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我开始担任工科普物课主讲教师
                                                    （ 求学、教学、科研的一些亲身经历36）

 
       1954年春季开学时,大工物理教研室让我担任水利系大一下学期一个教学班的普通物理课的主讲教师。当时大工各工科专业的普物课都是在大一下学期至大二上学期讲授、共一学年的课程，每周上课两次，每次两学时连在一起。那时大工物理教研室规定，助教在大学物理系毕业之后，至少必须从事三年大学理工科的物理课的助课工作（听主讲教师讲课、上习题课、为学生答疑、批改作业等），且教学表现较好者，才能被选拔担任主讲教师。一旦担任主讲教师，工作顺利完成者，即可升为讲师。当时大工物理教研室内还有一位年青助教与我同时开始担任主讲教师，他大学毕业的时间比我稍晚。
       接受这件工作后，我下了决心一定要把它作好。这是我第一次给大学生讲大课；能不能讲好，不仅关乎别人对我的看法，而且反映了我的教学能力和水平。要讲好课比须事前多作准备。我平时不善言辞、口才较差，更要加强备课。因之我在每次讲课之前，都充分考虑: 这堂课讲什么？如何讲？。那时我备课是非常认真的，差不多讲一个学时的课要花十多个小时备课。我备课的过程大概是这样：先按照教研室所拟定的教学日历中所列应讲的內容去查找、阅读一些参考书，选择讲课的材料；写出讲稿；默读讲稿；再写出讲课提纲，包括标题、物理慨念与物理量的定义、规律及其实验基础、公式及推导、结论等等，同时考虑在讲课时如何书写黑板；手执提纲自我试讲。若发现问题，及时修改讲稿和提纲；讲课的当日早上重温讲课提纲一、二遍。花了功夫，就有收获。我顺利地过了讲课关，被评为讲师。以后，讲过了几遍课，对所讲的內容熟悉了，对讲授方法有经验了，备课就不必如上述那样花很多时间；但每次讲课，我都仍然写出讲课提纲，讲稿就不再写了，叙述的语言和讲解的细节在临场发挥，往往更显得自然、生动、效果更好。
        在我担任主讲教师之前，我与数学系教师肖义珣（现为退休教授）曾同住过一寝室。肖于1951年就开始担任数学课的主讲教师，他的讲课受到学生的欢迎，先后被评为大工和大连市的教学先进工作者。听老肖讲，要讲好课，需懂得教育学和逻辑学，还要了解一些心理学。我看见他藏有这三方面的书籍。我也去买了几本教育学、逻辑学、和心理学方面的书籍来自学。以后我能顺利讲好课和编好教材，得益于这一自学。几年之后，我除了教正规的大学生外，大工物理教研室常安排我为‘工农班’、‘工农兵学员’，和在‘文革’时下工厂‘开门办学’为工人，讲物理课。这些学生年龄大，基础大都只有初中水平；要使他们学好，教师要花很大‘力气’，故一般教师不愿教这类学生。由于我具有一些教育学和心理学方面的知识，讲课时能针对这类学生的特点和心理进行讲解，大都能使学生听懂。当然，所讲授的物理课程水平，比起正规的大学生来，必定要大为降低。过去，大学师范院校以培养中学教师为主要目标，学生都需要学习教育学、逻辑学、和心理学，这些也是师范生的必修课。现在师范院校与非师范院校基本上没有多大区别，教育学、逻辑学、和心理学也不作为师范生的必修课。这样必然要影响我国中学教育的水平。
       在我担任主讲教师前后，大工在每学期的物理课中，都安排了几次习题课。习题课是向苏学习的结果。在我做助课教师时，我对如何上好习题课曾下过一番功夫，摸索出一套教学效果颇好的方法。1955-1956年间，教育部曾成立全国工科物理教材编写组，选调几位名校的教授或副教授集中在清华大学编工科物理教材；同时从各校抽来一些助教协助工作、参与教材讨论和选习题等工作。1955年大約五月间，这些助教来大工参观；他们观摩了我室的各项教学工作，也旁听了我上的习题课。后听金百顺（他是当时从大工抽去的助教）说，他们对我上习题课的方法印象颇深，觉得教学效果较好。在向苏学习时，曾普遍强调要上习题课；以后在纠正向苏学习的片面性时，又一下子都不上习题课。有些事情这样摆来摆去，损失了时间和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