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事件由各种“关系”构成，分析人员只有抓住了已掌握的各种事物（特征、物证、线索等）之间的关系，才有可能将案件真相复原，达到破案目的。

      假设一个犯罪嫌疑人连续作案，其作案地点分布广泛，若找出两个最远的犯罪位置，将二者连接起来，并以此连线为直径，画出一个包括所有犯罪地点的圆周，多数情况下，犯罪嫌疑人就住在圆周里，而且可能就住在靠近圆周中心的地区，这就是西方犯罪情报分析理论著名的“圆周假设”。

该假设赖以存在的根基要从犯罪人的行为、生理、心理以及其活动期间地理背景进行多重阐释，也就是说，它是犯罪嫌疑人的行为结构、心理结构与地理时空相结合形成的深层结构关系。比如，犯罪分子首次作案，由于缺乏经验，加上恐惧心理的作用，极有可能选择地理信息较为熟悉的住所附近作案。但是随着其作案次数的增加、作案经验的丰富，犯罪嫌疑人会有意识地躲开自己的住地，到远离自己住所的地区作案，第二次比第一次远，第三次又比第二次远。但是，其有意识逃避终归要有一个限度，到了其不愿去或过于偏远的地方，出于自身安全考虑，犯罪分子就有可能改变方向，以其住所为中心，向周边扩展，这样，作案轨迹就会由“直线”型变为“扇形”，由“扇形”最后演变为“圆周”型。这样我们就能得到犯罪地图基本模式：一种是线形，即沿着一条直线作案；一种是扇形，即作案的轨迹扇形展开。两者结合，可以组成圆形，两者的移动轨迹就形成了所谓的“犯罪圆周”。

案例（例如英国伦敦1982年的约翰·达菲强奸杀人案和河南宝丰“3·18”系列杀人）表明，犯罪分子若是沿既定方向作案，不管是向左或是向右，都具有较为规则的线形特征，这是因为犯罪分子在作案时使用了交通工具，一般选择驾驶汽车，或乘坐公共汽车沿公路到较远的地方作案，然后原路返回到自己熟悉的地区或居住地。有的犯罪分子习惯沿铁路线流窜作案，然后再返回居住地。这两种情形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作案地点往往选择公路、铁路旁边的村镇，因此作案地图显示出较为典型的线形特征。  而在扇形区域内，作案地点的选择则似乎具有“不规则性”，但这只是表面现象。从逻辑上讲，犯罪分子“任意”选择作案地点是可能的，在实战中偶有个案发生，但常常是孤立个案，若是连续发案，其表面上的任意选择，其实暗含着规律性。仔细研究扇形作案区域就会发现，“不规则”中蕴含着“规则”：比如团伙作案，常常选择团伙成员之一较为熟悉的地区，一般为其亲戚、朋友居住地，因为与其他完全陌生的地点相比，亲戚、朋友居住地的地理位置相对熟悉，作案的风险要小一些。

地图分析法只是情报分析中众多分析方法之一种，它既有明显的优势，也有其不足之处。因此，分析人员在使用时要有清醒正确的认识。分析人员首先要把地图中的所有信息当作一个“系统”来看待，杜绝孤立地看问题；其次是“后续动态情报”的广泛使用。犯罪地图虽然是一个系统，但并非一个“封闭”的系统，要随时吸纳“后续”情报线索，这样画出的“犯罪圆周”才更接近于犯罪事实，其有效性更强；再次是与其他走访调查、物证鉴定、信息监控、人际网络等方法配合使用；最后要提高 “解码”能力，不但能读懂犯罪人行为的表层意义，更主要的是企及其“深层无意识”心理。这就需要分析人员具备一定的符号学、精神分析学、文化人类学、犯罪心理学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