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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宗刚按：本人积二十余年之力，成《秉农山先生年谱长编》一书，二〇二六年八月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问世。今年为秉志先生诞辰140周年，呈献为之纪念，可谓尽绵薄之力是也。此特将陈宜瑜院长之赐序，及本人所写之后记，刊载于此，以作新书出版消息。

陈宜瑜之序

近代中国屡遭国难，渐有被列强瓜分，亡国灭种之虞；于是在仁人志士推动之下，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以适应世界大势。在社会转型时期，各种思潮纷呈，个体之人选择不同，即有完全不同的人生。秉志先生即生活于这个急剧转型的年代，他选择了现代科学，成为中国动物学的开创者。

秉志，字农山，河南开封人，满族，生于1886年。父为私塾教师，秉志幼时随父读书，接受传统文化教育。1902年，年十七入新创河南高等学堂学习，且仍选择科举为人生进取的途径，十八岁中举人。但是，获此名位之后，秉志即厌弃仕进，以为钻营计较于官场甚为不值，此时已具有高尚的情操。此后秉志终身不曾为官，或者一官半职之类。河南高等学堂学习两年，考取京师大学堂预科。在北京学习期间，留心国事，而知国耻，赞同科学救国。1909年考取庚款留学赴美，入康奈尔大学习动物学。秉志在美十一年，获得博士学位，且在韦斯特解剖与生物学研究所工作二年，还曾与留美同学一道组织成立中国科学社，创办《科学》杂志；之所以作长期滞留，是欲涉猎更多动物学分支学科，以便回国开创中国动物学事业。1920年回国，任教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业专修科，1921年在该科与胡先骕一同创建生物系，翌年又同胡先骕、陈桢、钱崇澍、陈焕镛等一同设立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在学校传授知识，余时则在研究所从事研究，并招优秀学生来所予以训练，中国生物学由此兴起，培养了一代动物学人才。民国时期从事动物学研究的学者，大多出自其门下。

秉志为中国动物学开山之人，在中国科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然而科学文化繁荣的今天，居然没有一部传记，很是遗憾。上世纪八十年代，尚有一些秉志的学生在世，他们写了一些回忆乃师的文章，让我们对秉老有了一些亲切的了解，此后即无类似著述。历史渐行渐远，历史人物也渐渐模糊，总让人唏嘘不已。2006年在秉志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之际，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资助翟启慧、胡宗刚两位先生合编三卷本《秉志文存》问世，首次将秉老著作予以整理，是一个良好开端。十五年过去，胡宗刚又编成《秉农山先生年谱长编》，将秉志一生之事迹、交谊、学术成就，尽可能予以记录，且多为第一手材料，真实可信，良可庆贺。书成之后，宗刚惠示书稿，言即将付印，并征序于我。我的导师伍献文先生，乃秉老得意门人，忝为再传弟子，不可辞让。通读书稿，写下几点感想，以作引喤推荐。

我们知道中国现代科学源于西方，秉志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读书期间，即立志回国开创中国生物学研究，但科学研究事业如何兴起、研究所如何创办？秉志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之所以往费城韦斯特研究所，除进行神经学研究之外，还在于考察该所创建历史、隶属关系、所内运行机制、所内部门设置等。回国之后，即以韦斯特研究所利用费城大学，而又独立于外，由学术团体主办的机制为蓝本，利用时已改组的东南大学生物系而创建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秉志回国之时，北京大学的胡适也邀请他前往北大任教，但中国科学社在南京，所以他选择南京高师。其时，北大是大学，南京高师是专科学校，弃大而就小，可见其苦心孤诣。生物所为中国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所，其后成立的静生生物调查所、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即生物所的延展，均为秉志所谋划，《年谱》所载，清晰可见。

韦斯特研究所起步之时，资金来源主要是民间资助；生物所创建，也走募捐之道，但中国资本主义尚不发达，民间资金有限，此中坎坷，有让人难以想象之处。1922年生物所创办，是在胡石青、王敬芳、张謇等人承诺出资相助之前提下，才着手创办；但他们的承诺却迟迟不能兑现；虽然东南大学提供少许器材药品，科学社提供房舍和少许经费，授课之余在所从事研究，均不支薪。在他人早已放弃，但秉志等人却坚持不懈，等待时机。1926年获得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的资助，每年1.5万元，于是研究所得以发展，招聘专职人员、大规模采集动植物标本、印行《研究丛刊》与国内外交换，由此国际生物学界渐知中国生物学家也有研究能力。由于生物所持续努力，中基会也将资助力度提高至每年5万元。但抗战爆发，却中断了生物所发展，迁至重庆北碚，勉强维持几年，因经费断绝而不得不停办。《年谱》在记述秉志个人事迹同时，也注重生物所历史之记载。

清末西方天演论学说已在中国传播，秉志在京师大学堂时期已有接触，待赴美留学之初，夙日阅读进化论等著作，倾心于达尔文学说，以观察实验入手，开展动物学研究。其后，秉志在动物形态解剖学领域有较深造诣，解剖各种动物器官，最终目的是为证明进化之存在。秉志晚年获得安心从事研究条件，即而沉浸于实验室中，专心研究鲤鱼，出版《鲤鱼组织》《鲤鱼解剖》两部专著。在1953年起手之时，已是六十有八的老人，他写道“根据达尔文主义，先由鱼类起首，以后继续研究鱼类以上之各种脊椎动物，探索天演之奥秘，冀能有更新之发现贡献于社会群众，使人民皆能进一步了解天演之真义，为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社会而奋斗。”一般而言，研究人员进入老年之后，只是指导学生即可，但秉志亲赴实验室，率领团队，以实现其学术追求，此亦看出他对新中国的拥护。由于《年谱》作者专业知识有限，对秉志学术成就仅作基本陈述，取舍是否恰当，还有待专家学者作深入评述。

秉志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动物学奠基人，且文理兼通，中西并融，人格完美，道德高尚，一直为我所景仰。今《秉农山先生年谱长编》出版，相信将有助于更多晚辈后学，对前辈大师的为人为学有所了解，从中吸取治学能量，以裨益于今日动物学的发展。

是为序。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陈宜瑜：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前主任

编纂者后记

中国近现代动物学奠基人，惟秉志是也。秉志，原名翟秉志，字农山，河南开封人，生于1886年，殁于1965年。1909年考取第一届庚款生，放洋留美，获博士学位，且在美工作多年，意在涉猎更多动物学研究领域，以便回国开创中国动物学；且关注现代研究所之建制，以便回国开办生物学研究所。1919年回国，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科动物学教授，1921年在该校与植物学教授胡先骕一同设立生物系，此乃国立大学中第一个生物系；此后又与胡先骕联手，依托中国科学社，于1922年在南京创办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再依托于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和尚志学会，于1928年在北平创办静生生物调查所。此为其亲手创设之机构，尚有更多机构在其影响之下而成立，此不一一列举。

中国向以历史为重，但在某一时期，历史被虚化，如秉志者，也被淡忘，致使其生平交游、德业事功不彰。笔者有幸于2006年，在秉志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之际，与其嗣哲翟启慧先生一同编辑三卷本《秉志文存》，得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之资助，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其时，本人涉足中国近现代生物学史有年，以业余身份从事研究，且将研究范围限定在中国生物学主要研究机构和重要人物之研究，已在搜集秉志传记材料，拟辑录其《文集》、编纂其《年谱》、著述其《传记》，且在等待支持者，实现此愿望。然而自《秉志文存》出版之后，即未得机缘；但编纂《年谱》工作却一直在进行，直至如今，前后历经二十余载，始得杀青面世。

秉志在中国近现代科学史上具有崇高地位，其社会交往虽不广泛，但其领导动物学研究事业几乎遍及民国时期所有生物类研究所和大学之生物系，门生众多，而其本人平生研究动物学不辍，成果丰硕；其对国家之科学、教育、文化诸事业也十分关注，著述颇多。如此人物，其传记材料一定甚多，只是散落在各地档案馆和民间、散落在各种报刊和图书文献之中。《年谱》未得资助、未被列入某项课题也是一种幸事，可以从容为之，细心发掘史料，每得一条，心为之欣慰一点；否则，若有资助，便是任务，便有时限，匆忙推出，定有遗漏、定为遗憾；当然，此说并非谓今日呈现之文本已齐备，只是尽人力，了然于心而已。

没有得到资助并非没有得到支持，恰恰相反，正是在多方，有些甚至是持续之支持，才使本谱得以完成。首先要感谢笔者所供职之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二十余年来各届领导所给予学术之自由，且让我从一个业余身份转变为专业岗位，没有这样一份宽容，不仅不能完成是书，甚至其他著述。感谢笔者在著述其他机构史时，各机构所给予之支持，使我有机会在翻阅该机构史料之同时获得本谱主之材料；感谢谱主后人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翟启慧研究员，她不仅提供谱主遗稿，还帮助回忆历史，甚至以其动物学专业知识把握本谱对谱主学术记述；感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张剑研究员，其所主持中国科学社研究，整理出版该社史料，在尚未正式出版时，即为提供使用。感谢编辑冯勤先生，笔者大多著述，经其手而得出版，结下友情；其还是出版年谱之专业编辑，且熟悉史料，本谱得其关顾，生色不少。二十余年著述生涯，结识许多师友，所获襄助各式各样，恕未一一列举，但均铭感于心。

研究著名人物，至少应有三部著作，即《文集》《年谱》《传记》，但愿本《年谱》之出版，能为《传记》作者提供可靠之材料，促其问世，还有更多研究文章见诸报刊，从而促进史料进一步发掘，于愿足矣。

辛丑上元节胡宗刚于庐山植物园鄱阳湖分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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