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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1952年的大连工学院应用物理系(三)---该系能否教出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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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1952年的大连工学院应用物理系(三)---该系能否教出院士?
（ 求学、教学、科研的一些亲身经历30）
1949-1952年的大连工学院应用物理系共有三届学生:第一届学生系1949年入学,他们入学时是其他系的学生, 读完一年级后于1950年再抽调过来读物理系二年级，1952年读完三年级后,提前一年毕业。第一届学生在毕业时共有20人，其中三人徐庚武、金百顺、何乃宽留校任助教，后来这三人先后成了第二次办物理专业、第三次办物理系的骨干，徐庚武曾长期任物理系系主任。第一届毕业生中，有王之江、姚骏恩等五人分配到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最初之名为中国科学院仪器馆）在王大珩先生指导下进行研究工作。第二届学生系1950年入学, 共20余人，读到二年级后,于1952年因院系调整,调至东北人民大学（后改名为吉林大学)继续学习到1954年毕业。 第三届学生系1951年入学, 共30余人 读到一年级后,于1952年因院系调整,大多数调至东北人民大学,少数几人调至东北师范大学,继续学习到1955年毕业。
大连工学院应用物理系在初开办时，缺乏讲过物理专业理论课的教师。第一届学生大二时的理论力学课，因找不到合适的讲课教师，只好在尚未遣送回国的日本侨民中，找一位曾讲过大学理论力学课的教师来开课。这位日籍教师用日语讲课，由郭永江助教在场翻译成华语。郭永江曾留学日本，肄业于早稻田大学。学生不懂日语，对这种讲课方法很不习惯。后来只好又改请大连海运学院一位刚聘请来的副教授担任理论力学的讲课教师。 我举这个例子是在说明大工物理系初开办时在教学上的艰难困苦。在这种情况下，那时大工物理系的教师很自然地没有一个人会相信这三届学生中后来能够有人成为院士。
可是后来的实际结果是,在第一届学生中有2人成为院士, 在第二届学生中也有2人成为院士;他们是第一届的学生王之江、姚骏恩和第二届的学生陈佳洱、宋家树。王之江先后在中科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和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工作，曾任中科院上海光机所研究员、所长，是我国激光技术的开拓者之一，以其为首研制成功中国第一台激光器--红宝石激光器；于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姚骏恩先后任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北京科学仪器研制中心和北京电子显微镜（开放）实验室副主任、研究员，是我国研制和生产扫描隧道显微镜的首创者和开拓者；于200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陈佳洱于1955年分配到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任教，1963年至1965年被送往英国牛津大学核物理系和卢瑟福高能研究所进修，1982年至1984年曾赴美国石溪大学和劳伦斯伯可利国家实验室任访问科学家，长期致力于粒子加速器的研究与教学，是这方面的专家；于1993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84年开始先后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校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及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等职。 宋家树1954年于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物理系大学毕业，接着读 该校研究生，1958年研究生毕业，1960年到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工作，历任车间副主任、厂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1986年在核工业部军工局任总工程师，从事高温合金及金属强度研究并获得成果，为发展中国的核武器技术作出了重要贡献；为金属物理学家，材料科学家，于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从这四位院士的学习和科研工作经历来看，他们在大学毕业以后，所分配到的工作单位的科研条件（如领导科研的专家、科研课题和经费的来源、科研仪器设备等等）对他们的学术成就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样看来，他们成为人才，当上院士，主要还是靠后来的科研工作；虽然在大工物理系的学习帮他们打下了基础，但不能说“大工物理系教出了院士”。然而问题没有这么简单。兹以王之江、姚骏恩为例来说，他俩读大学时，王大珩先生担任系主任，大连工学院应用物理系就是按照王大珩主任的设想办学的；王之江、姚骏恩在长春光机所工作时，王大珩先生又担任该所所长，他俩仍在王大珩先生的领导下和亲自指导下进行科研工作。因此，王之江、姚骏恩可说是王大珩先生培养出的人才。我们可以提出如下问题，如果王大珩先生不被调走，仍留在大工物理系继续当系主任，王之江、姚骏恩大学毕业后也留在系里，他俩是否还能成为院士？我感到这个问题涉及很多方面，相当复杂，一时说不清楚，便提出来供对此有兴趣的网友思考。
现在许多大学都提出目标，要争取成为国际知名的大学。大学的核心任务是培养人才。我的这个问题也跟培养人才有关。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71626-2998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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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学、教学、科研的一些亲身经历30）
1949-1952年的大连工学院应用物理系共有三届学生:第一届学生系1949年入学,他们入学时是其他系的学生, 读完一年级后于1950年再抽调过来读物理系二年级，1952年读完三年级后,提前一年毕业。第一届学生在毕业时共有20人，其中三人徐庚武、金百顺、何乃宽留校任助教，后来这三人先后成了第二次办物理专业、第三次办物理系的骨干，徐庚武曾长期任物理系系主任。第一届毕业生中，有王之江、姚骏恩等五人分配到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最初之名为中国科学院仪器馆）在王大珩先生指导下进行研究工作。第二届学生系1950年入学, 共20余人，读到二年级后,于1952年因院系调整,调至东北人民大学（后改名为吉林大学)继续学习到1954年毕业。 第三届学生系1951年入学, 共30余人 读到一年级后,于1952年因院系调整,大多数调至东北人民大学,少数几人调至东北师范大学,继续学习到1955年毕业。
大连工学院应用物理系在初开办时，缺乏讲过物理专业理论课的教师。第一届学生大二时的理论力学课，因找不到合适的讲课教师，只好在尚未遣送回国的日本侨民中，找一位曾讲过大学理论力学课的教师来开课。这位日籍教师用日语讲课，由郭永江助教在场翻译成华语。郭永江曾留学日本，肄业于早稻田大学。学生不懂日语，对这种讲课方法很不习惯。后来只好又改请大连海运学院一位刚聘请来的副教授担任理论力学的讲课教师。 我举这个例子是在说明大工物理系初开办时在教学上的艰难困苦。在这种情况下，那时大工物理系的教师很自然地没有一个人会相信这三届学生中后来能够有人成为院士。
可是后来的实际结果是,在第一届学生中有2人成为院士, 在第二届学生中也有2人成为院士;他们是第一届的学生王之江、姚骏恩和第二届的学生陈佳洱、宋家树。王之江先后在中科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和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工作，曾任中科院上海光机所研究员、所长，是我国激光技术的开拓者之一，以其为首研制成功中国第一台激光器--红宝石激光器；于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姚骏恩先后任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北京科学仪器研制中心和北京电子显微镜（开放）实验室副主任、研究员，是我国研制和生产扫描隧道显微镜的首创者和开拓者；于200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陈佳洱于1955年分配到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任教，1963年至1965年被送往英国牛津大学核物理系和卢瑟福高能研究所进修，1982年至1984年曾赴美国石溪大学和劳伦斯伯可利国家实验室任访问科学家，长期致力于粒子加速器的研究与教学，是这方面的专家；于1993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84年开始先后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校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及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等职。 宋家树1954年于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物理系大学毕业，接着读 该校研究生，1958年研究生毕业，1960年到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工作，历任车间副主任、厂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1986年在核工业部军工局任总工程师，从事高温合金及金属强度研究并获得成果，为发展中国的核武器技术作出了重要贡献；为金属物理学家，材料科学家，于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从这四位院士的学习和科研工作经历来看，他们在大学毕业以后，所分配到的工作单位的科研条件（如领导科研的专家、科研课题和经费的来源、科研仪器设备等等）对他们的学术成就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样看来，他们成为人才，当上院士，主要还是靠后来的科研工作；虽然在大工物理系的学习帮他们打下了基础，但不能说“大工物理系教出了院士”。然而问题没有这么简单。兹以王之江、姚骏恩为例来说，他俩读大学时，王大珩先生担任系主任，大连工学院应用物理系就是按照王大珩主任的设想办学的；王之江、姚骏恩在长春光机所工作时，王大珩先生又担任该所所长，他俩仍在王大珩先生的领导下和亲自指导下进行科研工作。因此，王之江、姚骏恩可说是王大珩先生培养出的人才。我们可以提出如下问题，如果王大珩先生不被调走，仍留在大工物理系继续当系主任，王之江、姚骏恩大学毕业后也留在系里，他俩是否还能成为院士？我感到这个问题涉及很多方面，相当复杂，一时说不清楚，便提出来供对此有兴趣的网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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