、数学物理、科学哲学等许多领域。他的思想还曾影响过毕加索和爱因斯坦，阿瑟·I. 米勒曾在《爱因斯坦·毕加索》中将此概括为：“正如庞加莱使用更高维度的暗示刺激了毕加索把几何学作为新艺术的语言一样，庞加莱关于时间和同时性的洞见也启发了爱因斯发现相对论。”

庞加莱的墓位于墓园西区南门附近，我们走到这里时已经是午后一点多，又饿又累，于是决定先去吃饭。墓园西区已走完大部分，所以下午将近两点时，我们从东区开始继续我们的探索的行程。

哲学家阿隆（Raymond Aron）的墓就在24区，也就是东区进门向东靠墙的位置，与他的旧日同窗萨特的墓正好是一个大对角。

莫泊桑（Henri René Albert Guy de Maupassant），法国作家。我记得中学英语课本还有一篇课文是由他的小说《项链》改编的。莫泊桑的小说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羊脂球》，一个短篇，细节的勾勒和人物形象的刻画实在到位。从阿隆的墓离开，沿东区中央的一条小路一直向北，就走到了26区。按照墓园示意图上的指示，莫泊桑的墓就在这个区，但是我和Alfred在26区来回找了几圈也没能找到。正在此时，一位浇花的大叔远远地对我们喊了一句什么，我还没反应过来，Alfred先应了一声Oui，就带我向大叔走了过去。这时又有人走过，大叔又招呼了一声，于是我反应过来，原来大叔两次问的都是我们是否要去看莫泊桑的墓，而我没反应过来的那个词，正是莫泊桑（Maupassant）。等那人走过来之后，大叔便带着我们一起走啊走走到了另一片我们还没走过的区域，走到了莫泊桑的墓前。顺便一提，本来我在那天一边看一边在手机上记下了每个墓碑的详细位置，但是那个手机在我回国后不久就完全开不了机了，而当时记下的笔记也还没有存进电脑，所以现在我已经忘记了莫泊桑墓的确切位置，只记得它和示意图指示的位置相差得有点远。

安德烈·雪铁龙（André Citroën），雪铁龙汽车的创始人。他的墓碑十分简单，周围的花儿正在开放。

巴托尔迪（Frederic-Auguste Bartholdi），法国雕塑家。最著名的作品应该算是自由女神（La liberté）了，所以墓园示意图上不只在他的名字后面标注出雕塑家的身分，也标注出了这件作品的名字。

巴托尔迪的墓差不多已经在墓园东区的北侧，从这里离开，我和Alfred继续向北然后向西，就又重新走回了墓园西区。再往西走，就到了13区，音乐家圣-桑（Charles Camille Saint-Saëns）的墓就在此处。不过，我们一直晃了三十分钟才最终将它找到。说到圣-桑，最为人熟知的作品想必是《动物狂欢节》中的《天鹅》，我给Alfred随口哼了一下，Alfred说这不是粤语长片里悲惨故事常用的背景音乐吗？他一说，我才意识到，原来我哼成了马思涅的《沉思》，但是在当时我还真是想不起它的旋律了，我甚至都还能记得小学音乐课本上的那只天鹅。是否图形记忆要比声音记忆来得更直观？大约是吧。直到很久之后，我才最终记起了那段旋律，同时想起的还有这个宁静的午后。

从圣-桑的墓前离开，我们再次向南重新来到贝克特的墓前，这倒不是因为我们对他恋恋不舍，更重要的原因是它可以作为一个参照物，帮助我们找到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的墓碑。墓园的示意图上没有标注，但我在戴维·里夫的书里读到过两个墓碑相距百米开外。虽然找起来仍然不很容易，以至于我们绕了几圈以后几乎想要放弃，但最终当我们找到时，却发现原来它就在2区靠近路边的地方，乌黑发亮的墓碑映着白云蓝天，十分显眼。

戴维·里夫在《死海搏击》中记述了他与母亲最后一次的“旅行”，他写道：

于是，我便安排把我母亲的遗体从纽约的肯尼迪机场运到巴黎，搭的是她一生中搭过可以说数百次的同样的法国航空公司夜间航班。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一起旅行。我记得当时我曾想：“我正在最后一次把我母亲带往巴黎。”飞机开始飞越大西洋上空，我坐在靠窗的座位上，我服的那些镇静剂毫无用处，是她“在控制局面”。下了飞机就上了一辆沃尔沃灵车，车子平稳地从位于城边上的殡仪馆开往蒙帕纳斯公墓，一路经过她如此熟悉又如此深爱的大道。从环城大道到歌剧大道，从歌剧大道到玛德莲大道，从玛德莲大道到协和广场，又越过塞纳河进入圣日耳曼大道——1957年，24岁的她首次来到巴黎就住的“她的”居民区——经过国民议会堂，哈斯贝大道，到蒙帕纳斯大道，最后沿着爱德加·基内大道到达公墓大门。我带我母亲最后一次快速穿过巴黎，然后把她安葬了。

这像是一场归家之旅——重新回到年轻时深爱的城市并长眠于此，她或他们所有的过往成为城市记忆的一部分，也成为我们深爱一座城市的理由。

那天之后，我曾想应该再去花神咖啡馆坐坐，我想在如此种种的角落寻找那些旧日身影与气息。但是直到离开巴黎，这个想法也最终没有实现。或许这样也好，心愿单上未能勾掉的选项，在未来的某一天将会成为另一个故事的开始。这个故事与一座城市有关，也与曾经在这座城市走过生活过的人们有关。

2016年9月1日·巴黎

2017年9月21-27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