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前身是成立于1930年的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主任钱天鹤，馆址南京。1934年自然历史博物馆改名为动植物研究所，王家楫任所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动植物研究所于1937年9月由南京开始迁往长沙，后到南岳，又迁到广西阳朔，1939年初到达四川重庆北碚。

近日阅读《朱树屏信札》（海洋出版社2007年），发现两则史料。

朱树屏（1907—1976），字锦庭、锦亭，山东昌邑人。1934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生物学系，同年入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为助理研究员，1938年考取中英庚款赴英留学，获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任云南大学生物系教授、山东大学水产系教授兼系主任、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研究员、农业部水产实验所所长。

王致平（1913—2001），山东益都人，毕业于中央大学农学院，朱树屏夫人。

王致平跟随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从阳朔迁至北碚。在1939年1月26日王致平给朱树屏的信中有如下文字：“十二月二日由朔动身，在柳州曾由敌机的燃烧弹下脱险，当黑烟尚弥满天空中的时候，我们抢出了自己的行李，第二日（七日）早即由柳启程，直至十四日始达重庆，寓旅馆内约二十余日，一月九日又来北碚，现在已租好了一间房子住着。”

朱树屏1938年9月19日与同届留英生21人乘船从香港出发赴英国。1938年12月2日王致平带着母亲、女儿由阳朔动身，6日在柳州遭遇日军飞机轰炸，7日离开柳州，14日抵达重庆，1939年1月9日在北碚安顿下来。此段细节可见当年动植物研究所迁徙中战火凶险、路途艰辛。

1944年3月15日伍献文致朱树屏信中有如下文字：“锦亭贤弟鉴：……此有一要事要拜托：Needham先生在英发表旅华观感录，其在《Nature》Vol.152,No.3840所登者由弟抄寄已悉。务请弟将全文译出寄之重庆大公报馆发表（可用笔名不必用真名）。此事关于吾所之名誉极大，望弟拨冗为之。”

伍献文（1900—1985），浙江瑞安人，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李约瑟（1900—1995），英国人，世界著名的生物化学家和科技史学家，著有三卷本《化学胚胎学》和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李约瑟英文原名约瑟夫·尼达姆（Joseph Needham），出于对中国道家始祖李耳（即老子）的崇敬，他以“李”为姓，把自己的英文名翻译成“李约瑟”。1942年，李约瑟受英国政府委派，参加文化科学协作代表团来到中国，并于当年秋天在重庆浮图关建立了中英科学合作馆，亲自担任馆长。中英科学合作馆向中国科学界提供了大量的仪器和化学试剂，并将6775册科技图书通过海路运到印度再中转空运来华，还将近200种英国科学工程和医学杂志复制成微缩胶卷运到中国，成为战时中国科学界的主要信息来源。1943年至1945年，李约瑟访问了近300个学术研究机构，足迹涉及云南、四川、贵州、山西、甘肃、广东、广西、福建等省，总行程超过2.5万公里，并撰写多篇文章发表在《Nature》上，介绍他走访这些学术研究机构的亲身见闻。目的正如李约瑟接受《大公报》采访的答记者问：“因为战争与世界环境之情势所使然，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已隔离得太久了，现凡有关于中国科学界同人从事于何种工作之记载，均为英美两国自然科学杂志之读者深感兴趣。现在也要让中国科学界人士，有一个机会知道我怎样叙述和赞美他们克服战争与流亡的种种困难的努力才好。”1943年4月9日，李约瑟访问了因抗战而从南京辗转迁至四川重庆北碚的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并与研究所同仁合影。之后，李约瑟在《战时之重庆科学界》一文中写下了他对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的观感，此文发表在《Nature》Vol.152,No.3846（注1）上。在英国的朱树屏看到这篇文章后，将文中有关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的部分抄寄给伍献文。伍献文看后请朱树屏将全文译成中文，寄给重庆大公报以求刊载。朱树屏是否完成译文？大公报是否收到并刊载？因手头无确切资料，暂付阙如。1945年，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建康与国立武汉大学理学院化学系教授徐贤恭合作，将李约瑟在华期间所作9篇文章（6篇为李约瑟访问学术研究机构之见闻，2篇分别是李约瑟在中国农业协会和中国科学社年会的演讲词；1篇是李约瑟接受《大公报》采访的答记者问）全部译成中文，1947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书名《战时中国之科学》。

翻开《战时中国之科学》，其中有关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的文字如下：“无疑的，最大的科学中心是在一个小市镇上，叫作北碚，位于嘉陵江西岸。此镇所有科学团体与教育机关，不下十八所，其中大多数都很重要的。

起头要提到的为中央研究院动植物与气象两个研究所。动植物研究所在王家楫博士领导下，工作甚为紧张，约有二十位科学工作人员，专心致力于研究。王博士自己是一位著名的原生动物学家，他除任该研究所所长以外，还兼原生动物组组长。脊椎动物组组长为伍献文博士，他们都特殊地注重鱼类分类学，但也研究鱼类生态及生理学。例如张孝威正研究在山水急流中鱼（例如“爬岩鱼”）之生活适应问题，刘建康研究Paradise fish（四川的斗鱼）鳃中氯化物分泌细胞问题，及借鱼类管制蚊子幼虫问题等。陈世骧博士为昆虫学组组长，该组所进行之工作为昆虫分类学、生理学（如呼吸及排泄时唧唧之声之类的问题）及捕虫植物即狸藻属植物（谭娟杰小姐）诸问题。饶钦止博士为一位藻类学家，担任植物学组组长。该组除研究淡水藻类外，还研究高等植物，尤其是伞形科植物之分类。

此研究所高踞嘉陵江上（西岸），环境清幽，其中工作人员甚形紧张。参观之人，欣羡之余，深觉其具有世界上最优良的实验室之研究空气。”（注2）

注1：2015年3月11日请水生生物研究所办公室马云同志查对原文，此文刊登在1943年7月17日出版的《Nature》152卷3846期64—66页（非3840期）

注2：这段文字与《战时中国之科学》原刊之译文稍有不同，乃本博主2000年10月访问刘建康时得其指导。

1943年李约瑟访问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前排左起王家楫、钱崇澍、陈世骧、饶钦止、刘建康，第二排左起倪达书、李约瑟、杨平澜，第三排左起伍献文、单人骅、王致平、贺云鸾，第四排左起张孝威、吴颐元、徐凤早，最后一排左起黎尚豪、张灵江。

《战时之中国之科学》书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