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大战役进行中我的一些经历

            发生于1948年秋至1949年春的三大战役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三大战役已过去75年了，瑾写此文表示记念。

  1948年暑假，国民党为了镇压学生运动，公布了所谓‘匪谍’学生的名单；中央大学数十多名进步学生，包括我们寝室三位室友：李均仁、张建中、沈嘉洋和考入中大十三中校友廖作润、万于夔，被列入该名单之内。国民党还由特刑庭传讯，准备逮捕审判。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援救和安排下，均仁、建中、作润、于夔都化名分别撤往苏、皖、浙解放区，沈嘉洋则在校外躲藏。国民党这样镇压学生运动，暴露了其反动本质，使许多知识青年，我也在内，对国民党彻底失望而逐渐靠近共产党。由于国民党的高压，学生罢课、游行暂时沉寂。自然科学社等进步社团都组织社员学习《社会发展史》、《大众哲学》、《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书籍或文章，以提高思想认识和了解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

  中大规定，四年级寝室六人一间。我们进入四年级后调换寝室时，李均仁、张建中已出走解放区，吴晏平另住他室，我们寝室还缺少一人。正在找人时，我碰巧遇见同从厦大转来中大的级友钮式如，得知他还没有找到寝室，便邀他与我们同住在一个寝室。那时，在中央大学基督教青年会名义之下有一土风舞班，钮式如为负责人；他邀我和吴晏平参加该班，我们欣然同意；原以为它只是个纯娱乐性组织，我们也想活跃一下课余生活。土风舞班平时学跳少数民族舞蹈，也扭扭秧歌

  内战到了决战阶段。发生于1948年9月中至11月初的辽沈战役、1948年11月初至1949年1月中的淮海战役、1948年11月底至1949年1月底的平津战役，国民党均以惨败告终；这三大战役，决定了国民党统治的崩溃。辽沈、淮海、平津这三大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54万余人，使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那段时间中大有些同学常在寝室用收音机秘密收听解放区电台的广播，我也常去收听；有时还到图书馆阅报室看看英文报纸。得知国民党在军事上惨败的消息，大家估计，国民党政府快要垮台了，也对形势发展之快感到意外。

  国民党对进步学生加强压制和迫害，1948年11月25日又在中大进行了一次大逮捕，半夜突派大批军警特务包围宿舍，逮捕了进步学生二十多人，我们室友林长喜也被逮捕。那天半夜，当长喜被特务强行带走时，我们既感到愤怒，也很害怕。第二天，赵玉麟、钮式如躲藏在外，好几晚不回寝室睡觉，当时我还以为他们胆小。解放后我才知道，那时李均仁、张建中、赵玉麟、钮式如都已是共产党员，而林长喜还只是新青社员；、廖作润、万于夔、沈嘉洋都只是参加民主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

  局势急变，国民党政府准备南迁；行政院也要中央大学南迁，遭到师生的反对。战况、迁校、逮捕这些问题扰人心烦；有些学生怕战火很快烧到南京，便回家去了，学校无形中停了课。唐飞宵也回家去了，寝室中只剩下我一个人，颇感寂寞，我也就离校回家。回到高安，已是十二月末了。

  由于家中住房较窄，我借住在育才小学；我的小学、中学、中大同学又是同乡的彭敏奇有时也来同住。1948-1949年间胡以群老师曾以育才小学为掩护，在高安开展民盟地下活动。胡以群老师是胡敦杰校长与刘倩频校长两夫妇的堂侄；那时他常住在育才小学，这样我们便有很多时间交谈；常谈学生运动和对时局的看法。当胡老师了解到彭敏奇与我在中央大学都参加了学生运动和阅读过一些进步书刊后；对我俩说，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快要取得胜利；他参加了民主同盟，希望我们帮他做些工作，我们表示了愿意。过了些时，胡老师单独对我说，江西省民盟组织打算迁来高安；他想通过我父亲向刘校长提出，在育才小学安置几名教师。我答应努力去说服家父；并表示其它工作也乐意去做。不久后胡老师又分别找过我和敏奇，问我们愿不愿参加民盟？他还说，如果我和敏奇留在高安，高安中学将聘我俩为教师；并特意带我和敏奇去见了高安中学的校长。我当时的思想状态是：看到共产党即将取得胜利，已准备迎接解放，愿意为革命做些工作；但我不想参加党派，我觉得我适合于从事科研工作，不参加党派更清高一些。另一方面，我很敬佩胡老师，对他的好意又不便拒绝，只好答应考虑一下。不久得知中央大学即将在南京复课，便找到胡以群老师，说我想回中大继续完成学业，不打算留在高安；胡老师让我自己决定。后来我回到了中央大学；彭敏奇则自愿留在高安并参加了民盟，在高安中学任教；他与罗会标一道成了胡以群老师从事民盟活动的得力助手。1949年初，罗会标从南京回到高安，在高安县政府任会计科长，也参加了民盟。我虽没有加入民盟，但在回中大之前，也帮胡老师做了一些革命工作；有一次我去南昌，胡老师托我去取一些资料，原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那次我带方璐小妹同去，回来时把《宣言》放在璐妹的棉衣袋内，汽车经过望城岗时停车，国民党军岗哨上车检查时，我很担心和紧张。

  漆裕元姑父要我父亲帮助胡以群老师在高安开展工作，我也鼓励他这样做，父亲很乐意地答应了；后来他曾帮高安民盟在商界筹集经费。高安解放前夕，国民党军拟炸毁锦河上连接高安南北两城的石桥，民盟与高安商界商量，由商界出面用钱买通工兵营长假炸，而保存了石桥；父亲也参与了此事。至于省民盟组织迁来高安一事，后来可能因形势发展太快而未进行。

  一月下旬，中大校务会议在进步学生的支持和一些进步教授的影响下作出‘以不迁校为原则’的决议；忠于国民党的校长周鸿经及训导长、总务长弃职离去。教授会投票选出梁希、胡小石、郑集、等十余人组成‘中大校务维持会’，由梁、胡、郑三教授共同主持校政。 ‘中大校务维持会’号召离校学生早日返校，准备开学上课和参加护校活动。其后，成立了‘中大应变会’，负责应变和护校工作。二月中旬留校同学来信告诉我上述消息。待与父、母、妹妹同去参加外祖母八十寿庆之后；大约三月上旬刚过，我便离家返校。那时，三大战役已结束，国民党的败局已定；虽然还在酝酿和谈，但共产党的和谈条件要求严惩战犯、废除伪宪法和伪法统、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估计国民党不会接受；看来解放军渡江解放长江以南之战在所难免。我离家的心情是很复杂的；既有去南京迎接解放的想法，也很担心战火烧到江南后全家的安危。

  3月20日左右回到学校，正赶上开学。这个学期基本上没有上几天课。开学后不久便是‘四一’请愿游行，土风舞班成了一支很起作用的宣传队。‘四一’因血案罢课；再过些天就是4月23日，南京解放，欢迎解放军、宣传，参加接管学校、学习、清点设备和仪器的工作，参军，等等；几乎整个学期都在革命热潮中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